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20出版地(服務貿易（旅游業）發展機遇怎樣？)

如何將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有機結合，做到既保護了文化遺產，又推動了文化旅游，我們還未能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方針，因此而貽誤了諸多發展的機遇。

文化遺產數字化是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新興產業基礎的一個關鍵環節。目前，"文化內容革命"正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世界各國為迎接信息時代的到來，正大規模地將文化遺產轉換成數字化形態。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推動"世界的記憶"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文化遺產數字化，以便永久性地保存，以及最大限度地使公眾公平地享有。1999年，在芬蘭倡議下，歐盟國家開始啟動一項多國框架性合作項目，名為"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文化遺產數字化被確定為基礎性內容。我國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因國家數字圖書館工程的啟動（1996年）可以說動手并不晚，但直至目前，還沒有形成國家發展戰略，還沒有將其上升為國家文化產業建設的基礎性工程，這不能不說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個深層危機。

向數字媒體轉移是將傳統文化資源開發為經濟資源的必要步驟，實質上是為空前規模的產業整合準備條件，具有巨大的經濟意義。國際性信息技術集團和文化傳媒集團早已開始著手整合世界各國的數字文化資源，為開發新的世界市場做好準備；中國文化資源關系到對中國文化產品市場的占有，這塊市場也為他們覷覦已久。1999年，美國大片《木蘭》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中國的文化資源已經經國際傳媒資本之手轉化為文化產品，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界的強大競爭對手；2000年五一節，我國經歷了第一個"假日經濟"高峰，敦煌洞窟壁畫在大量游人參觀的壓力下"不堪重負"，美國的基金會開始與我商談"數字化虛擬洞窟"計劃；同年，日本信息技術企業加速了與我國故宮博物院關于建立數字化多媒體網上故宮博物院的談判進程。這兩件事說明，發達國家已經借助經濟與技術雙重優勢，開始謀求對我國文化資源的新一輪開發，這一動向值得我們關注。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種法律體系和政策系統。WTO所形成的諸多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有關文化產業的規章條例主要包括在WTO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基本規則，即《服務貿易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之中。因此其基本原則也就自然地成為各成員政府制定和執行國內文化貿易政策的文本基礎，這就必然地要給這個國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帶來制度、法律和政策性影響。

我國自8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文化體制改革，90年代開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已經初步建立起了由一系列行政法規和規章構筑起來的文化產業政策系統，以及由這個系統建立起來的文化管理機制，包括：《文化娛樂場所管理條例》、《演出市場管理條例》、《電影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廣播電視管理條例》、《音像制品管理條例》等，基本上涵蓋了現行文化產業領域。

然而問題是，現有的文化產業政策文本系統，基本上都是在兩種體制轉型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并不是為加入WTO、或根據WTO原則而制定的游戲規則，因此，很大程度上帶有計劃體制的痕跡，這就出現了現存政策的目的性與WTO對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同時，由于我國不同領域里的現行文化管理與文化產業政策主要是由政府的不同行政主管部門制定并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的，因此，行業和部門的利益保護色彩比較濃重。這樣一來，在整個政策的價值規定、功能及政府對社會文化資源的權威性分配中，應有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就比較差。而所有這些都是與WTO貿易自由化原則、透明度原則、市場準入原則等存在著明顯的不一致和內在的規則沖突。

我國政府正在逐步加大文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力度，《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修訂頒布已經在國內法與國際法的規制對接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由于這些措施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在體制和制度上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如行政壟斷、市場準入、投資主體多元化、文化企業產權關系改革等，因此，舊有的矛盾不僅沒有消除，還進一步激起了新的沖突。同時，由于原有的文化政策系統并未因機構的改革和文化行政主管部門的合并而失去政策效能，還出現了新機構執行舊政策，"新瓶裝陳酒"的現象。在有的地方和領域，文化行政權力在資源重組和優化配置的名義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這種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不僅沒有失去原有的制度基礎，反而獲得了新的支持。

