04 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的參考文獻有哪些(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面臨經濟全球化，將會遇到什么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尤其是銀行業應該怎樣改制)

2001年，我國首次采用國際權威的米勒標準進行公眾科學素養調查，中國人科學素質的比例僅為1.4％，僅及美國1990年的1/5。這絕非是中國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科學技術的熏陶。我們還允許長此以往嗎？

2、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從質的方面推進我國的經濟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產業結構開始了新一輪調整，調整的主要內容：一是產業重心由二產業向三產業轉移；二是重點加快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的發展，推進產業結構高級化。25年的發展，我國經濟水平也邁上了一大臺階，供給短缺的時代已基本結束，一般工農業產品出現了階段性、結構性剩余。但結構不合理的矛盾也逐漸顯露出來，集中表現在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過低，國民經濟整體素質不高，國際競爭力不強等方面，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階段。要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條件下，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實現生產力跨越式發展。

（1）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改善三次產業狀況。總的說來是強化第一產業，提高第二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農業要以強化品種、提高質量、增加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規模化、集約化經營；二產業要突出高科技的應用和對傳統產業的改造；三產業要把信息產業、金融保險、買粉絲等現代服務作為重點，放在結構調整更加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加速我國工業化的步伐，同時迎頭趕上知識經濟時代的浪潮，迎接全球化競爭的挑戰。

（2）發展信息產業，使之與產業結構調整緊密結合。一方面以信息技術帶動一批高新技術的產業化，使之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提高；另一方面應用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加快產品的更新換代，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

（3）努力提高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國家要有重點的發展小城鎮，積極發展中小城市，不斷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功能，充分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通過繁榮大、中、小城市經濟，把農村大量富裕勞動力吸收到城鎮中來，使我國城市人口由現的39％提高到2020年的50％以上，特別是云南，現在城鎮化人口僅為25％，任務更艱巨。

（4）進一步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別。中央政府要加大西部開發的力度，重視東北部老工業基地改造。同時發揮東部的區位優勢，使之在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對外開放等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從而達到全國各地區的協調發展，逐步實現全國的共同富裕。

3、拉動內需，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發展。1997年后，我國告別了幾千年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相對過剩”的買方市場。但目前出現的“相對過剩”是一種典型的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又是消費需求不足，這就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過多的依賴于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和對外貿易。這對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極為不利，關鍵還是要擴大內需。拉動內需，重點是在改善消費環境，提高消費水平。

一是要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在生產逐年發展的基礎上，使普遍居民收入都得到改善的前提下，各級政府要特別關注兩類人口群體收入的提高。一類是尚未脫貧的農村貧困人口；第二類是城鎮貧困人口，包括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企業效益較差的部門職工，以及提前退休或被拖欠退休金的人員，因疾病、孤寡年老等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員。

二是拓寬消費領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當前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仍在40％左右，農村居民則高過于50％。在努力降低恩格爾系數的同時，城鎮居民要重點突出住房、教育、交通、醫療、旅游的消費領域。農村居民則在增加教育、醫療和提高居住質量等方面下功夫。

三是加大公共設施投入，改善公共消費。政府將會不斷增加城鎮鄉村對交通、教育、文化、體育、醫療保健、社區服務等公共設施的投入。可采取政府出大頭、企業出中頭、居民個人出小頭的措施加大投入力度，加速提高居民公共消費比重，改善居民公共消費質量，從而也會降低這些設施維修的成本。

四是穩步推進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居民消費的制度障礙。要通過立法，從制度上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穩定性、連續性，逐步完善和提高個人帳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社會保障資金管理辦法，并開征社會保障稅，為逐步解決目前保險履蓋率過窄，保費過低問題奠定物質基礎，要全面普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對低收入群體救濟的法律法規制度，從而消除居民對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安定感，使之形成新的理性預期，從而提高自身的消費傾向。

五是放棄和改革約束消費環境的政策，促進消費增長。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為改善消費環境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消費環境越來越寬松，較好的刺激了有效需求。但抑制消費的體制和政策仍未從根本上得到扭轉，消費環境仍不夠理想，政策的空間還大，仍需進一步努力。

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現時的經濟全球化是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過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他們的基本原則。但另一方面利益都有互動性，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一定要有所作為，我們既要與狼共舞，又要與發展中國家謀求好合作，形成合力，采取共同行動，以提高對世界經濟的全球調控能力，加快對不公平的國際財富分配格局的改變，同時也為國內經濟發展創建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為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早日實現提供機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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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桂棋.經濟全球化的基礎與實質[j].經濟理論，2004，（4）

[5]亞當斯密.國富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文獻號 】1-505

【原文出處】云南行政學院學報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號】200406

【原刊頁號】63～65

高分求論文開題報告

內容摘要：隨著全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綠色貿易壁壘”逐漸形成并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造成很大影響。本文對我國農產品出口遭受綠色貿易壁壘阻礙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與綜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旨在降低綠色貿易壁壘對現行我國農業的不利影響并推動我國農業朝著可持續性的綠色農業方向發展。

