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什么的含義是貿易碳排放(社會經濟？)

型的事例就是電力電氣工業的產生。在這之前的工業生產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并且依靠感官經驗就可以把握的。電力工業產生后，依靠簡單的經驗是不可能理解的，因為電磁的作用過程只有依靠理論抽象思維才能把握，沒有對電磁理論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發明電動機和發電機。電動機和發電機的發明實際上是在科學家直接參與、在科學理論指導之下產生的，是科學化的產業化技術體系，是科學傾斜于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

更有甚者，化學工業整個工業的名稱是用學科的名稱來命名的。化學工業是一門非常古老的工業，在人類產生之初就有化學工業的萌芽。但直到19世紀中葉，它與科學還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當然也沒有一個統一的工業體系名稱，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主要靠日常生活于原始萌發生產經驗的積累，是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不斷積累的產物。到19世紀，由于偶然的機會，產生了有機化學工業。在鋼鐵工業迅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稱為煤焦油的廢物。在對煤焦油如何進行處理的研究過程中，偶然發現它可以用做生產染料的原料。由于當時染料的價格很昂貴，于是各國競相利用這一技術生產染料，很快形成了一個新的龐大的社會生產部門 ——有機化學產業。化學這門學科的很多理論要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在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過程，比較容易工業化，所以在現在的化學工業中，很多企業都擁有實力很強的實驗室，現代化學的產品基本上都是在實驗室中萌發試驗生產出來的。化學工業早已是深度科學化產業領域。

實際上，從19世紀中葉開始，技術進步的主體力量已經開始變化，受過系統科學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正在成為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當然，這還僅僅是在個別的產業中，大部分產業的發展仍然依靠經驗進行技術改進。社會的進步是不平衡的過程，有快有慢，越是傳統的領域進展越緩慢，而傳統領域經過科學的改造也是發展的必然。20世紀之后，這一進程越來越普及，到現在，可以說，絕大部分具有了這樣的特征。比如項目的立項，就是根據科學的分析提出研究要達到的目標。這一做法從19世紀才開始，現在已非常普及，任何一個項目在開始之前都要作可行性研究。這些都是根本性變革的表現。現在，任何一個具有突破性的進步，都是在許多人的合作之下以科學研究方式展開的，僅僅依靠某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實現的。高度社會化又是當代技術創新又一基本特征。

當代產業革命是技術進步方式發生根本性變化，深度科學化發展是一個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一過程的主要推動力量已經轉移到受過系統訓練的工程技術人員。我國的老一代革命家非常重視技術革新、技術進步，但是沒有認識到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已經發生了變化，工程技術人員對技術進步發揮著主導作用，還認為是第一線從事生產的能工巧匠。所以，我們當時評選出了許多技術革新能手，都是第一線的能工巧匠。這在微觀上挫傷了許多工程技術人員投入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在宏觀上制約了技術創新產業化發展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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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可持續發展交通?

可持續發展交通是指在交通領域不能竭澤而漁，而要綠色發展、環保發展、具有連續性和持續性。

本次聯合國大會的主題為“可持續的交通，可持續的發展”，聚焦可持續交通與減貧脫貧、民生、國際互聯互通合作、綠色發展、區域發展、創新發展、安全發展、可持續城市、政 府治理等9項議題，同時適當增加保障國際交通運輸暢通對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作用方面的內容。

與可持續相對應的是不可持續的交通，它將給人類帶來諸多挑戰。例如，交通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25%，道路交通事故每年造成約125萬人死亡，其中90%都發生在發展中國 家。可持續交通有助于構建可持續未來所需的基礎設施，提供獲取貿易、就業、市場、教育、醫療保健等服務的通道，從而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還能增強女性、殘障人士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能力。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可持續交通在推動可持續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社會經濟？

中國的疫情已近尾聲，經過全國上下的艱苦努力，總算基本渡過難關。此次疫情來勢兇猛，中國政府采取的斷然隔離措施很到位，加之正值春節放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對經濟造成的損失，不論從哪個方面來說，都是極其慘重的。僅就全國范圍內的企業停工停產以及春節消費黃金期的完全停頓，其損失就是極其高昂的。我們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來簡單分析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

從宏觀上來看，疫情相當于使中國經濟停滯了一個季度。2019年中國的GDP是99.1萬億元，按照正常的發展速度，哪怕中國經濟今年只增長5%，也會超過100萬億元。在第一季度顆粒無收的極端情況下，就減少了25萬億元；在此基礎上打一個對折，就是12.5萬元；再打一個對折，也有6.2萬億元，相當于減少了一個正常年份的增加值。保守估計，疫情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的損失應當在5—10萬億元的范圍之內，約占中國GDP總量的5—10%。

從中觀上來看，除了保證14億人口的基本吃穿用度的企業和行業，包括能源、電力、交通、醫療用品、食品、供水等，許多企業和行業都停工停產了。受疫情影響最大的行業，首先是餐飲業，由于存貨受損，加上租金和員工工資等剛性支出，遭受了階段性的毀滅性打擊。嚴重依賴線下的服務業，如旅游、娛樂、航空、零售等，也受到了嚴重打擊，出現了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斷崖效應”。2019年春節黃金周期間，全國零售和餐飲業實現銷售額1.005萬億元，旅游業收入0.514萬億元。2020年春節長假，消費幾乎停擺。全國鐵路、公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比上年同期下降近73%。餐飲業受沖擊后，隨之而來的，食品糧油加工業和裝備制造以及其他原材料供應企業都被連累。受工人返程、工廠延遲復工等原因的影響，導致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房地產、基建投資等也陷入停滯狀態。總體而言，從受沖擊的程度來看，民企大于國企，小微企業大于大企業，農民工大于正式員工。

