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對外貿易未來發展趨勢展望及依據(展望海峽兩岸發展的前景)

的市場體系下，隨著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一個經濟的產業技術結構也會自然而然地升級。

比較優勢戰略是發展中國家構建自己產業結構的基礎，但由于比較優勢戰略的實施需要發展中國家具備發育完善的市場體系，而且該戰略過分強調一國的供給條件、生產條件的不變性和各國間的資源、生產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的靜態特征，而忽略了貿易的動態利益，即對外貿易對產業結構的演進、技術的進步以及制度創新的推動作用，長期執行單純的比較優勢戰略會造成一國的產業結構不能得到升級，而且具有固化原有產業分工的作用，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當比較優勢戰略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之后，發展中國家必須要調整自己的貿易發展戰略，突破比較優勢戰略的束縛，實行競爭優勢戰略，將由一國資源稟賦和交易條件所決定的靜態比較優勢，轉化為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將潛在的比較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競爭優勢。

從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不是一個能夠自發完成的過程，要依靠跨越式發展戰略實現兩者的轉換。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的轉化過程就是跨越式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跨越式發展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復雜動態體系，在相當程度的市場競爭狀況下，通過微觀產業組織政策和巨集觀產業結構政策，優化資源配置，轉換產業結構。在優化和選擇的過程中，生產要素得到積累和提高，產業結構得到轉換和提升。

二、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總體特征

從總量上看，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突破性發展和舉世矚目的成就。根據海關總署的統計，1980年我國的出口總額為181.2億美元，排名第二十六位；到2002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6207.9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七大出口國；2003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提高到8512.1億美元，成為世界第四大貿易國，2004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萬億大關，達11547.4億美元，在世界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2005年，這一系列資料的變化標志著我國作為世界貿易大國的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從結構上看，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已由初級產品為主轉變為制成品為主，1995年至今，又實現了以紡織服裝為主向機電產品出口為主的關鍵轉變，反映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變化。

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傳統比較優勢正逐步喪失，國際市場占有率正逐步下降，競爭力不斷下降，如我國紡織品的出口，在數量大增的情況下，出口效益低下，出口結構提升緩慢，在國際上單純依賴成本優勢參與競爭，因而面臨國外各種貿易壁壘的打壓，更強化了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的比較優勢下降趨勢。而同時，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出口的競爭優勢尚未建立，這使得我國外貿產業面臨雙重發展壓力。這與長期依賴成本優勢、不重視科技開發和結構升級的發展戰略密切相關，也與相對更加依賴勞動力低廉國家的競爭有關。這種來自于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如果不盡快轉化為競爭優勝，可能將導致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始終處于產業低階層次和價值鏈的最低端。我國服務貿易發展也較滯后，與商品貿易的強勢形成鮮明對比，2005年我國在世界排名第八，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以勞務輸出、對外工程承包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資訊服務、買粉絲、廣告、金融、專利等高附加值的新興服務業的出口競爭力明顯不足。

中國在向世界市場進軍的同時，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貿易摩擦，尤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日益增加。目前，我國國際經濟摩擦的主體已經從發達國家轉變為發展中國家。從總體上看，1979～2004年期間，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數量最多的10個國家來看，美歐依然是最多的兩個地區和國家，但發展中國家直追而上，在10個國家里，發展中國家占了6個。

發展中國家對我國出口商品進行大規模實施反傾銷等貿易措施，嚴重影響中國出口商品的貿易額，打擊我國相關出口地區和企業的發展，容易引發國際經濟摩擦連鎖反應，增加了中國出口貿易的風險。這與執行出口至上的發展戰略有密切關系，盡管中外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但中國出口增長過快和鉅額貿易順差也是誘發中外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三、中國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其政策含義

中國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戰略的制定，要結合現階段的經濟積累狀況來考慮長期性的目標指向，體現將比較優勢向競爭優勢轉換的戰略意圖，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戰略，不是單純的計劃制定，而應當讓利益集團從 *** 制定的巨集觀政策中，展望各自能夠獲得的市場份額和市場利益，促使企業家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向利好專案大膽投資。因此，中國實施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戰略的整體性框架應該是：以產業結構提升為目標的積極而可行的貿易政策，提高對外貿易部門的效率和競爭力，改善國內引資和投融資環境，采取靈活安排的匯率機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的發展。

采取適合本國對外貿易以及經濟全球化的產業發展戰略是中國對外貿易跨越式發展成敗的關鍵，遵循比較優勢，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跨越式發展戰略可以更好的利用中國的資源稟賦，加速稀缺生產要素的人均占有，從而形成產業結構的大幅度優化升級。在此過程當中， *** 在利用比較優勢對新興產業進行選擇、產業間的協調發展等問題上可以起到與市場機制同等重要的作用。

