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元代海外貿易興盛的表現(列舉宋唐元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表現)

歸還他家鄉，深得該國人的好感。該國還派使者來答謝，把他在明州的財產全部損獻給明州，并修造三座寺院以作紀念。諸國的入貢與通商大多也從明州入境。阿拉伯商人在明州經商的人逐漸增多，不少人長期寓居明州，因而專門接待阿拉伯人的波斯館也在明州建造起來了。

宋代浙江又增加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溫州。溫州，作為正式外貿易港是在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以前設立市舶務。宋代溫州社會政局相對安定。工農業生產有了相當快的發展，如溫州的漆器在宋代號稱第一，工藝精美絕倫。龍泉窯在南宋時期是全國最大的窯場，以“哥窯”、“弟窯”最為著名。所產的青瓷，“胎薄如紙、光潤如玉”。這些產品大部分沿著甌江下游從溫州港出口，遠銷東南亞和歐洲以及非洲中部的東海岸。溫州又是全國造船業中心之一，加上溫州人自古以來善于經商，這對海外貿易的發展，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宋代溫州市舶務設立后，溫州港的國內外貿易日益興盛，國內外的友好往來也非常頻繁。當時廣州、泉州、杭州、明州等地的商舶不斷來溫州貿易。溫州的商舶亦不斷出入國內東南沿海的各個港口。日本、朝鮮的商人亦來溫州經商。除此之外，溫州還與東南亞、印度、日本等國有貿易往來。陳傅良《詠溫州詩》道：“江城和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充分反映了溫州海上交通的發達。

南宋浙江海外貿易日益鼎盛，是與浙江社會經濟繁榮，物產豐富相關。同時，宋室南渡后，南宋統治者積極采取措施，獎勵外商來中國，也是海外貿易繁榮的重要因素。凡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舟，抽解貨物，累及五萬貫，十萬貫的，可以補官。對外商的權益予以保障，市舶官員如果強行征收外商商稅的收買貨物。允許外商向宋朝政府控告、上訴。對外商的各種困難想方設法予以解決，如對遇風險飄泊而來的外商則給予援救。外商船主如不在或失蹤，就責令市舶官員負責清點并保管其貨物，待其親屬來認領，同時給外商在生活上提供一切方便。凡市舶司官員能做到使市舶增加收入，就受到升官的獎勵；反之，使市舶虧損，則要受降職處分。這些措施，對獎勵和招誘外商來華貿易起了很大作用。促進了浙江海外貿易的發展，加上南宋時羅盤針使用，廣泛應用于航海事業等，使浙江的海外貿易在南宋時達到鼎盛。

概述宋代和明清時期的商業發展的表現

宋代時期的商業發展的表現：

1.城市繁榮，徹底打破“市”“坊”界限，商業活動不受時間限制。

2.商品交換品種增加，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轉向市場。

3.出現了紙幣。

4.海外貿易發達。

明清時期的商業發展的表現：

1.商業市鎮興起。

2.農產品大量進入市場。

3.經濟作物棉花、茶葉、甘蔗、染料等普遍種植,作為農產品加工的副業產品,也都成為商品化的組成部分。

4.區域性的商人群體實力雄厚,形成徽商、晉商等大商幫。

兩宋時期商業繁榮首先表現為城市商業的繁榮。繁榮的大都會首推北宋的都城開封和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開封自五代開始日益繁華興盛，到北宋時已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超過百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商業也空前繁榮。城內既有繁華的商業街區，又有專業交易場所。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地反映了開封城內商業的繁華景象。南宋定都臨安，全盛時期臨安的人口也達百萬，取代開封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城內店鋪林立，貿易興隆，早市、夜市晝夜相連，酒樓、茶館、瓦子等錯落有致。商品種類增多，各種類型的集市出現。許多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開始轉向市場，成為重要的商品。如蘇湖地區農民剩余的糧食，南方篾匠所做的竹木器都變成了商品。北宋時商品種類增多，商家注重商品的包裝，還注意為自己的商品作廣告。南宋時流行的諺語“蘇湖熟，天下足”說明蘇湖地區農民剩余糧食成為重要的商品。城市中還出現了定期和不定期、專業性和節令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集市。商稅收入，越來越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

明清時期，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匯集了四面八方的特產。在全國各地，涌現出許多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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