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為什么海外華人互相歧視(急關于19世紀澳大利亞種族歧視的原因 追加高分)

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并自說自話，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于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后，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么要給他那么多錢，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胸里升騰起一股民族正氣。

對那些動輒“叫嚷炮艦鎮壓”的侵略者，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熏陶的辜鴻銘表示萬分的蔑視，他如是抨擊：

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志，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字里行間，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國格意識，令人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余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

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斗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一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不時夢囈般失態驚呼“黃禍論”。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立場，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種清醒的認識，善良的西方民眾據此更是分清了敵友。重溫辜鴻銘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黃禍”文章，喚起我們的難道僅是對中國這位最早“斥黃禍”義士的記憶？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后，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英人濮蘭德與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紀》和《慈禧外紀》等書，在西方頗為暢銷，筆下對中國和中國人常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辜鴻銘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譏一番。凡此種種，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產生了積極效果。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贊譽都顯得多余。”

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辜鴻銘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不遺余力地頌揚中華文明，肯定中華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贊中華的地步。在他看來，中華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華文明推向全世界，并聲稱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這種民族骨氣和不凡的氣度，在舊中國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當屬鳳毛麟角。由是，辜鴻銘的精神頗得時人的欽佩，就連外國人也向他投以贊揚的目光。

英國文豪毛姆來華拜見辜鴻銘，寫了張紙條讓人送過去，請他過來坐坐，辜鴻銘堅拒不去，充分體現了強烈的民族尊嚴。毛姆不得已親來造訪，辜鴻銘譏議道：“你們以為只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他還盡情向毛姆發泄著對于來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視的憤嫉心情：“你們憑什么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的藝術和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歷史上是惟我獨尊的實驗？……”

拋棄海外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回歸中土以后，辜鴻銘自覺地成為維護中華民族神圣尊嚴的勇敢衛士，以中國人的名義和流暢的英語，向西方人的歧華言行大膽地提出挑戰、抗議，并不懈地教訓西方人。愛國主義是辜鴻銘思想學說的淵源，愛國，簡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說：“我熱愛我的國家……在他們（按：指嘲笑他的大學生）還沒有出生前，我就口誅筆伐，反對‘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國讀書時就已知道何為祖國，而當時許多中國人對此還不甚了解；為了更好為祖國效力，我不看榮譽和金錢……”他希望中國繁榮富強，“那時，我將在儒家的天國深感欣慰”。著名翻譯家、文學家、革命志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鴻銘的愛國言行，連外國人都為之感動。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總之，在辜鴻銘那襲破舊骯臟的馬褂里邊，燃燒著一團永不熄滅的民族自尊之烈火。當然，由于他的褊狹，使得其愛國言行，難逃狹隘愚忠之譏。

四、究竟如何守舊、落后

辜鴻銘回國初期雖然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但思想和行動上并不怎么保守，對洋務運動也頗支持。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藉資瀏覽，遇外國有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逐句詳解，以作啟迪之助，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著名文史學家王森然在其《辜鴻銘先生評傳》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學者，對于民族思想之發展計劃，真知灼見如此，究不失為一時之俊杰矣。”

辜鴻銘與張之洞青萍結緣，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華，協助張之洞創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張之洞嘗與左右說：“辜先生經綸滿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戰后，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吁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面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于是，精于西學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靜的年代里，卻“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為諧語以諷世”（羅振玉《醇儒辜鴻銘》）。他不僅沒有明顯激進的思想表現，當張之洞讓他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他竟斷然拒絕，聲言即使有上諭也不從命。事后，他還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文中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辨、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是西洋亂政之所由來，而且“民氣一動，不可復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總之，既危害君權，又惑亂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視為辜鴻銘從究心西學到徹底轉變為一個地道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標志。后來，他還變本加厲地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制，這是亂中國有余，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的保守立場自此日趨頑固。當其時，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為擺脫西方“食肉民族”紛紛發表救國主張。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提出 “二元論”辦法，即作為個體，中國人必須堅持并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辦事，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必須拋棄儒家原則，采取現代歐洲新學的理想。康有為、梁啟超們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制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么擁有的就不是失敗。辜鴻銘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制藍圖，只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也不是以科學的殘殺互相回敬，更不是通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他甚至認為：

制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于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辜鴻銘的思想既有別于晚清的一般洋務派、頑固派和國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東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這使他別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矚目的異彩之處。當他晚年入北京大學時，更成為舊派學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并不是那種冥頑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說：“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也說：“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學者之中最頑固不化的一個，但是，這恐怕是這些人還不了解他的緣故。”

以辜鴻銘自幼留學西方，受過系統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歐化，到頭來卻極力排外，一味反對西方文明，維護中國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如此這般，無論如何是要讓人們驚奇而訝異的。在此之前，辜鴻銘雖有一些守舊的行為和怪論，如愛小腳，如狎妓冶游，如納妾，這些都可視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為彼時士大夫和病體社會的流行病，我認為無須過多詆詬。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舊落后，改朝換代到民國后，其態度竟日益頑固保守，發展到大言不慚地把辮子當護照和標志，并聲嘶力竭地為此類國渣陋俗辯護，卻是要讓人們大跌眼鏡，并加恥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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