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國海外移民的特點及影響(中國歷史上的移民潮對我國社會產生哪些影響)

多華人仍從事非技術性的手工職業，見下表〔16〕：

華人在美國的職業分布（1970）（百分比）

職業 男性 女性全部

專門職業和技術工人 29.919.426.0

經理和管理者 11.1 3.5 8.3

售貨員4.1 4.4 4.2

牧師9.230.917.2

工匠和工頭5.7 1.1 4.0

工人，包括運輸工人10.624.915.9

勞工，除開種植勞工 3.1 0.8 2.2

農民和農場經營者0.4 0.2 0.3

農業工人和工頭0.3 0.3 0.3

仆人的職業，除開私人家仆25.212.120.4

私人家庭工人0.5 2.2 1.1

1970年，有25.2%的美國華人男性新移民在干洗衣和餐館工作；在西部做家仆曾經是華僑的普遍職業，現在幾乎消失了。這些職業吸收了大量的不講英語的移民，像他們的前輩一樣，這些新移民被迫從事低收入、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特別是在唐人街。據1970年統計，這些職業構成了沒有上初級學校的、16歲的華裔移民的23%，43%的人每年掙得的收入4000美元不到〔17〕。

唐人街社區新移民的企業活動不同于1965年以前的老移民。一些新移民除了從事傳統的華人企業如餐館業、禮品店、雜貨店和洗衣業以外，也經營旅行社、簿計室。辦服裝工廠現在是唐人街華人的主要職業。1985年紐約500家服裝工廠的大多數集中在唐人街社區， 由新移民控制。新移民不僅控制了服裝工廠，而且控制了洗衣店、書店和某些唐人街社區的華人餐館，而老移民壟斷了許多洗衣店的支店和廣東人辦的餐館〔18〕。

許多新移民通過利用家庭成員組織并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在這一點上與老移民不同。在老移民中經營家庭公司不太普遍，而紐約唐人街的許多家庭公司是由新移民家庭操辦的〔19〕。家庭公司對于新移民找工作非常重要。新移民除了靠家庭辦公司就業以外，還有獲得工作的其他途徑，如：通過朋友網，各種家庭和校友協會，雇傭和社會服務代理處。雖然許多新移民不得不做工價低廉的工作，但事實上，如果一個新移民愿意作粗活，他在唐人街是容易找到工作的〔20〕。

自從1965年以來，美國華人的新變化在于，獲得工作有了新途徑，即通過社會代辦處、新協會和各種商業雇傭組織得到工作。1965年以前許多美國華人是在唐人街社區工作，而今天美國華人新移民較多的工作是在唐人街社區以外，因為歧視減少了。他們的教育背景，使得許多新移民能夠找到這種職位〔21〕。

1965年移民法不僅歷史性地改變了在美華人男性和女性不平衡現象，而且也提高了美國華人婦女的地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婦女依附于男性，因此，中國婦女從出世到死就被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從父親到丈夫到兒子，中國婦女按部就班地依附于男性。中國傳統原本只強調婦女做妻子和母親的作用，這就表明婦女的地位以及經濟謀生依賴于男人。即使是在美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還是如此。但是，自從20世紀以來，特別是1965年以后，這種僵化的思想受到挑戰。隨著華人婦女地位的上升，1970年51%的華裔婦女在工作〔22〕。1981年在舊金山20條街的唐人街有146家服裝店；這些服裝店雇用了大約3500名華人婦女， 生產了舊金山50%的服裝。與唐人街的服裝工人相比，數千名美籍華人婦女在過去20年里已進入賺取高工資的勞工市場。她們的教育背景、德行、勤奮工作是導致她們獲得社會、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華人婦女醫生、教授、藥劑師、公司經理、會計、圖書管理員、實驗室研究員以及其他的人，成百地從美國名牌大學拿到博士、碩士學位〔23〕。

