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服務貿易結構圖(如何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快知識型服務貿易的發展是我國向—25—知識經濟過渡的要求,而對其的對外開放又既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又是我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要。當前,我國知識型服務業尚屬發展中的幼稚產業,國際競爭力較弱,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和服務貿易,必須將尊重GATS基本原則與堅持國家主權自主、安全和保護幼稚產業相結合原則逐步開放。(1)要穩步開放部分急需引進競爭的知識型服務業領域。對國內缺乏競爭力,但又急需發展的知識型服務領域,要積極引導服務業跨國公司進入。一方面,這樣可以引進嶄新的技術和豐富的管理經驗,促進我國新服務品種的培育與發展,提高我國的總體服務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供一種激勵性壓力,促使本國服務業積極地從事技術與管理創新,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在該領域的差距;(2)對于已具備一定競爭能力的知識型服務業,要堅持適度保護與鼓勵公平競爭相結合的原則,利用企業和行業的作用,合理保護服務貿易市場。如學習日本經驗,加強服務銷售網絡一體化建設,增強市場進入難度。日本雖然公開的保護政策已明顯減少,但仍是最能進入的市場,其經驗在于十分完善的一體化網絡;提高國內市場的競爭強度,提高進入成本;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等。(3)要真正做到以市場換技術。要站在是否有助于提升我國生產力水平的高度看待知識型服務市場的開放,切忌走制造業利用外資“重量不重質”的老路。知識型服務業跨國公司最關注的是我國巨大的服務市場,因此完全沒有必要給予外資較國內服務業企業更優惠的待遇。(4)開放要以部門傾斜為主,地區傾斜為主。在知識型服務業對外開放中,應按照特定服務業的重要程度、關聯程度及戰略差異實行部門重點傾斜,而不宜采取定式地區梯度開放模式。(5)積極參與服務貿易多邊談判,在千年回合知識型服務業市場開放規則的制定中把握主動權。

3、正確處理傳統比較優勢與信息比較優勢的關系,努力培育信息比較優勢由于信息國際化趨勢的強化,國際服務貿易中傳統比較優勢的重要性在逐步降低,發達國家正在有目的有意識地聯合以試圖控制和壟斷世界信息資源,達到在21世紀主導國際服務貿易主流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若僅僅以本國擁有的傳統比較優勢來確定自己的國際服務貿易結構,雖能獲得一些貿易利益,但極易跌入“比較優勢陷阱”,無法獲得國際服務貿易中的競爭優勢。因此要加快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扶持局部產業、局部地區信息化的發展,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加大這方面的比重,通過局部信息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來形成未來的信息競爭優勢。在當前,可以將傳統比較優勢與信息比較優勢結合起來,統籌規劃,相互促進。一方面,用信息比較優勢帶動傳統比較優勢,引導傳統服務業向高增值高信息含量方向發展,促進或保持傳統競爭優勢;另一方面,用傳統比較優勢支持信息比較優勢,促進信息競爭優勢的形成。

4、加強服務貿易法律法規建設,建立和完善服務貿易的管理體制在進行服務貿易立法時,應遵循以下原則1)漸進原則。由于服務貿易協調的復雜性,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須從實際出發,如從暫行辦法、管理條例過渡到正式法律。簡單的法律在先或實踐在先是不能解決問題的。(2)配套原則。在制定地方法規時要考慮到與全國法律的銜接,地方法管什么,國家法律管理什么,立法中要明確。(3)系統原則。既要有各部門通用法規,如對服務貿易統計、服務貿易從業人員資格規定、外國移民、服務貿易反不正當競爭、服務貿易企業組織等行為的規范,又要有對具體行業的立法,這對我國已開放和承諾開放的行業特別重要。(4)接軌原則。WTO、GATS已確立了世界范圍服務貿易的法律框架,我們應加強對WTO、GATS有關條款原則的研究,盡快建立既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目標又不違背國際法準則的法律法規,對服務市場準入原則、服務貿易的稅收、投資、優惠條件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增加服務貿易的透明度。此外要特別注意增加反對外國對我國的服務貿易設置壁壘實行歧視性待遇和不公正貿易等專項條款,使其具有與國際法銜接的效力。

解決我國當前國際服務貿易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我國國際服務貿易實施有效的宏觀管理,關鍵是要迅速建立起全社會的服務貿易組織機構和協調管理機制。建議成立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協調小組或委員會,負責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業務統計、立法、對外談判和政策協調等事宜。

5、加快服務貿易人才培養不同產業的企業,關鍵性的生產要素是不同的。對服務貿易企業來講,人才是關鍵要素。我國與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說到底是人才數量和質量的差距。解決人才問題要從多方面著手,一是多渠道多層次培養。建議有條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積極籌建國際服務貿易專業,培養熟悉國際服務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加強對現有人員的短期培訓。二是開展“海外引智”工程,積極引進人才。三是防止人才流失。隨著中國加入WTO后大批外資服務企業的進入,如何防止服務貿易高層次人才的流失顯然十分緊迫。否則一邊培養一邊向外輸送,自己的人才問題還是始終難以解決。

如何運用比較優勢理論指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一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不僅影響一國比較優勢形成的因素會發生變化，一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也會發生相應的遷移。對我國而言，我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到底是什么？近年來發生了哪些變化？如何發揮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這些問題一直是政府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焦點。本文研究認為，比較優勢具有極強的動態化特征，并且會影響產業結構調整。與此同時，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實現比較優勢，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

