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啟示(概括18世紀中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歷史背景)

濟的解體，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質的突破，未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原因在于：中國的自然經濟根深蒂固，農民十分貧困，市場狹小；而西方的封建關系相對松散，便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嚴重束縛了工商業的發展；而西方統治者則利用王權的力量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客觀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明清時期，中國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而西方已將“目標指向世界”。因此，中國中央集權越強大，對資本主義萌芽阻礙越大；西方專制王權越強大，就越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

⑶影響：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對中國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這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也有所反映，如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產生。但資本主義萌芽沒有成長為社會生產的普遍現象，也就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多大變化。因此對社會的促進作用也是極為有限的，沒有促成社會的轉型；而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卻極大地促進了西方國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和經濟的進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導致西歐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思想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的巨大變化，引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使歐洲由封建社會開始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

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轉移及原因

轉移：中國六大古都，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建都的先后次序及走向看，呈現出由西向東的趨勢，即西起西安→洛陽→開封→東南至南京、東北至北京。南京和北京基本處在同一經線上。唐以前以長安為中心，五代、宋以開封為中心，元以后以北京為中心。

由西向東轉移的原因：①黃河流域的生態平衡失調是根本原因。歷史上，黃河流域曾是茂密的森林，廣闊的草原所覆蓋。可是，隨著人類活動的影響，森林草原被破壞，造成了生態環境的變遷。森林破壞可分四個時期：第一，西周到戰國后期，林區不斷縮小。第二，秦漢至魏晉南北朝，由于農業的發展，已無成片的林木存在。秦漢政府為鞏固邊防，實行移民政策，設置郡縣，大力屯田，使原來的草原變為農業區。第三，唐宋時期，采伐范圍不斷擴大，農區不斷擴大，森林面積繼續縮小。第四，明清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破壞更嚴重，農業區繼續向北擴大，草原面積進一步縮小，大量牧區轉化為農業區。由于對森林、草原的破壞，引起自然環境的變遷，氣候的變化，水土流失嚴重，沙漠擴大。嚴重影響了黃河流域經濟的發展。

②經濟重心的轉移是直接原因。唐以前，經濟發展較早而又發展得最好的是關西經濟區的關中平原和成都平原。歷史上，這里氣候溫和，雨量豐沛，土質肥沃，土壤疏松，為發展經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戰國至唐中期，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經過東晉和南朝時的發展（北方戰亂，北方人口大量南遷），隋唐進一步發展，宋朝時，南方經濟已超過北方，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轉移到江南。

③政治、軍事斗爭重心由西向東轉移是重要原因。宋以前，爭奪的重點在西北、四川，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如秦漢時的匈奴，隋唐時的突厥等。宋以后，隨著金、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崛起，斗爭的重心逐漸轉移到東北、北方。

大運河帶給我們的啟示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許多運河，像浙東、江南、淮南運河都是分裂時期的歷史產物，地區性運河的出現，對不同時期分裂政權的作用和影響是巨大的，促進了區域經濟文化的成長。如魏晉南北朝時期，東晉、南朝在長江以南的開發；五代時的南唐、宋金對峙時期的南宋，經濟成熟和富庶都超過了北方。

第二，把分裂時期開鑿的這些運河改造為發揮全國效益的大運河的一部分，沒有統一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對秦始皇、隋煬帝、元世祖等，不僅應該肯定他們對中國的統一所做的貢獻，而且應該承認他們在中國運河發展上所做出的功績。大運河的開通推動了沿線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岸城市經濟與文化的發展。

第三，運河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大運河的開鑿是中華民族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是在對自然地理環境深刻認識的基礎上，千百萬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集中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在水利、水運、建筑、測量等工程領域的科學成就、智慧與創造。

第四，古為今用。古代服從于帝王的巡游征戰或南糧北調的運河，在新中國誕生之后，一度成為北煤南運的動脈；如今當我們進入21世紀的時候，運河或許將為南水北調工程重新煥發出青春。歷史上的運河傳遞的絕不僅僅是物質的文明，也不單單是文化的交融，更重要的是運河把人類社會發展的脈搏及時地傳給了與它息息相關的人民，而這一點對當今的現代社會也是有所啟迪的。

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基本條件

①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政治清明。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這些都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②統治階級注意調整統治政策，鼓勵發展生產。③重視興修水利，改革生產工具和推廣先進的生產技術。④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辛勤勞動，才使中國古代的經濟得到發展。

歷代經濟發展的共同原因

（1） 穩定統一的政治局面，是經濟發展的保障。除全國大統一的局面外，局部地區的統一局面，也能提供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如戰國時期中原各國、三國的經濟發展，江南的開發等。、

（2） 統治者調整統治政策。新王朝成立之初，一些有遠見的統治者吸取前朝滅亡教訓，調整統治政策，使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暫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趨于緩和，促進經濟的發展。

（3） 科技發展的推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每一項新技術的應用，往往會促進經濟的大發展。如戰國時期鐵農具在中原地區的推廣；北方先進技術向南傳播促進了江南的開發等。

（4） 國內各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5）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是各個時期經濟發展與繁榮的基礎。

（5） 新的社會制度或者經濟制度的確立

中國絲綢之路發展歷史帶來了什么啟示

中國絲綢之路發展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使我們能夠與世界各國互通有無，加強與世界各國交流，不僅是在貿易上溝通，還能促使各國之間人文歷史交流、促進各國思想文化交流，有利于各國發展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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