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買粉絲怎么取名關于多語種(北外網課小語種買粉絲遷移到哪個買粉絲了)

“支那”演變成為中國的常見稱謂、其語音統一為“希吶”，事實上是甲午戰爭之后的事[15]。為什么甲午戰爭之后“支那”的語音統一成了“希吶”,而沒有統一成英語語音“China”、或日本早期對中國的稱呼“卡拉”、“毛姥烤希”呢？這是一個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的問題。民國初期的一位留日學生認為這是由于“支那”的語音“希吶”與日語中的木偶、物品、將死同音、或諧音之故[16]。我們雖然很難斷言“支那”的語音演變成“希吶”一定與這些詞的諧音有關,但是不論日本人使用“支那”稱謂時是否寓含著這些諧音語之意,聽者在輕視中國的社會環境中容易朝這方面聯想卻是事實。對這種容易產生誤解的語音,日本社會本來應該加以回避，而實際情況卻恰恰想反。倘若甲午戰爭后日本人仍堅持明治初期文部省所提示的方向，把“支那”讀成英語的“China”,那么問題至少不會復雜到旅日華人會按“希吶”的語音把“支那”理解成木偶、物品之意的程度。

由上觀之，一些人所持的現代日語“支那”的語音來自于西語“China”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么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日語的音素雖然不多,但不至于區分不了這兩個音。

至于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源于西語“Sino”之說，那更不值得一駁。誠然，西方社會有時也使用“Sino-”來表示“中國(的)”的意思，如使用“Sino-US Relations”來表示“中美關系”、使用“Sinology”來表示中國學(漢學)等，但是這些地方的“Sino”均為連接詞，并非單獨用來表示“中國”之語。而且，“Sino”在十八世紀以前的西方著作中并不多見，它成為常見用語乃是“中國學（法語：Sinologie，英語：Sinology）”十八世紀在法國興起、十九世紀在歐洲開始盛行之后的事[17]。受西方中國學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日本京都的一群學者結成了一個叫作“支那學會”的研究組織，一九二○年又開始發行了一份名為《支那學》的學術刊物[18]。這里的“支那學”雖是“Sinologie”和“Sinology”的對應語，但是其中的“支那”并非“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初通日語的人都知道，“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分子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的托詞之一就是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自于西語“China”，中國既然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為何不許日本人呼其為“希吶”[19]?這伙人為贏得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只得這樣誤導輿論，但是如果我們也信以為真、甚至以訛傳訛，那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了。

三、中國的網站宜使用日語“支那”的注音作為自己的域名嗎？

新浪公司公關部認為：任何一個企業取名時都不可能查閱所有國家的語言，因此新浪取名“sina”時沒有考慮日語“支那”的特殊涵義很正常；既然新浪網的域名“sina”與日語“支那”發音相同純屬巧合，那么新浪公司當然就沒有必要改動已使用多年并有著廣泛影響的名字[20]。顯然，這種解釋同只要主觀動機沒有問題，即使客觀上對他人造成了傷害也不用負責的論法沒什么兩樣。筆者認為如果新浪網的域名“sina”確實是日語“支那”的標準注音，那么新浪網就有必要考慮如何妥善處理因自己的域名給眾多旅日華人造成的困惑問題。

為什么旅人華人對日語“支那”如此敏感呢？難道僅僅是因為日本人嘴中的“支那”同木偶、物品諧音之故嗎？不！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強烈反對日本人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是因為中日兩國之間曾發生過令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到深受其辱的“國號事件”。

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沒有當即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正式承認之前，如何稱呼中國呢？當時的駐華公使提議先使用與“清國”、“中國”無關的“支那”來稱呼中國[21]。一九一三年七月日本政府根據駐華公使的提議商定：今后，不論中國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呼稱中國21。

一九一三年十月，日本政府趁袁世凱就任大總統之際宣布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在給中方的中文文本中雖然使用了“中華民國”的稱謂，但在遞交給日本天皇的奏文中卻使用了“支那共和國”的稱謂。北洋政府發現日本對中稱呼不統一這一情況后，馬上指示駐日代理公使同日本外務省進行交涉。可是，交涉過程中，日本外務省自始至終堅持不肯放棄在日文文本中使用“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國的既定政策，只肯承諾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華民國”稱謂、不使用“支那共和國”字樣[22]。

當中國人經過艱苦奮斗終于結束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并擁有了一個嶄新的國號時，作為近鄰的日本卻不立即予以承認，甚至單方面給中國取了一個“支那共和國”的漢字國號。對中國人來講，簡直沒有什么事比這更令人難堪的了。因此，一些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的作法表示了關切，甚至進行了抵制[23]。但因民國初期政局動蕩不安，關心“支那”稱謂問題的人非常有限。

一九一九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中國人的反日情緒空前高漲。這種情緒當然也折射到“支那”稱謂這個問題上來了。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留日學生在國內出版的《東游揮汗錄》中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書中寫道：“假扮（Japan）雖繼承了中國體統,讀漢文、朗佛經,卻朝野上下不把‘中華民國’四字、甚至‘中國’二字當成回事；并且蔑視我國,連‘摩訶震旦’也不照用，只稱切掉前面二字后剩下來的語音支那。報紙、著述、講演都只稱支那。在政府公文中拋棄‘中華民國’四字,特意使用‘支那共和國’五字。不僅不符合國際禮儀,而且簡直不把我國看成國家。中華民國成立已經八年了,倭人至今還不承認。”[24]