美國唐人街的服裝工人和這些取得成功的婦女都不能代表美籍華人婦女的大多數，但卻是現代美籍華人婦女在這兩個群體中的大致輪廓。1970年，有58%的18至24歲的華裔婦女入學，31%的25至34歲的華裔婦女從事專門和技術工作。但是，職位和薪水未能總是與教育學識相一致，華裔婦女仍然作為中國人和婦女而遭受歧視。盡管在1970年有23%的華人婦女從高等院校畢業，但只有13.3%的人一年可掙得1 萬美金的薪水，而28%的大學畢業的白人婦女和34%的黑人婦女達到了這種收入水平。沒有獲得大學文憑的華裔婦女，許多人只能做檔案職員、公司收發報員、打字員和從事其他低收入的工作。雖然60%的華人家庭做兩份工作，但只有51%的人達到了美國人的平均工資水平，屬于中等家庭收入的人在1970年只獲得10610美元；美國人的平均工資一年是9590 美元〔24〕。

許多專業技術人才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丁肇中博士1976年榮獲諾貝爾物理獎時年僅39歲〔25〕；美國著名的經濟財務Forbes雜志調查公布1982年美國豪富名單15位，旅美華僑王安博士躍居第5，美聯社并推崇他的事業起程， 是從一家中國人辦的電子工廠中擔任工程師開始的杰出人物〔26〕；鄭國材是第一位做人造心臟手術的的中國人〔27〕；王贛駿博士是第一位華裔太空人〔28〕；貝聿銘是著名的建筑師，1983年曾獲得普利克獎（建筑界的諾貝爾獎），他的知名設計包括華府的國家藝廊東廂、休士頓的德州商業大樓、香港的中國銀行及北京的香山大飯店〔29〕；在化學方面，李遠哲于1986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30〕。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來。

談論1965年以后進入美國的新移民，不能不注意到中國留學生進入美國社會的情況。在美國這樣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里，中國留學生為自己爭得了一席之地。受聘于美國各大金融貿易公司的中國留學人員，大都是美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從事各種諸如律師、會計、經紀人、房地產商等專業性工作。在1993年到1994年間，僅美國摩根銀行香港分部所雇用的中國留學生就達20多人。而理工科專業中國留學生，不但成為美國科技領域里不可忽視的力量，而且廣泛地進入了美國實業界。三大汽車公司、波音飛機的制造公司、杜邦化學公司等，到處是幾年前畢業的中國留學生。更有人說，如今美國人要想到IBM去工作的話， 都不得不先學中文，因為在那里工作的人大半是中國人，不是來自大陸，就是來自臺灣〔31〕。中國留學生之所以能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一是憑藉他們的聰明才智，二是靠進取精神。

三、新移民的政治特征

在政界，華裔只是最近才初露鋒芒。許多新移民愿意運用美國人的政治方法。他們有時通過新協會聚集在一起，討論華人參政問題，以提升華人的地位。這種政治活動是唐人街社區的一種新的特色，它意味著對老移民政治信仰和行為的一種改變。

新移民和老移民的一個主要不同是，他們組織并利用了各種協會。簡單、傳統的權力結構不適合解決新移民的問題。1965年前建立的協會主要是為了滿足單身老移民經濟、社會和感情上的需要，其成員主要以傳統血緣關系和朋友紐帶、區域來源、家庭姓氏、相同方言為基礎，傳統協會的主要領導人總的說來是為社區講話，不熟悉美國社會，許多領導人甚至不講英語。許多老移民對美國政府的任何幫助不感興趣。他們愿意與講同樣方言的人交際，通過各種協會尋求經濟和情感上的互相支持。一些老移民主要對他們家鄉和姓氏協會管理的葬禮感興趣。

新移民認識到傳統協會的不足，便組織了新協會，運用了社會服務組織。唐人街社區由今天的三個協會協調：傳統的、新的和現代社會服務組織。許多新移民從中文書籍和報刊上了解到美國政府和紐約唐人街社區的工作信息。新移民傾向定居于城市，富有進取心；他們在尋求有關他們新生活的信息方面是勤勉的。新移民從唐人街各種有效的社會服務組織中的親戚和朋友那里獲得了很多信息。現代社會服務處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并與美國社會有聯系，能給新移民以幫助。

