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傳統的外貿格局下,中國企業和海外(什么是企業國際化能力？它包括那幾個內容？謝謝。)

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中國對外貿易近五年的貿易結構和規模是什么樣的

外貿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財政、金融和產業政策等已經上升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單一、封閉的外貿經營格局已經改變，經營主體多元化為外貿發展帶來了活力，成為中國外貿、特別是出口的主要推動因素之一。這些已經和正在構成中國未來對外貿易長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另一方面，正如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的那樣，中國的對外貿易還存在發展不穩定、結構調整緩慢、缺乏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等許多問題和矛盾。這些以進出口貿易質量等外在形式表現出的不足，有著外貿調控和經營機制不夠完善等體制性原因，其根源在于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粗放型外貿增長方式的影響。

從國際環境來看，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將面臨許多新的機遇和挑戰。首先，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穩定增長，中國將在優勢互補和水平分工的基礎上得到發展國際貿易的有利條件；其次，日趨活躍的國際資本流動必將帶動世界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為中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創造良好機會。但是，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蓬勃發展、南亞經濟的崛起和拉美地區經濟的上升將會進一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與中國發展出口形成強烈競爭，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也將進一步加劇國內國際市場的競爭程度。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調控體制和經營機制，培育具有長期發展潛力的主導產業，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進出口貿易的較快增長，為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快速發展創造條件應該成為跨世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課題。

1.加快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通行規則的外貿調控體系。多年來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由于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依靠行政手段和計劃經濟方法決定外貿經營的現象依然存在，尚未完全形成有效運用匯率、利率、稅率等經濟杠桿的外貿調控體系，外貿宏觀管理的規范化、法制化水平不夠高。因此，今后幾年中，加快外貿體制“兩個轉變”的進程，推動匯率、利率和關稅稅率的市場化，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外貿運行機制，仍然是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政府的管理職能應當進行徹底轉換，而且需要加強商業外貿中介機構以及行業協會、商會等民間市場協調機構服務功能，促進管理、經營、服務三方面的配套改革和協調發展。

4.積極有效地利用國外資源，促進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開拓新的國際市場。80年代以來日趨活躍的直接投資是促使整個世界國際貿易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近十幾年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帶動作用。但是，目前中國企業向海外的投資發展緩慢，在充分利用國外資源發展國民經濟、通過國際化生產擴大進出口、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方面只是剛剛起步。應當看到，中國和南亞、非洲、南美洲、東歐、中亞地區各國之間具有較強的經濟互補性，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技術和設備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比較優勢，而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急需的能源、原材料等資源正是其中一些國家的優勢所在，這些充分說明了中國發展海外投資生產具有巨大的潛力和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的技術和機械設備出口，有利于實現部分面向西方市場而在國內已經失去成本優勢之出口型產業的轉移，同時有利于開發海外資源、增加有效進口以滿足國內日益擴大的生產需求。可以預見，隨著面向上述地區發展中國家投資的增加將會大大提高中國同這些地區之間雙邊貿易的市場份額，并為下一世紀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5.加快加工貿易向能夠有效提高加工深度和附加值含量的貿易方式轉化，促進上游工業發展和中西部地區開發。加工程度較低、附加值含量不高的加工貿易出口在全部出口中占有較大比重是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如果不能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實現加工貿易中間投入品進口替代，帶動相關工業的發展，并以逐漸成熟的整體性生產和技術能力保持加工產品的競爭力，將可能使加工工業成為一種“無根工業”，隨時由于勞動力成本和政策性優勢的消失而導致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下降、喪失加工產業的發展條件和貿易機會。因此，促進貿易方式結構的升級轉換應當是跨世紀時期對外貿易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方面政策引導的作用不容忽視。目前情況下，造成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傾斜的原因主要包括國內上游產業技術水平較低、產品質量不夠穩定，產業政策過多向下游產業傾斜，一般貿易出口商品含稅，信息、中介功能薄弱等幾個方面。由此可見，制訂合理的產業發展政策，對上游工業的技術進步實行鼓勵政策，盡快調整貿易政策，解決出口商品含稅問題，支持和鼓勵各種信息、中介商業機構的發展和壯大等應當說是行之有效的政策選擇。貿易方式的轉換有利于原材料等上游工業的發展和成熟，不僅如此，由于中西部地區具有資源富集、勞動力豐富的相對優勢，中國的資源性加工產業也大多集中在這些地區。對國內資源和資源加工產品的巨大需求，將促使上游加工產業鏈條向中西部地區延伸，帶動中西部地區開發，并為該地區產品直接進入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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