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官員在海外資產總額(恒大地產原總裁被調查，多名親信失聯，曾經手數百億融資)

但是必須看到，在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中，消費類產業僅占1/3～1/4，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物質產業的大頭還沒有進行轉移，之所以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發達國家重工業的產業轉移還沒有形成巨大浪潮，主要是因為重工業轉移需要更高的物質基礎與技術環境，而以發展中國家目前的重工業技術基礎來說，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例如，在發達國家的設備制造業中，機床的數控化率普遍高達60～70％，日本與德國甚至高達80％，但是直到去年中國機床的數控化率才剛剛超過30％，一些國內專門生產數控機床的企業，數控化率也剛超過50％，由于技術水平的差距，就限制了發達國家把許多重工業產品放到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生產。

然而，起自2003年的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高潮，已經帶有明顯的重化工業特征，對中國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在本輪增長周期中也特別明顯，仍以設備制造業的數控化率來考察，在上世紀90年代，大約以每年不到2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升，近三年則超過了每年5個百分點，顯示出加速提升的趨勢，按照目前的趨勢，再用5年時間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目前的水平了，因此可以預計，發達國家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重工產業的浪潮，在未來5年一定會出現。

如果在以發展中國家主要承接發達國家輕工產業轉移的時代，中國的貿易順差可以達到1500億美元，則不難預測，當進入到重化工業轉移的時代，中國的年度貿易順差一定會超過3000億美元，而每年所接納的國外直接投資也會超過目前6、7百億美元的水平，達到1000億美元以上，如果國際輕工產業轉移可以持續20年以上，由于發達國家的重工產業規模是輕工產業的2～3倍，未來重工產業轉移持續的時間只會長于20年，而不會短于20年。如果從目前到2030年的25年內，中國平均每年的貿易順差額是3000億美元，接受的國際直接投資是超過1000億美元，則25年累計的外匯收入就是十萬億美元。如果目前的外匯管理方式保持不變，僅貿易順差與吸收外資所形成的外匯儲備就是十萬億美元，說未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還會繼續保持目前的勢頭，有什么不對呢？

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近年來在中國外匯儲備增長中，能夠用貿易順差和國家直接投資流入所解釋的部分，大約僅占60％，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外匯儲備形成，是中國所吸收的國際“熱錢”。國際熱錢會集中流入中國的原因很多，也很明顯，在此不想多加評論，本文想討論的問題是，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國際“熱錢”，或者說為什么國際貨幣的流動性為什么近年來會不斷放大。

按照傳統理論，一國貨幣的增長是因為經濟產出規模的擴大，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出現了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這個現象從貨幣與經濟的關系考察，就變成了發達國家所發行的貨幣，僅僅是對應于需求的增長，而缺少物質產品的增長。以美國為例，自“9·11”以來，美國經濟保持了年均3·5％的較高增長率，但是其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到1％，經濟增長與物質產業產出率的增長差距，就表現為美國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但是美國為了應對這個年均3·5％的經濟增長率，也需要增加貨幣供給，其貨幣供給量的年均增長率在5％左右，歐元區國家近兩年由于經濟復蘇，貨幣增長率在8％的高水平，日本為了應對“通縮”，其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更快。所以對出現巨大貿易逆差的發達國家而言，他們的貨幣發行實際是對應著為其提供物質產品的發展中國家的產出的。然而中國這樣的擁有巨大貿易順差的國家，對應于自身的經濟增長，也需要發行貨幣，如此就出現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應與同一物質產出，發行出兩組貨幣的情況，這個結果，必然會使在世界經濟活動中的貨幣流動性不斷放大，由此形成越積越多的國際“熱錢”，形成國際熱錢不斷向中國累積的客觀環境。如果國際熱錢流入占中國外匯收入的比重繼續保持目前水平，則未來25年由此所形成的外匯收入不會低于8萬億美元，再加上貿易順差與吸收外資所獲得的外匯流入，如果中國的外匯管理方式不變，未來2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就會直逼20萬億美元大關。