許多新協會和社會服務組織在引導新移民熟悉美國習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幫助新移民找住房、工作和辦醫療保險，在移民和美國社會中起了媒介作用。這些協會的領導人往往是新移民，他們熟悉美國社會工作，是有才能的社會工人。一些人作為職業社會工人、社區發展者和自愿者在唐人街社區工作，無論怎樣，屬于新協會或利用社會服務組織的新移民分明對參予較大社會的財富分配發生興趣。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避開沖突，許多新移民愿意利用美國人的方法如罷工、請愿和示威，來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在這個國家通過大眾傳播特別是電視、報紙學到了這些方法。盡管新移民把唐人街社區作為一個如同老移民所傳播傳統文化的陣地，但他們熱衷把華人種族作為一個形成利益集團的群體。由于老移民生活在強烈的反對中國人的種族主義時代，他們感到與主流社會的任何親密聯系將導致麻煩，于是便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生活的主流。許多新移民不想使他們自己隔離美國社會，相反，他們視他們的社區為融合城市和美國主流社會的一部分。

許多美籍華人除了參加本種族的分會、俱樂部和協會以外，還將社交的圈子擴大到本種族以外。一些華人積極參與美國政治。如余江月桂曾三次連任美國加州州務卿。陳香梅、趙小蘭、甘敏才、吳仙標、董錦波、謝國翔，胡紹基、趙光華以及法官伍元天、譚碧文、劉萬昌等，都是七八十年代華人參政的代表人物。據白宮有關人士估計，目前在美國聯邦政府中擔任高職位的華裔已將近100人。

華人要求機會平等，增強種族意識，對舊金山華人團體如華人文化基金會（1965年建立）、中西文報（1967年創刊）的創辦產生了影響。許多其他社區也成立了華人俱樂部。已經美國化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政治行動，導致了以舊金山為基地的“華人正義行動組織”（1970年建立）和以華盛頓為司令部的“美籍華人組織”（1973年建立）的形成；這些組織利用政治和合法途徑捍衛美籍華人的民權，并通過傳播媒介與對華人形象一成不變的觀念作斗爭。許多美籍華人通過參加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爭運動參與政事〔33〕。這表明美國華人參與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四、新移民的文化適應

早期美國華人習慣于一種復雜結構的社會秩序和家庭制度。當只有少數家庭存在于美國時，當與白人作斗爭的任何行為受到控制時，這種價值觀念不能完全在美國土壤上重建。他們設法通過保持沉默、以盡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態度在受壓迫下幸存下來。但是他們的后代的思想不是僵硬的，他們傾向接受和模仿美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許多問題并引起沖突。文化適應時常被描繪成一種單向過程，認為不同膚色的各種族群體被迫放棄自身的文化。實際上，華人年輕的一代感到他們的忠誠是雙重的。正如錢寧指出：在海外長期生活的華人，“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改變過去使用的語言，改變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變自己的國籍，但就像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一樣，他們難以改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中國，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的相隔多么遙遠，總是一片能牽動思緒、掀起內心波瀾的土地”〔34〕。他們仍以自己的血統和傳統文化而自豪，如果他們反對父母親和長輩的愿望，便感到愧疚。但是他們也認識到，為了獲得成功，必須適應美國人的習慣和價值。他們過著一種雙重生活。已婚的華裔子女一旦能自立，便離開了他們的父母。

當華人孩子進入白人學校，當成年人希望與白人進行交往時，他們自然而然地不得不講英語。第二代和第三代華人很快拒絕在家里講中文，而第一代許多人幾乎不說英語。安排的婚姻大大消失，雖然一般孩子要請教父母。盡管父母強烈不同意，仍有很多華人子女是混合婚姻，與白人或日本人結婚。1974年華人子女與白人結婚的比例為25%；與日本人結婚的比例大約是47%〔35〕。

至于華裔婦女，年輕的寡婦被允許第二次結婚。使她們吃驚的是，離婚和重婚被認為是毫不奇怪的。雖然華裔婦女幾乎不贊成吸煙、飲酒和暴烈的公眾行為，但她們羨慕自由，像美國人一樣享有財產權。她們尤其喜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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