先后留學日本的郁達夫、陳獨秀等人也在文章中對“支那”稱謂進行了鞭撻[25]。

在留日學生紛紛表示不堪忍受被日本人稱作“支那”的恥辱之時，中國國內反對日本稱中國為“支那”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尤其是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之后，這種呼聲可謂達到了頂點。一九三○年五月南京國民政府委員會文書局長楊熙績在講演時公開對“支那”稱呼進行了譴責[26]。稍后國民政府訓示外交部∶今后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27]。六月下旬《上海民國日報》》（二十三、二十四日）、《武漢日報》（二十六日）、《廣東民國日報》（三十日）等報社也跟著發起了反對使用“支那”的倡議活動。

面對中國民間以及官方的反對聲浪，一九三○年十月日本外務省提請內閣討論將中國的日文正式稱謂改為“中華民國”。日本內閣會議雖然通過了外務省的這一提議，但沒有議定中國的簡稱問題[28]。因此，這次閣議之后，日本政府公文中雖然不再出現“支那共和國”的稱謂了，但是日本社會中使用“支那”簡稱中國的現象并未減少，甚至連外務大臣在國會答辯這種正式場合仍然使用“支那”稱呼中國[29]。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外務省開始明確反對使用“支那”簡稱中國。當然，其動機并非出于尊重中國國民的感情需要，而是因為偽“滿洲國”成立后，作為國家概念的“支那”和作為地理概念的“支那”在空間上已經不再重疊了，此時若繼續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為作為國家的“支那（國）”同地理上的“支那”包含滿洲一樣包含“滿洲（國）”。是故，日本外務省一九三二年十月決定：今后不再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國）”以免發生不必要的混亂；若要稱呼中國，則一律使用全稱“（大）中華民國”[30]。

日本外務省的上述決定，并沒有獲得日本社會的廣泛認同。一些學者紛紛撰文說：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國本土，并不包括長城外的滿洲、蒙古等地[31]。既然滿洲在地理上本來就不屬于“支那”，那么繼續簡稱“中華民國”為“支那”當然就談不上產生什么混淆。受這種輿論的影響，民間以及日本政府的其他部門并沒有緊跟外務省行事，而是繼續稱中國為“支那（國）”。幾年后，日本軍部全面挑起侵華戰爭。結果，日本外務省也一改往日的作法，開始追隨軍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

日本戰敗后，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遣代表團進駐東京。應中國代表團的要求，盟國最高司令部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并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責令日本外務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稱呼中國[32]。根據這一指示，日本外務省迅速向各主要報社以及政府各省、各都道府縣等發送了題為《關于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文件[33]。其后，文部省次官又將這一文件轉發給了各大專院校[34]。于是，“支那”稱謂開始從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學校教科書中、報紙、雜志、廣播中消失了[35]。

今天，除極少數右翼分子仍在使用“支那”稱呼中國，不斷刺激中國人的心靈創傷之外，正直的日本人都拒絕使用此詞，有關部門甚至堅持將載入教科書的戰時作品中的“支那”一律改為“中國”[36]。此時，如果中國的網站公然使用“支那”的注音作為自己的域名，而且也不給人一個滿意的解釋，那么生活在日本的華人以及了解中日關系那段歷史的海內外同胞將會作何感想呢？

四、現代日語“支那”的羅馬字注音是“sina”嗎？

《東京新聞》刊登過一篇題為“支那不是蔑稱”的報道。該報道的第一段這樣寫道：“經營著中國最大門戶網站‘希吶（sina）網’的新浪網公司二十一日針對本報的采訪表明了下述方針：拒絕由一部分認為‘希吶(支那)是對中國的蔑稱’的學者等提出的改名要求。其理由是：‘希吶起源于英語的China，其自身并不含有侮辱的意思。’”[37]顯然，在這則報道中，記者將“sina”音譯成了“希吶（支那）”。換言之，對日本人來說，“sina”的讀音與“支那”的發音“希吶”沒什么不同。

眾所周知，最早同日本進行接觸的西方國家是葡萄牙。隨葡萄牙商船赴日的耶穌會士們為便于傳教，曾日譯了一批天主教教義、祈禱書之類的傳教材料。由于當時傳教士們大多不識日文漢字，故這些翻譯材料都不是直接用日文寫成的，而是用羅馬字拼寫成的。在這些譯文材料中，日語音節“希”被拼寫成了“xi”[38]。耶穌會士們建立的這套拼寫規則后因日本禁教鎖國而被束之高閣，所以對后世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禁教鎖國期間，同日本繼續保持經常性接觸的西方國家只剩下荷蘭。在同荷蘭人交往過程中，日本國內涌現出了一批精通荷蘭語的蘭學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著書介紹荷蘭語的音韻特征時，曾嘗試著用日語假名來標注荷蘭語的語音，從而在日語假名與羅馬字之間建立了一種對應關系。例如，藤林淳道一八一○年就曾制訂過一張假名與羅馬字音韻對照表。在這張表中，假名“希”對應的羅馬字拼寫是“si”和“xi”[39]。

開國以后，美、英、法、德的勢力在日本急劇擴張，隨之英語式、法語式、德語式羅馬字拼寫法應運而生，但競爭的結果是美國傳教士、醫師平文（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創立的英語式羅馬字拼寫法于一八八五年獲得日本學界承認。此一羅馬字拼寫法中的假名“希”被拼寫成了“shi”[40]。今日通行的“修正平文式”、即“標準式”拼寫法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

由于平文的拼寫法主要是為了滿足西方人學習日語的需要而制定的，故一八八五年日本著名學者田中館愛橘又在蘭學者早年研究的基礎上，以日本人為本位，制定出了一套后來被稱作為“日本式”的羅馬字拼寫法[41]。盡管在西方主要語種中“si”的發音有異于假名“希”，但是“日本式”的主張者們仍堅持用它來表示日語音節“希”。因為只有這樣規定“si”等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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