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保護我國海外利益之研究論文摘要(澳大利亞的文化特色論文)

環境特殊的省份，如何解決惡化趨勢，并使旅游資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是

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在循環經濟指導下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就是很好

的途徑，這對山西旅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1］佘可文.關于加快山西旅游資源開發的對策研究［J］.生產力研究,

2002（1）:84－85.

［2］韓小平,佘可文.山西省旅游系統初探［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

報,2007,19（4）:49－52.

［3］高麗敏,陳興鵬,拓學森.循環型旅游經濟發展的新思路［J］.地域研

究與開發,2006,25（4）:89－93.

［4］王利朋,李茂青.淺議循環經濟理論下桂林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J］.嘉興學院學報,2007,19（2）:40－42.

［5］鄧學芬.四川旅游業循環經濟體系的構建探討［J］.安徽農業科學,

2007,35（15）:4699－4720.

［6］明慶忠.旅游循環經濟發展的新理念與運行的系統模式［J］.云南師

范大學學報,2006,38（5）:58－62.

［7］劉秀英,張小明.山西旅游業發展現狀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5

（8）:175－176.

澳大利亞的文化特色論文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是個年輕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她的 文化 是英國文化的移植和再創造。下文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澳大利亞文化論文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澳大利亞文化論文篇1

試論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摘 要：澳大利亞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和多元文化階段。其每一階段向另一階段的轉化都有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輕的澳大利亞是在多次的文化認同轉型中走向成熟的，其發展歷程提供了一個成功的利用外界發展自身的典范。

關鍵詞：澳大利亞;文化認同;轉型

對于澳大利亞文化性格的建立，黃源深老師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見解。他認為澳大利亞的文化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以及多元文化階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續四萬年的原住民文化，雖然幾近被隨英國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與扼殺，但仍對后來澳洲文化的發展存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至于民族文化階段則是從1788年英國進入澳洲的殖民文化開始，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演化，才逐漸發展成可稱為“澳大利亞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會豐富內涵以及開放發展的趨勢下，澳大利亞民族文化多元性漸成為其文化社會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這種對多元寬容態度的提倡，便成為澳大利亞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黃源深認為，澳大利亞的當代文化表現在社會層面上是粗獷豁達、平等實際、物質文明、浪漫無羈。這種民族文化融合了寬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異種文化刺激下而能綻放出豐富的生命力。

18世紀經歷圈地運動及工業革命的英國，大量的農村人口為了謀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過度擁擠的人口以及高消費使得謀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現了大批窮苦的勞工及貧民。面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與尖銳摩擦造成的各種社會問題，城市里犯罪率不斷上升，英國政府的對應 方法 則是不斷加重及擴大刑罰嚴懲以期嚇阻。為了解決監獄人滿為患及城市人口過度擁擠的問題，英國政府開始將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將底層民眾所犯的輕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標準。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緩城市人口壓力及社會問題，二來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發脫離英國的獨立戰爭，澳洲成為英國政府繼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國派出由菲利浦總督(Arthur Phillip)率領的第一艦隊載來首批移民抵達澳洲，罪犯及軍人構成了澳洲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員，其后在澳洲發現金礦后及移民獎勵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漸成為多數，直到1868年全澳廢除流犯政策為止，英國已經在澳洲流放多達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為現今澳大利亞聯邦創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這種罪犯流放史的 經驗 ，對澳大利亞民族的集體心理可能構成了深層的影響。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總督在悉尼灣(Sydney Cove)舉辦了簡單隆重的典禮，宣告英國新南威爾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來更成為澳大利亞聯邦的 國慶節 。然而對今天的澳大利亞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個純然榮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國正式將勢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時也是首批發配澳洲之流犯抵達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國的榮耀，而不是澳大利亞的榮耀。和懷抱夢想前往美國的清教徒相比，這些澳大利亞早期的移民特質也不一樣。這些早年來到澳洲的人們并非為尋找新天地而來，而是一群被英國政府及社會所放逐到遙遠荒陸的有罪之人和社會底層民眾，他們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無奈的英國人。在這個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亞的群體自然較難積極發展出獨立的自我價值及榮耀，他們的榮耀理當來自于大不列顛帝國殖民的延伸，然而卻是原本在國內的社會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較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亞在過去對母國的心態可以說是景仰卻隱含有相形自卑的潛在意識，這使得他們早年似乎不斷的在尋求英國的認同，并強調以身為不列顛人的身份為榮。這種自信的失落讓他們可能特別意識到并強化在面對非西方文明時的優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亞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種移民為主社群組織后，便一直想象著一個脆弱的自我。這種想象的來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經歷史發展因素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遠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遠位置、晚起步的發展、相對稀少的人口，都讓早年的澳洲白種移民感到不安，擔心自己被西方遺棄。這種脆弱性的想象帶來不安，使澳洲希望盡可能的以各種方式確認自己居于西方國家，并以身為大英帝國的一員為其歸宿。而在外在物質的聯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時常必須依賴母國的接濟，在經濟開始發展后，與英國以及日后與美國的貿易，構成了經濟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國防在二戰前更是依賴英國的保護。在這種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對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歸屬感及外部實質上的依賴，導出澳人比 其它 國家更在意確保自己身為優越西方的一份子，且與強大英美均維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這種心態下成為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的基本國策，對于中國和日本等亞太勞工移民的進入，澳大利亞以白人為主的社群在早期顯得相當憂慮，澳人因為特別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對亞洲移民加以區隔歧視。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內的自信相對不足，澳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因而特別易于產生優越感，藉由歧視他們來獲取自信失落的慰藉。雖然身處亞太，但澳大利亞過去在論述上認為亞洲是“另一個世界”，然而由于他們實際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個世界”較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們對于“亞洲黃種人”可能帶來的威脅特別敏感。讓澳大利亞早期在亞洲特別感到威脅的國家有二，一為甫成為新興強國的黃種日本，二為擁有龐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認為是最能代表“東方”的中國。一直到二次大戰后，在澳洲開始轉向多元開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從純粹西方國家的角度來想象自己，并透過英美來認識世界。