適合本國對外貿易的產業發展戰略應當是出口創匯戰略和利用進口促進發展戰略并重的兩個部分，出口至上戰略中除了繼續實施商品出口戰略，還應當考慮資本和服務貿易的出口戰略，利用進口促進發展戰略應當包括進口產品戰略和進口安全戰略。

以上戰略的政策含義在于：除關系國防安全的最重要資源型產業外，把大量資源型耗能型產業逐步向境外轉移；把以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逐步改造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導的外向型經濟；把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生產逐步推向銷售國，國家積極支援組織跨國企業，甚至可以投入必要的強化政策， *** 的產業政策主要是扶持最有希望在國際市場占據戰略地位的產業發展；利用外資政策要為產業政策服務，通過引進外資首先著重引進技術，利用引進的技術提升中國的產業結構轉換。

目前，我國工業發展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根據中央"十五"計劃建議，應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作為主線。這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轉移，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大規模重組和優化配置的特點而作出的正確的戰略選擇。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突破性重大帶動作用的高新技術產業，用高新技術和適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大大振興制造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應當看到，高新技術產業包括微電子技術、資訊科技、生物技術。能源技術和新材料等技術，越來越多地被應用，使高新科技產品成為我國出口的新增長點。這是從長遠戰略著眼，擴大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為：

第一，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產品出口可以促進我國出口產業從低附加價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升級和轉移，有利于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三個基本因素：一是生產要素尤其是資本要素的增長；二是產業結構從低附加價值產業向高附加價值產業升級；三是科技進步，這是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最重要的因素，因而也是提高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最重要的因素。2000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7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5.4%，占出口總額比重為15%，而OECD國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出口比重平均40%，其中，美國為44%，新加坡最高為72%，與它們相比，我們尚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第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產品出口，可以吸收國外高科技資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為我國出口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技術保障。高科技資源不僅包括高新技術，還包括高新技術人才和管理，對于提高我國的生產管理水平、研究和開發能力大有裨益，能夠為我國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人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和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外貿擴大出口提高強大動力。

第三，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產品出口，有利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保證我國外貿翻兩番目標的實現。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和中國90年代新一代家電行業包括彩電、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生產和出口的高速增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進行產業結構快速升級，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優化。實踐證明，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是加快發展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在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產品出口的同時，必須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工資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至少在20年內，必須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來推動經濟增長和擴大出口。這是因為：

第一，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產品成本較低，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強的競爭力。我國在輕工產品、紡織品、服裝、家用電器、部分機械和電子產品等成熟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具有相當的生產規模，目前已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1978年，亞洲"四小龍"向工業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了亞太地區勞動密集型產品總出口的70%以上，中國僅占不到10%。20年后，中國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亞、歐洲和北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中，中國的平均市場份額上升了42%，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創造了條件。

本文來自飛迪論文網

第三，發展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出口，可以加快資金積累，為產業升級創造條件。一般來說，發達國家向外轉移的技術都是較成熟的技術，技術(包括專利軟體，有時也包括硬體裝置)價格較低，相當于原來R&D成本的1／3，而且這種技術對于我們采說，屬于適用的先進技術，比我們自己R&D成本低，投資周期短，收益比較快，可以發揮"后發優勢"，特別是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的零配件產品更適于我國國情特點，可以為國家創造更多的外匯收入，更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

如何理解科技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杠桿作用

科學技術特別是科學技術革命是“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偉大歷史作用作過精辟而形象的概括，認為科學是“歷史的有力的杠桿”，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歷史程序，特別是極大地促進了歐洲近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馬克思把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稱為預告資本主義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封建社會的貴族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幫助資產階級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術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近代分工、蒸汽機和機器的應用，成為“18世紀中葉起工業用來搖撼舊世界基礎的三個偉大的杠桿”。

近代以來，曾經發生過四次科學技術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發生在18世紀70年代，它以蒸汽機的發明為主要標志，推動了西歐國家相繼完成了第一次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生產迅速過渡到機器大工業，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奠定了物質基礎。第二次科技革命是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它以電力的發明為標志。電力取代蒸汽機成為新的動力，使社會生產力又一次得到迅猛發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它以原子能的利用、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為主要標志。第四次科學技術革命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它以資訊科技、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出現為標志，推動了人類社會由工業經濟形態向資訊社會或知識經濟形態的過渡。

每一次科學技術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引起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深刻變化和社會的巨大進步。

首先，對生產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一，改變了社會生產力的構成要素。科技發展使生產過程自動化程度提高，使勞動者的智慧迅速提高，大大地改變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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