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企業在海外建廠利大于弊 對錯(中國為什么不禁蘋果特斯拉呢？如果禁了對中國會有影響嗎？)

、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這些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各項改革和近代化的進程。

中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在同一時期清朝政府也向歐美派出一個使團，史稱蒲安臣使團。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中國的使團竟然聘請一個外國人當團長，可見信心和決心之缺乏。使團的兩個副使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法國人，成員都是清朝中下級官員，職務最高的是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沒有一個朝廷重臣。使團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撫各國維護和約，不要再提新的要求。這樣的使團當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團成員人微言輕，對政府的決策，對國家的發展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巖倉使團，蒲安臣使團這雖是兩件具體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兩國當時的狀態是不一樣的，出現后來的結局也是必然的。

九、社會改革

日本

一是學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著手近代教育改革，陸續發布《學制令》、《教育令》和《帝國大學令》，奠定了近代學制。義務教育的實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

二是官制改革。為了適應憲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廢除了帶有封建體制殘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內閣制，設內閣總理大臣。

三是軍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實行兵制改革。1873年實行征兵制。1875年，大體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從而拉大了中日軍事近代化的距離。

四是政治體制改革。1889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召開了首屆國會。《大日本帝國憲法》是亞洲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是對明治維新的一次總結，它的頒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進程中邁出關鍵的一步，成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標志。

中國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中國在社會改革方面有著很大的差距。

在教育方面，雖然辦了一些新式學堂，李鴻章等洋務派也力主“另設一科取士”，但并沒有動搖與改變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嚴重阻礙了近代教育的發展。

在軍制方面，洋務運動期間，除對淮軍等部分清軍采用了一些洋槍洋炮，進行了一些新式訓練以及建立新式水師外，軍制的改革十分有限。

在官制方面，雖然李鴻章在19世紀80年代后期說過“變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嘆“中國文守千年，誰能驟更？”缺乏決心和膽略，也得不到支持，沒有多少實際的進展。至于實行憲政就更是清朝統治者當時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

十、官辦為主和民間為主的企業制度 影響中日工業化進程

中國

中國洋務運動所辦企業，軍事工業都是官辦，民用企業有官辦和官督商辦兩種。在封建制度下，官辦就是把企業衙門化，使企業“百病叢生”。官督商辦比官辦好一點，在初期也曾起到“以開風氣”的帶動作用。但時間一長，官督商辦也出現了“官有權，商無權”的弊端，使企業籠罩在官場習氣之中。封建末世的腐敗嚴重腐蝕著企業，很多企業存在著營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況。一些洋務派官員看出問題，提議改官辦為商辦，但沒有得到朝廷的批準，官辦和官督商辦的模式必然派生壟斷經營，洋務運動中所辦的重要企業，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謂“專利權”，即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限制興辦同類企業。官辦加上壟斷權，是束縛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繩索。事實證明，在官辦的格局下，這種壟斷特權是“損華益洋”的。企業官辦和變相官辦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影響了洋務事業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辦企業的生長之路，從而延誤了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時機。

日本

日本的情況大為不同，明治維新后急速的資本主義化首先表現在企業制度安排上，及時改變了初期“官營示范”的辦法，實行了“厚殖民產”、“民間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營官助”的辦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勵和扶持民營企業，還把初期由官方創辦的大型企業分批賣給企業家和商人，有的甚至無償讓渡。明治政府以“民間為主”的企業制度和各項扶持政策極大地刺激了民辦企業的發展，甚至一部分官員也走上了下海創業之路。19世紀80年代，日本出現了產業革命熱潮，棉紡織業成為民間近代工業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紡織品出口大于進口，開始成為紡織品出口國，而當時中國紡織品產量只占進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營鐵路、航運、造船和其他輕重工業均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1891年日本私營鐵路達2473公里，為官營鐵路929公里的兩倍半，而同期中國只有官辦和官督商辦鐵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營為主的航運業有13萬噸船舶，而中國只有輪船招商局一家航運企業，有2.5萬噸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噸位的六分之一。這一時期日本的造船工業也迅速發展，當中國經常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爭論不休的時候，日本的私營企業已經開始為政府制造軍艦了。1892年，日本的各類企業已達5444家，工人人數達到38萬人。到1894年甲午戰爭這一年，日本已經初步實現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為其后日本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奠定了基礎。