世間任何事物都存在著量與質的界限，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外匯儲備雄厚曾被普遍當成防范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風險的堅強壁壘，但是過度儲備外匯，已經遠遠超過了防范國際風險的需要，就會造成新的風險。

這種新風險，首先來自于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與中國的儲蓄總額等值，200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折算成人民幣，約為16712億元，而當年中國新增的資本形成總值是11268億元，中國的城鄉居民儲蓄新增額為21496億元，外匯儲備當年新增額分別相當于這兩者的148％和78％，如果與當年中國的新增GDP相比較，外匯儲備新增額也相當于新增GDP的75％。

外匯儲備增加數額接近乃至超過了中國國民財富的創造額與積累額，說明中國社會財富的積累或儲蓄形態，已經基本上采取了外匯形式，因此如果外匯儲備發生貶值，就會直接導致國民財富積累的損失，從而會直接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后續能力。根據有關估計，中國目前外匯儲備的70％是美元形態，而美元是目前最不穩定的貨幣，有關研究認為，美元只有在貶值30～40％的水平上，才有可能糾正美國的巨大貿易不平衡現象，美元才能重新建立穩定的基礎，如果是這樣，相對于中國超過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說，即使美元貶值20％，也會造成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的損失，而這已經基本上等于中國一年的資本積累總額了。最近廣東省政府提出，要對造成1千萬元人民幣損失的本地政府官員進行問責，此舉剛一提出就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反響，可想而知如果中國面臨的外匯儲備損失風險可能高達數千甚至上萬億元，外匯儲備主管當局乃至中國政府會面臨多么巨大的責任壓力。

有人說外匯儲備是一種“平衡資產”，即當某種外匯下跌的時候，一定是有某種與它相對應的外匯上漲了，因此從外匯儲備的價值量來看，是無所謂損失的。這種說法雖然不無道理，但是還要與一個國家外匯的使用方向結合起來觀察才有正確結論。外匯儲備是一國推遲的購買能力，如果中國儲備的外匯主要是美元，而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國家也主要是接受美元，美元貶值對中國外匯儲備所蘊含的購買能力的影響就不大，但是中國也與使用歐元的國家有大量貿易往來，與傾向于使用歐元的產油國組織和非洲國家的貿易關系也在快速發展，中國與美國貿易中有巨大順差，需要把從對美貿易順差中獲得的美元兌換成歐元，才能與歐盟國家、中東產油國和部分非洲國家進行貿易，由于外匯收入的幣種結構與貿易結構不一致，美元貶值對中國外匯儲備所保存的國際購買力的損失，就是客觀存在的。

由于央行進行對沖操作必須付出成本，在目前就是“央票”的利息，而外匯儲備的收益表現為用外匯儲備所購買的資產收益，因此只有“央票”的成本小于外匯投資收益，中國央行才不會賠錢，這樣就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央行的利率政策空間。今年以來中國央行之所以可以連續進行兩次加息操作，主要是因為美國央行已經把基本利率提升到5·25％，已經比中國央行在年初的基本利率水平高出3個百分點。但是美國經濟增長高峰在今年二季度以后已經見頂，加息過程即將結束，如果美國為了應付未來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而進入減息過程，中國即便在今后一段時間仍處在經濟過熱階段，可能也將因為防止外匯過度流入而不得不減息，中國的貨幣政策就會由此而喪失其獨立性。

