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歷史啟示(從我國實行的對外開放中你得到了哪些啟示)

等,2006）.

（三）協調處理好內資企業貿易與外資企業貿易的關系

在我國對外貿易企業性質構成中,外資企業所占比重出口為55.3%,進口為56.4%,外資企業進出口占我國全部進出口的一半以上.在外資企業的大規模出口中,中國的真實收益并不算高,外方控制了收益最高的設計、研發、品牌等環節,留給中國人的不過是比例很小的加工費.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喪失市場定價和產業升級的主動權.外資企業還享有無原則的“超國民待遇”,使得相當多的內資企業不是努力改進技術和管理,而是千方百計轉換身份,去獲得“外資”的名分.如何協調好外資企業與中資企業的關系,如何保證國有企業對重要行業的控制,如何促進民營企業快速發展起來,如何從外貿中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如何防止外資企業的壟斷和龍頭行業的控股權、以及產業安全等,成為當前和今后制定外貿政策和外貿管理必須重點思考的問題.

（四）內需與外需協調發展

內需與外需協調發展,既是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國對外開放實踐證明所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陳德銘,2009）.

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既不能單純強調內需為主,也不能過分夸大外需的作用.從長遠來看,我國目前應在穩定或促進外需增長的同時,必須保持經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既要防止從外部輸入經濟波動,也要防止外需結構不合理加劇國內資源供求矛盾,還要防止外需擴大加劇投資與消費失衡.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是外貿管理中必須長期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五）利用貿易方式創新為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建立通道

在20世紀的80年代開始,通過從日本、香港、西歐、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引進加工貿易項目,我國的加工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加工貿易有效承接了國際制造業向中國轉移,促進了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從2006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以超過 20%以上的年增長率高速增長,服務貿易在世界的排名也上升到第五名,改變了長期由美、英、德、法、日包攬世界前五名的壟斷局面.在未來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必須通過貿易方式創新,為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建立通道,促進我國金融保險、通訊、物流、商務、信息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大發展.

（六）積極推動自由貿易,摒棄貿易保護主義

我國從貿易保護逐漸走向自由貿易,經歷了建國以來60年的漫長歲月.歷史上那些經濟活動高效的國家,往往都是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但是,世界上純粹的自由貿易又是不存在的,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往往交織在一起（陳德銘,2009）.貿易保護和貿易保護主義是兩個概念,世貿組織允許各國合理保護自身利益,其規則中存在例外、幼稚產業保護、貿易救濟、特殊和差別待遇等保護條例.但貿易保護主義不同于正當的貿易保護,是對多邊貿易規則中救濟措施的濫用,不但會損害本國消費者利益,也容易招致對方的報復.

今后相當長時期,我國仍將為解決就業、發揮人力資源優勢而推動出口較快發展,以獲得更大的國際市場空間.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我國初級階段特點所決定的.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嚴重困難,貿易保護主義只能使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更不利于我國的和平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產生以來,一些國家紛紛出臺保護措施,發達國家也相繼提出“產業回歸”、“再工業化”、“買國貨、雇國人”等觀點.特別是隨著我國經濟與貿易地位上升,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增多,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為此,我們要積極支持自由貿易,維護開放、公平、公正的國際貿易體系,在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較量中,成為自由貿易的積極推動者.

來源： 國際經貿探索 2009年第10期

中國絲綢之路發展歷史帶來了什么啟示

中國絲綢之路發展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使我們能夠與世界各國互通有無，加強與世界各國交流，不僅是在貿易上溝通，還能促使各國之間人文歷史交流、促進各國思想文化交流，有利于各國發展

概括18世紀中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歷史背景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極為重要的審查委員會會議中，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19](P51)。

這么一來。16世紀中葉至工9世紀初葉，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商人絡繹不絕前來廣州做生意，使廣州成為商品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呈現出對外貿易一片繁盛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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