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全球貿易觀察數據庫(外貿公司尋找國外需求、國外客戶？)

獨特性是“身份、意義、尊嚴和社會革新根源”。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出現了 “終結”的話語：歷史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民族國家的終結等。這些話語似乎預示著人類將進入一種新的民主大同。出現這些話語的原因在于冷戰的結束，人類的意識形態發展的終結以及西方民主作為最終的人類管理形式被普及開來 ，全球化國家對民族國家地緣邊界產生解構作用。以信息為主導的社會很快與這些話語發生了聯系。“信息自由流動”原則成為資本、商品和資源自由流動思想的補充。 想象的工業產品被打入全球服務貿易的行列之中。數字時代的傳播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和文化被整合一起，從而為不加區別地對待信息和文化提供了合法化話語的保障。而這正是發達國家的策略設計。

馬特拉認為，“傳播”概念的意義和應用只有在文化的語境中才能得到思考。他在《跨國公司和第三世界》中分析跨國公司的社會文化影響時，提到了兩個文化定義參照。一個是法國政治科學家莫里?斯迪威熱（Maurice Duverger）的定義：文化是表現既定社會特征的一套技術、制度、行為、生活方式、習慣、集體表達、信仰和價值觀。另一個來自哈貝馬斯，他從三個社會學維度來分析：語言、工作和權力 ，并認為跨國公司就是新的制度模型的生產者 。在數字化時代，國際傳播的能力遠遠超越了跨國公司所施加的文化影響，大量的文化訊息通過數字網絡工具自由地流動于“傳播世界”之中。這對一個民族國家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福柯在講權力關系時，認為權力的行使是對他人行為的影響。在訊息交換因不同國家的技術基礎設施不充分而產生不平等流動的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這種賭注所造成的后果？“世界化開始于基層，” 因此民族身份的維護，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建構是否需要認真思考？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是否是思考這種問題的另一個視角？

阿爾伯特?戈爾（Albert Gore）這位“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出者，為了向“人類大家庭”展示其“網絡之網”

――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lob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世界計劃，重新起用自18世紀以來預言家先輩們的調子。在1994年3月在對參加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國際通信聯盟大會的代表講話中，他宣布：“目標在于保證一項使我們社會所有成員都可享受的普遍服務，并因此使愿者暢其言的全球對話成為可能……全球資訊基礎建設（GII）將不僅是實現民主的隱喻，實際上它通過加廣大公民參與決策來支持民主制的運作。其有助于國家合作能力的發展。我于此看到將在全球資訊基礎建設創造的論壇中鑄造出來一個新的雅典民主時代”。但到現在13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卻是9?11事件的策劃者和譴責者利用網絡在進行著話語論戰。網絡成為構建的地緣政治博弈的場所，負載的訊息成了構建權力關系的杠桿。“重塑我們文明的權力斗爭不只是在民族國家真實的地域內發生作用：它們也表現在虛擬之中。”所以在國際信息傳播中，對信息和文化的混淆是市場經濟邏輯的產物，訊息傳輸網絡也是建構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權力的場所。

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往往是和文化相關聯的。諾拉-蒙克（Nora-Minc）的《社會的信息化》報告（1978年）由于對電腦技術網絡對社會影響的分析成了名著。在他看來，一個社會的文化模式是以它的記憶為基礎。西蒙?諾拉和阿蘭?孟克認為，隨著全球網絡的展開，通過知識的數字化來進行意義建構的系統意味著一種有可能把某種獨特的思維感覺方式規定為普遍標準的地緣文化模式。單個國家對信息庫的壟斷，有可能導致從中抽取信息國家民族身份嬗變。他認為，“讓美國的數據庫來組織這種‘集體記憶’而自我滿足于從中獲得數據，這就等于一種文化異化。 ”在文化工業語境中，“文化的普及是通過文化工業來進行的。” 文化產品作為商品在全球化語境下借助現代傳播網絡的數字化工具進行著無邊界的流動，這就是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說的“記憶外化的全球化過程”。 “文化產品中的服務最終是真理（Verité）的提供（生產和流通）……個體一旦接受了其中的訊息和真理，就要 ‘皈依’。” 因為“傳播的強力之一是對信息接收個體的內化作用，同時，聚合現代人在不同自然環境和社會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體現出傳播的社會化力量。” 因此，集體記憶外化的過程，是兩方面的過程：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集體記憶的強勢擴散過程，另一方面弱勢群體自己記憶的異化過程。

文化在信息時代中被信息化，在信息自由流動教義下傳播開來，作為“身份、意義、尊嚴和社會革新根源”的文化（獨特性）被逐漸邊緣化.法國學者多米尼克?沃爾東（Domique Wolton）認為，“文化常常有兩個維度：與保持自己根源的文化遺產相聯系的身份；為思考同代世界的與歷史相聯系的開放……現在，開放維度在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中到了如此程度，注重當下，對歷史漠不關心，以至于人們預感到身份問題的出現……” 。人類是通過相互傳播來實現社會化的過程，即通過傳播變成社會成員。當作為集體記憶基礎的文化不斷受到外來訊息而發生嬗變時，民族身份就成了對信息傳播網絡開放的賭注。

這樣，在數字網絡時代，集體記憶嬗變為信息庫，文化和信息間的差別消失了。現實的不平等的世界傳播關系，在一定程度強化了這種不平等。訊息輸出成了新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博弈的途徑， 網絡空間也成了地緣政治空間。“對非發達國家的社會受眾而言，傳播全球化的結果有可能是主體自身的活動邊界被‘他人的欲望’所支配和模糊，亦不排除從反向角度或多或少產生非理性或者反理性的價值取向， 如民族虛無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或者有人指出的網絡民族主義。”

很赞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