這種新風險，還表現在由于外匯儲備增長率明顯快于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使中國的宏觀調控長期面對過熱威脅，從長遠看會失去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堅固基礎。按照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流入中國的外匯必須由中國央行用基礎貨幣收購，而從央行流出的基礎貨幣進入到貨幣市場，在“貨幣乘數”作用下，按目前條件計算會產生4倍以上的放大效果，由于經濟增長也需要貨幣投放來支持，在外匯儲備規模還不算特別大的時候，由外匯占款原因所形成的貨幣投放，可以基本上為經濟增長所吸收，因此在以往這個矛盾還不突出，但是自2003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年均增長率高達41·5％，經濟增長率卻只有10％，這樣就導致外匯占款所形成的貨幣投放量，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所能吸收的數量。自2003年初至今年上半年，廣義貨幣M2的數量增長了約13萬億元，而“央票”的累積結余額已達2·9萬億元，說明不難被經濟增長所吸收的外匯占款貨幣投放，已經相當于同期貨幣供給總量的22％，已超過了1/5。從年度看，2003年外匯占款所形成的貨幣投放，已經與當年全部的廣義貨幣投放量，2005年則已相當于當年貨幣投放量的2·5倍，即如果沒有央行的對沖操作，由外匯占款所形成的貨幣投放，已經比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貨幣數量高出了1·5倍。

如果在未來1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保持在前10年的水平，經濟增長率也保持在前10年的水平，并假設匯率也保持在目前水平，則到2015年中國因外匯占款投放的貨幣，將是經濟增長所需要的10倍，即便未來10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到5：1，也將增加到6倍。因此，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必然使中國長期面臨貨幣流動性持續放大的威脅，成為中國在未來長期內不斷面臨需求過度膨脹，并誘發通貨膨脹的重大因素。

最后，對付這種不斷加重的新威脅，我們還缺少有效的手段，而現在所用的手段難以持久。目前央行對付由外匯占款所形成的過度貨幣投放的辦法，就是發行“央票”來進行對沖，但是根據有關資料，目前發行一元“央票”，在考慮進去對沖成本后，大約只能從貨幣市場回收0·3元人民幣，由于由外匯占款項下所發出的貨幣進入到貨幣市場后有4倍的貨幣乘數，央行進行一元人民幣的對沖操作，在目前條件下就只能從貨幣市場上回收1·2元的貨幣流動性，要想全部回收就必須發行3·3元的“央票”。

如果央行不能以1：1的比例用“央票”回收外匯占款所造成的多余貨幣投放，就會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大，使央行的對沖操作難以為繼，因為央行1美元外匯儲備投資收益所對應的，是超過3倍的對沖成本，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以及中國經濟增長所能吸納的外匯占款貨幣投放量比重的下降，央行遲早會面臨著巨大的由外匯儲備所造成的財務虧損，到央行對這個巨額財務虧損“背不動”的時候，“央票”的操作也就走到了盡頭。

新的全球化格局，給中國帶來了無限的好處，但遠遠超過中國所必須的儲備規模，且遠遠看不到增長邊界的外匯儲備，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極大的難題。當然，這個難題并不是單單出給中國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數據，在過去的1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增長了3倍，達到2·9萬億美元，占據了世界全部外匯儲備的70％，而在過去10年，發達國家的外匯儲備僅增長了1·5倍，單從去年來看，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較前年增長了18%，而發達國家的儲備卻下降了1.5%，所以，這個外匯儲備增長的難題是出給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只不過是由于中國在新全球化格局中，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走得最靠前，所以最先感覺到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大原來是一個難題。

解決這個新全球化格局所帶來的難題，要突出一個“用”字，就是要一定要找到合理的花錢領域，把多余的外匯盡量用出去。外匯收入不等于外匯儲備，未來25年中國雖然可能擁有20萬億美元的外匯收入，但只有用不出去才會形成外匯儲備。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是一個資源擁有量與人口規模極度不對稱的國家，所以應該花錢的地方還很多，特別是應花在購買國外資源上面。油田、礦山乃至農地都應該成為中國對海外大規模投資的對象，并且應該建立與國家經濟規模相稱的戰略資源儲備。為了加快對中國的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也應該大量從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甚至直接到發達國家去收購相關的工廠和研發機構。為了更好地與世界各國進行貿易，中國亦應加快港口、船舶與航空企業的現代化，并到海外進行流通企業與流通設施的大量投資。總之，中國可以并應該使用外匯進行投資的領域是很多的。

還需要看到，即便中國以及找到了合理的外匯使用渠道，并成功花掉了大量外匯收入，但仍然可能存留下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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