一、比較優勢具有動態性并發生重要變化

關于比較優勢的理論研究，自亞當·斯密以來一直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更是成為指導一些國家產業政策的圭臬。但究竟什么是比較優勢？比較優勢的來源到底是什么？學界卻有不同看法。較為傳統的觀點認為，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中擁有相對有利條件的一種表述，通常是指比較優勢因素通過比較優勢產業表現的分工結果，比較優勢的源泉是要素稟賦的差異。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拓展了這一概念，認為要素組合成生產的能力和價值實現的能力，如技術、管理優勢、營銷網絡優勢、生產網絡優勢、制度優勢及基礎設施條件等，也是比較優勢的源泉。我們認為，比較優勢是指由于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而引起比較優勢因素和比較優勢部門的動態變化，導致要素質量提高和新的更高級要素的產生，由此使得比較優勢部門升級或比較優勢分工環節提升，實現分工地位的提高。

這一判斷是基于比較優勢定義及其研究情景變化而得來的。實踐證明，比較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對比較優勢的認識，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其間經歷了從開始單一要素稟賦，到綜合要素稟賦，從要素稟賦，到人力資本積累、技術水平等。[1]筆者認為，除此之外，產業配套條件、基礎設施和制度因素等構成產業競爭力的其他因素也應作為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就目前而言，我們歸納我國比較優勢因素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比較優勢的重點逐漸由制造比較優勢轉向服務比較優勢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商品與服務的可貿易性對一國宏觀經濟存在重大影響，涉及產業結構、就業、收入分配、價格水平、真實匯率、貿易條件和貿易盈余等諸多方面。在我國，大力推進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代表的服務經濟成為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考慮比較優勢的同時，必須關注服務可貿易化背景下服務比較優勢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服務比較優勢與傳統制造產業優勢不同的是，它不僅涉及服務業等經濟生活中所必須的生產活動，同時還受人們收入水平、與可貿易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等多種因素影響。因此，為了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化，還需要分析經濟中的需求方。

2.比較優勢因素從相對靜態轉向相對動態

主張靜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林毅夫、蔡昉、李周等認為，我國應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以解決就業問題，并要盡可能利用外資，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技術；產業結構優化問題應主要由市場決定，由此主張搞“產業政策”是沿襲計劃經濟的思路。[2]而主張動態比較優勢的學者，如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則強調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民族經濟獨立性，主張適度開放，吸引外商投資也要適度，注重經濟(產業)安全，同時強調產業政策的作用，認為有必要在戰略性產業領域中爭取趕超。從現實來看，第一種選擇很有可能落入所謂的“比較優勢陷阱”，第二種選擇則有機會促進我國在相關產業領域趕超，實現產業升級的“蛙跳”。

3.比較優勢因素從要素轉向環節或部門

4.比較優勢中的本地市場效應

傳統要素比較優勢理論在解釋產業間貿易時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但面對日益增多的產品內貿易卻差強人意，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之謎(Leontief Paradox)”。林德(Linder)等人從偏好相似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認為本地市場、需求規模和收入水平等也會影響一國的比較優勢。蘭卡斯特(Lancaster)、克魯格曼(Krugman)、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本地市場效應”，認為規模經濟可以促使沒有要素稟賦差異的國家之間可以在同一產業內相互進行商品貿易。[4]羅德里克和肖特(Rodrik & Schott)等在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的實證研究中發現，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與中國的要素稟賦和經濟發展水平相比顯得很獨特。戴維斯和溫斯坦(Davis & Weinstein)、林發勤、唐宜紅等用“本地市場效應”解釋了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認為我國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會促使規模經濟的形成。而很多制造業部門特別是機電產業有著很強的規模經濟，在中國形成了產業集聚，使得我國在這些產品上具有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而且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正在超過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5]

5.相對價格扭曲對比較優勢的影響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定是等價交換，即不僅參與國際分工的各方是按照相對統一的國際價值進行等價交換，國內不同商品生產之間的比較收益的確定也是在相對均等、公平公正的條件下進行。然而實際中的國際貿易是不等價交換，發達國家通常利用自己對全球市場、核心技術、全球產業鏈的主導權，隨意提高自身比較優勢產品價格，獲取超額比較收益，從而固化國家分工比較利益格局的現象愈演愈烈。除此之外，一國內部各種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的扭曲也成為正常現象，[6]成為改變初始比較收益條件，造成比較優勢部門變化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因素。

二、我國產業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及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

1.我國產業發展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

美國經濟學家貝拉·巴拉薩(Balassa)提出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①(RCA指數)，是反映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的代表性指標，本文擬運用這一指標來測度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因素變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為了能更好地研究我國產業比較優勢影響的行業差異，我們按照要素密集度將我國制造業劃分為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度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六大類，并計算這些各細分行業的RCA指數。計算結果表明，1992-2009年，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RCA指數最高，是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但其數值逐漸呈下降趨勢，從1992年的2.4逐漸下降到2009年的1.6左右。與此同時，中度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較快，其RCA指數從1992年的0.45上升到2009年的1.41，從比較劣勢行業轉變為比較優勢行業，并有逐漸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我國最具比較優勢產業的趨勢。由此可見，隨著我國比較優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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