關鍵詞：綠色貿易壁壘 環境保護 農產品 出口

我國農產品出口屢遭綠色壁壘阻礙

隨著整個社會環境保護意識的不斷增強，國際間的農產品貿易已成為各類環保規則及標準所涉及的主要領域。一個例子就是WTO框架下的《貿易技術壁壘協議》及《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規定成員國政府有權采取適當措施，確保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劑影響，確保人類健康免遭進口動植物所攜疾病的損害。這些例外條款賦予成員國根據本國環保水平制定對本國產品和進口品同時生效的環保標準的權力。這些制度層面的變化客觀地支持了綠色貿易壁壘的形成。

綠色貿易壁壘是指各世貿組織成員為保護環境和國民健康，對進出口商品制定的技術、安全和衛生標準。但須遵循兩個原則：非歧視性原則；對發展中國家成員設立這些措施時應予特殊考慮。在此基礎上，世貿組織對于“正當綠色貿易壁壘”予以肯定。然而，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且對所謂“正當綠色貿易壁壘”并無規范和公正的評判標準，這一權力不可避免地被許多進口國濫用。

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到最后的消費都與環保問題息息相關，綠色貿易壁壘必然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產生重大影響。一般說來，綠色貿易壁壘只對發展中國家起作用。發達國的經濟基礎好、技術水平高、環保意識強，環保標準比較嚴格，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落后，環保水平和環保標準在短期內無法與發達國相比。為了競爭的需要，發達國家常常制定過分苛刻的環保標準。綠色貿易壁壘成為發達國家利用世貿組織協議下允許的游戲規則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市場的不公平競爭手段。其結果是發達國家的農產品能順利進入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往往因難以達到發達國家的環保標準而被拒之于發達國家之外。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農業生產的環保水平還比較低，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法及過程、包裝貯運、產品成分及性能等與先進國家相比都有較大差距。因此我國是受綠色貿易壁壘影響較大的國家。據聯合國統計，2002年我國約有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價值74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因綠色貿易壁壘受阻。以養蜂業為例，我國是世界蜂業大國，蜂蜜產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但今年年初，歐盟以我國蜂蜜所含氯霉素等抗生素超標為由，中止進口中國蜂蜜。歐盟國家的許多商場陸續將中國產蜂蜜撤下柜臺，停止出售；已運抵歐盟國家的中國蜂蜜被執行退運。歐盟甚至全面禁止進口中國的動物源性食品和水海產品。另外，中國成為受到美國“綠色貿易壁壘”限制進口最多的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對我國的許多農產品實施了綠色貿易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給我國農產品出口帶來了巨大損失，嚴重削弱了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因此，合理應對國際貿易中日益苛刻的綠色貿易壁壘，是走出我國農產品出口困境和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迫切要求。

我國農產品出口受綠色壁壘阻礙的成因分析

客觀地分析，我國農產品出口所陷綠色貿易壁壘困境，其原因來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競爭壓力下產生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則來自于我們自身。

外部因素

世貿組織中許多有關環境保護的協議和規則，缺乏規范性和統一性，存在諸多漏洞，爭端解決機制不完善，例外規則滋生機會主義行為。如關于食品衛生安全的規定就比較模糊。在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形勢下，一些國家把這些并不完善的規則當作制定歧視性政策的依據，為限制進口的手段帶上合理合法的面具。在WTO目前的框架下，缺乏應有的雙邊或多邊的非正式的協調溝通機制，一旦出現某種變化，進口國往往無法及時采取補救措施而遭受巨大損失。如青島海關2002年1至3月被退運凍雞505.4噸，就是因為進口國實行了新的檢疫標準。

內部因素

我國環境標準與國際標準相比過低，缺乏一套統一的環境認證體系。在現有的19278項國家標準中，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不足50%，高新技術標準嚴重缺乏。此外，國外在產品研發階段就已開始制定標準，而我國的標準制定卻存在滯后期，周期也長。國內較低的環保標準和落后的環保貿易法律體系，使得我國在應對綠色貿易壁壘方面陷于被動地位。

農產品外貿體制不完善。改革開放后，國有外貿公司進出口專營的壟斷局面被打破，但我國農產品出口還沒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體制。通常的做法是，擁有進出口權的貿易公司通過收購或者事先簽訂的訂單從農村獲得貨源，經過進一步的加工和包裝，然后出口。其弊端是生產與出口主體分離，負責生產的管不到出口，負責出口的也難以參與生產。這種分離造成了主體利益的不一致性，致使交易雙方掌握的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滋生。

缺乏服務于農產品生產、銷售的中介組織，造成農產品市場信息無法及時獲取、傳遞和擴散。經常出現某家企業在遭遇綠色壁壘后的一段較長時間內，國內其他企業重蹈覆轍的現象。如2002年歐盟禁止進口我國動物源性食品，由于信息不暢，企業各自為戰，以至接二連三地遭遇退運，損失慘重。

土地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作為一項產權制度安排，在改革開放初期，曾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然而隨著我國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經濟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其弊端也逐步顯示出來。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產品出口的最大障礙就是其生產分散性。這種以家庭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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