從微觀上來看，企業的損失可以算細賬。筆者有一位企業家朋友，就算了這樣一筆賬：“制造業一年最多300個工作日，疫情多放假15天，占5%，一年產值減少5%，而房租、人工、庫存、五險一金等成本卻不減。很多制造企業一年利潤也就5%，這一年差不多就白干了。”新潮傳媒集團復工第一天，作為自救手段的第一條，就宣布裁員500人。其董事長說，賬上盡管還有近10億元現金，但如果收入歸零，也只能活六、七個月。該集團的其它措施包括：高管帶頭降薪20%，危機期間不拿績效工資，“兄弟姐妹們，蹲下，是為了更好地起跳”。

上述冷冰冰的數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狀況。疫情之下，影響的不僅僅是一個個看到的裁員或倒閉企業，還有廣大的上下游的供應鏈與代理商，更有成千上萬的員工與家庭，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些無形的損失，一方面是損失，另一方面是也激勵千千萬萬的勞動者鼓起勇氣、再次創業的巨大精神動力，任何的企業、政府的管理者和決策者們，都不要忽視這股無形而強大的力量！

社會經濟的運行，自有其客觀規律，諸如疫情之類的“例外因素”會產生影響，但不會從根本上動搖經濟運行的內生因素。有一種所謂“災難經濟學”或“戰爭經濟學”的說法，就是災難和戰爭類似于“破窗理論”中的那塊玻璃，將其打碎，就可以啟動經濟發展。這種說法，來源于凱恩斯的“挖坑理論”：“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們由于受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影響太大，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那么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都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這種理論，充其量只是一種對現象的描述，并沒有觸及經濟發展的內生因素。具體說來，經濟發展源于三大內生因素：一是由于人的吃穿用度等客觀剛性需求而促使勞動者更加迸發出其主動性和創造性的潛力，也就是人力資本的因素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最活躍的決定性因素；二是作為社會經濟增長平臺的企業組織，也是勞動力發揮創造性的載體，一定會發揮組織勞動力和社會其它資源進行生產的驅動作用，這就是市場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三是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隨之而來的一些政策措施可以對經濟起到啟動和牽引的效果，這可視為政府伸出的那只“看得見的手”。只要有了勞動力、企業和正確有效的政策措施這三大經濟內生因素，社會經濟一定會在短期內啟動并加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有可能出現六大社會經濟效應。

一是被壓抑的消費和生產能力釋放所產生的“彈簧效應”。

這幾天，全國范圍的復工潮洶涌，這是在響應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社會運行重點工作”的主題。那次會議強調，要把復工復產與擴大內需結合起來，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費、升級消費培育壯大起來，使實物消費和服務消費得到回補。會議指出，要選好投資項目，加強用地、用能、資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進國家規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會議特別強調，要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從宏觀上看，中央的上述要求和相關政策走向，勢必會使被疫情壓抑的消費和生產能力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由此而出現一個社會經濟快速增長的局面，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彈簧效應”。

靜止的彈簧是毫無力量的，而施加越多的壓力，它向上的彈力就會越強，這就是“彈簧效應”。這種效應在生活和工作中隨處可見，它的核心要義就是，某一事物受到的環境壓力越大，其自身的爆發潛力和空間也就越大；受到的環境壓力越小，其自身的爆發潛力也越小。一場大的災難，必定蘊含了一些新的能量。此次疫情，對中國的考驗亙古未見。以城市和省區為單位進行全國范圍的隔離和延長假期，相當于對處于正常運行狀態的社會經濟施以極大的反向壓力，一旦這種壓力消除，它所產生的“彈簧效應”將是極其明顯而力量巨大的。

隨著企業復工復產的大范圍、大幅度推開，有可能會出現“四搶”的現象：搶勞動力、搶原材料、搶銀行貸款、搶市場客戶。由此會導致各方面的價格上漲，幾個月之后待一切恢復常態，價格也會慢慢回落。這就既需要政府推出的政策有針對性和持續性，更需要微觀層面的企業對宏觀大勢和中觀政策走向有比較清晰而精準的把握，從而未雨綢繆，根據行業和企業自身的特點，及早采取行動，把“四搶”所導致的負面影響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二是公共衛生應急預防體系建立后形成冗余度的“過度補償效應”。

關于“過度補償”的含義，我曾經將其概括為“和面理論”，就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許多省區、城市和企業通過這次疫情，反思和發現自身在公共衛生應急預防體系的硬件和軟件建設兩方面都存在的短板，從而會采取堅決的措施進行彌補。從政府的視角來說，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需要吸取經驗教訓，以體現政治正確，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過度補償”。

有的時候，個體的“過度補償”并不帶來對于整體的損害，反而有助于整體的利益。比如，購買健康或財產保險就屬于這種情況。如果說保險支出是一種“過度補償”，只是針對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言的；對于公眾來說，則是一種帶有互助性質的慈善行為。疫情之后，公眾應該提升這種健康保險的意識，適當從總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為“過度補償”，是十分有益處的。

三是糧食、醫療和健康產業高速增長所產生的“漲潮效應”。

最近幾天，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媒體密集報道多個地市的黨政“一把手”下館子吃飯，南京市長則是去實體書店買了兩本書《南京傳》和《浮生六計》。其意自明，前者就是想把餐飲業作為啟動經濟的“引擎”，后者傳達的信息或許是“知識就是力量”吧，同時也希望人們走出家門去逛街。我個人從中悟出一個更深層的含義，那就是清朝名臣曾國藩寫給他弟弟曾國荃的兩句詩“千秋邈矣獨留我，百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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