十一、領導集團的態度和見識 深刻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面貌

中國

中國的近代化改革是通過洋務運動凸現的，但洋務運動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行為，而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個別朝廷重臣發起和主持的。他們都掌握著很大的權力，這是洋務運動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得以開展并持續的條件。但洋務派僅僅是國家政權人格化的一部分而遠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罷黜后，洋務派中樞乏人的情況就更加嚴重。洋務運動每一項改革與建設的舉措幾乎都受到頑固派的反對和阻撓。這不但給洋務事業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務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顧后，縮手縮腳。這說明，洋務派當時的處境是很困難的，推進洋務事業的阻力是很大的。頑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與最高統治者的態度有關。慈禧太后是這段時間的實際當政者，她熱衷個人的權力，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洋務事業缺乏總體設計，不能排除阻力，很難上升到更高層次，取得更大成績的重要原因。

日本

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集團是以明治天皇為旗幟，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為核心，并且通過西南戰爭排除了阻礙改革的保守勢力。明治維新是國家意志、政府行為，有著明確的目標和總體布局，形成了朝野協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證了改革和近代化事業的順利進行。

除了最高統治者的腐朽，頑固派的掣肘，洋務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們可以拿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一個比較。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組閣，4任樞密院議長，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歷史地位和政治聲望上可以說是堪相匹敵的人物。但他們卻有著明顯的差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對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異。

李鴻章和他的同僚相比當然高出一籌，但他對世界的了解還是不夠直觀也比較浮淺。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李鴻章沒有跨出國門一步。甲午戰爭之后，除了到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李鴻章唯一一次出國是72歲時訪問歐洲，但那已經為時太晚了，連歡迎他的德國內務大臣都調侃地說：“惟早來二十五年豈不更妙。”

伊藤博文對世界的了解比李鴻章開闊、深切的多。他精通漢語和英語，不斷從西學中獲得知識。1863年，22歲的伊藤博文曾留學英國一年，親眼看到英國的隆盛和進步，使他深感必須學習西方，變革舊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比李鴻章早33年。離開英國回國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總計在歐美學習考察的時間共5年半，這樣豐富的西洋閱歷，使他對世界大勢有廣泛而深刻的了解。

二是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不同，時代意識有差異。

李鴻章自幼受嚴格的儒學熏陶，又以科舉進身，他的知識結構主要是中國傳統文化。雖然他一貫奉行識時知變的經世之風，但還屬于傳統文化的范圍。如不直接、廣泛地吸收西學，很難形成新的思想體系。

伊藤博文和李鴻章不同，他是“求知識于世界”，推動“文明開化”的竭力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伊在德國考察期間，拜德國著名法學家乃斯特為師，幾個月里每周聽課3次、交談3次。他給巖倉具視的信中說：“將其大要一一筆記，意欲日后亦可供諸公之瀏覽也。”可見其虛心和專注的態度。在國內，他也從不間斷對世界知識的學習，當了總理大臣后還經常驅車到國家圖書館看書，最常看的是各國人物傳記和世界新聞雜志，他還命左右翻譯給其他大臣閱覽。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風”而著稱，他主持修建了一個專門接待外國政要和專家的豪華會所，名為“鹿鳴館”。伊經常參加“鹿鳴館”的活動，甚至在那里舉行化裝舞會，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時傳為笑談。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為了表現開化，經常往教堂里跑。他還有意識地帶頭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為了推動風氣的轉變，真是煞費苦心、不遺余力。

三是對社會發展方向認識不同，改革態度有差異。

梁啟超在李鴻章去世不久寫了《李鴻章》一書，書中對李伊進行了比較，認為李在政治識見方面很難與伊相比，梁啟超還就李鴻章對近代國家的認識進行評判，說李“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這一批判雖然尖銳，但確是觸及了問題的癥結，這正是具有一定資本主義意識的封建官僚李鴻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識見上的根本差別，這個差別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政治改革的態度上。李鴻章是一個變法論者，他所主張的“內須變法”主要表現在改革兵制和科舉方面，但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李鴻章一直堅持的“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的觀念，束縛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與實踐。李鴻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嘆“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其取法，然我中國深惟窮極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變計矣”，但又認為“中國文守千年，無法驟更”。說明政治遠見的缺乏。

伊藤博文對社會發展趨勢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他追求的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方向。他認為政治民主化和立憲思想是時代潮流，所以不斷地推動本國改革由經濟層面向政治層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憲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屆國會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開的。

這說明，最高統治者對待改革的態度，領導集團的組成結構、能力素質，對于近代中日改革與現代化的成效，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見，有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國家政權，開明創新的領導集團，有一批優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個政令暢通、上下協同的干事環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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