我國文化產業管理部門已經提出"大文化管理"的思路，但是由于缺乏政策系統的創新支持，預期的改革效果并未出現，于是政府也就難以實現從"辦文化"向"管文化"的戰略轉變。對中國來說，順利進入WTO的關鍵是實現制度創新和政策系統創新的有機聯動，倘若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上不能實現整體性創新，我國文化產業在21世紀的發展前景也就可能并不是那么樂觀的。

文化產業是一個特殊的產業，而且目前還處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因此，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還是體制性的。任何國家的產業政策的基點都是兩個，即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導向，更何況我國的文化產業是生存和成長于一個更為特殊的環境中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今天對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的認識，以及依此制定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將影響著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并還會進一步影響我國整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展文化產業已經成為共識，但是一個真正合理的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才開始，目前我

2019年十三五規劃的五大發展理念

學習十三五規劃五大發展理念內容是什么?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首次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1、關于創新的理念

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2、關于協調的理念

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

3、關于綠色的理念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自然岸線格局，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

4、關于開放的理念

必須豐富對外開放內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協同推進戰略互信、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5、關于共享的理念

按照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針對公眾關注的“普遍二孩”政策，公報首次明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五大發展理念解讀】

理念一：創新

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下稱《公告》)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創新確實是中央作出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部署。是基于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而且我們國家的經濟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最核心的就是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只有靠創新來增強我們經濟的內生動力。”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介紹。

在“創新”發展理念下，《建議》從7個方面進行創新：新動力、新空間、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農業、產業新體系、新體制、宏觀調控方式。

《建議》對“新動力”做了明確表述：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的作用，分別是基礎、關鍵、促進作用。消費以“服務消費”而非產品消費為重點，消費方向是智能、綠色、健康、安全。對于出口，首次提出了“實施優進優出戰略”，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主攻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提高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穩增長靠什么?“首先還是要發揮好投資的關鍵作用。現在的投資是補短板、調結構。”徐紹史表示，“經濟發展的目標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穩增長排第一位。”

對于“新空間”，主要指地域、產業、網絡、基礎設施、海洋等方面。

在“拓展網絡經濟空間”這一小節，《建議》提出了眾多具體計劃。首先，實施“互聯網+”行動計劃，發展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發展分享經濟”這一網絡經濟的典型模式，被明確確立為網絡經濟發展的重點，以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同時，“國家大數據戰略”被首次列入規劃文件，主要將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

“實施網絡強國戰略”被放在“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空間”這一節中，重點是“加快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另外，拓展產業、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將主要依靠“加快開放電力、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市政公用等自然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

針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據徐紹史介紹，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概有三方面工作：體制機制改革、政府自身改革;扶持一系列工程、計劃、產業;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徐紹史介紹，將扶持一系列工程、計劃、產業：一是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二是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三是在有條件的省區系統地推進全面創新的改革試驗，努力在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取得突破;四是加強國家創新能力的建設，要建設一批產業技術創新的平臺;五是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其中，農業、產業體系被單列成章，金融改革未被列為單獨一個方面，而是被放在“體制改革”這一章下，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國有企業改革等并列。

針對金融改革，《建議》提出的目標是，“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具體措施包括，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著力加強對中小微企業、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金融服務。

對于“新體制”，《建議》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健全優先使用創新產品、綠色產品的政府采購政策。”

對于宏觀調控的創新，《建議》明確，“減少政府對價格形成的干預，全面放開競爭性領域商品和服務價格，放開電力、石油、天然氣、交通運輸、電信等領域競爭性環節價格。”

理念二：協調

主要從4個方面下手：區域協同、城鄉一體、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經濟建設國防建設融合，注重在協調發展中拓寬發展空間，在加強薄弱領域中增強發展后勁

根據《建議》，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必須牢牢把握總體布局，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重點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在增強國家硬實力的同時注重提升國家軟實力，不斷增強發展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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