澳大利亞對母國英國從崇拜并安于其傳統關系，到產生不滿與 反思 ，在歷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為轉折點。澳大利亞早年在外交上僅關注于與母國的聯系，對外并未有太多獨立發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國來代表澳大利亞。二次大戰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國在東南亞的防線已經兵臨澳洲本土之際，英國首相丘吉爾否決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請求，還準備將澳洲在中東戰場的精銳第七師軍團調往緬甸支持。在危急時刻澳洲國會通過召回澳洲第七師的決議，出身工黨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辯中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宣告澳大利亞認為太平洋戰爭對澳洲而言是一場主要的戰爭，澳大利亞應該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將轉而關注與美國的合作。太平洋戰爭確實引起了澳洲對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亞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位于亞太的國家，而日本兵臨城下與英國輕視帝國邊陲戰場的態度，強烈刺激了澳大利亞要保衛“自己”的這種想法，促成澳大利亞有別于大英帝國的自我獨立意識。

二戰后澳大利亞轉向追隨美國，然而這種追隨已經和過去從屬英國的關系不一樣，澳大利亞和美國在歷史記憶中的政治位階同屬獨立后的英國殖民地，美國像是澳大利亞的一個優秀的兄長。在這個時期，澳大利亞在政治上的主體性已漸嶄露。二次大戰結束后，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和歐美各國有了實質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戰格局下，澳大利亞追隨著美國以兩大陣營對峙的觀點來認識世界。1972年，工黨領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為澳洲，取代了戰后長期執政有著親英美傳統的自由黨，采取了反戰等非親美策略，開啟了新澳大利亞外交政策上嶄新的一頁，同時白澳政策也在此時正式被廢除。

不久之后，發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黨的經濟政策失誤導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時任總督一職的克爾(John Kerr)請求參議院改選，而寇爾竟宣布以總督職權解除民選惠特拉姆的職務。這個事件確實激起澳洲民眾再次對自我走出英國關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國加入歐盟的這件事，其實已經對澳大利亞傳統親英的人士造成相當大的打擊。70年代，先是美國反傳統的浪潮影響到澳大利亞新興社會風氣，且各國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現實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況，澳大利亞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亞所呈現的文化多元性似乎與美國不同，其既想要改變過去依附推崇英國文化作為唯一主流的立場，然而在自我價值相對薄弱下并沒有很強的主體文化基礎。由于他們不似美國擁有“美國精神”般的也有某種澳大利亞精神，或說澳大利亞精神是在后來才逐漸形成并以開放、多元和自然為期待，因此他們的文化主體性質可能更易接受各種外來的刺激影響。美國文化的多元性是將各種文化吸納進美國這個主體，然而澳大利亞的文化主體則由于沒有強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種外來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構成，寬松開放的文化主體使澳大利亞能去追求展現出一種“世界性”特質的理想。

這種澳大利亞對自己擁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現在尊重國內的多元文化共生外，還展現在澳洲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澳洲自二戰后便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對事務的意見上，努力表現超然中立，從一種以世界為考慮的高度上去思考。在這種世界性的展現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屬于自己的價值與榮耀。且由于站在這種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亞能對以往極依賴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環保、軍事等議題上皆曾與傳統西方國家對立，而人權議題更在白澳政策廢除后成為外交主題之一。澳大利亞對追求世界性的開展和對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關聯的，澳大利亞在走出英國、反省一昧追隨美國以及放棄極力確保自己為西方歐洲國家的進程中，開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時，澳大利亞的地理偏遠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國際發聲時顯得超然中立，而國內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傳統則留下的自然思維等，皆有利于其對世界性追求的開展。

澳大利亞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說她的親英美傳統消失了，事實上無論是親英美策略或者以國家戰略利益考慮的態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會上的各種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強勢的主流。英語能說得好，可說是在當地生活獲得尊重的必要條件。白澳政策

很赞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