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出口貿易依存度越高,越容易造成浪費(我國出口企業品牌戰略的實施和研究現狀存在的問題應采取的措施(越詳細越好,最好附出處)急用!謝謝!)

居世界第一位，但稱得上世界品牌的卻極少。據《財富》雜志資料，2003年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0個品牌中，中國大陸只有“海爾”一個品牌入選； 二是我國企業品牌價值較低，與國外品牌價值相比差異懸殊。2002年海爾品牌價值為489.00億元，僅相當于當年可口可樂品牌價值的8.5%； 三是在國際高端市場中，國產品牌幾乎不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導致國產品牌國際競爭力弱，這是我國企業“走出去”的致命弱點。 為提高產品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繼而提升中國經濟競爭力，實施“品牌戰略”已迫在眉睫。 實施“品牌戰略”的指導思想和目標 實施“品牌戰略”的重要前提，是明確提出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研究制定中長期規劃，在此基礎上提出具體政策措施。 就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而言，可從如下角度考慮：一是從把握國內外全局、面向未來的戰略高度，認識品牌的極端重要性，將“品牌戰略”作為商務部四大外貿戰略之后，新戰略的取向之一，并適時上升為國家經濟戰略，使之成為國家意志；二是作為國家經濟戰略。“品牌戰略”應涵蓋農業、工業、服務業各領域，其層次高于四大傳統外貿戰略；三是將實施“品牌戰略”，納入有關經濟管理部門具體工作日程，使之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重要切入點；四是通過實施“品牌戰略”，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推動各類企業開發核心技術，培育自主品牌，提高我國產品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五是實施“品牌戰略”需發揮政府引導作用，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營造有利于自主品牌發展的外部環境。 “品牌戰略”目標可包括以下幾方面： 短期目標(1~3年)：研究和編制“品牌戰略”發展規劃，明確發展方向、發展重點、實施步驟和階段目標；分別提出農業、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品牌發展方向；研究制定促進品牌培育和發展的政策措施，初步形成促進體系；積極發展名牌系列產品出口，力爭使品牌商品出口額，占出口總額比例達到15%左右； 中期目標(3~10年)：形成相對完善的品牌促進、保護、推介、政策體系；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和品牌培育的良好環境，品牌意識更加深入人心；在家用電器、電子、服裝、輕工、高新技術等優勢領域，形成若干國際知名品牌和一批國際知名企業；品牌商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例達到30%左右； 長期目標(10~20年)：涌現一批擁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經濟增長方式基本走上集約化軌道，經濟結構調整取得重大成就，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顯著提高，品牌商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例達到70%左右。 實施“品牌戰略”的政策選擇 品牌培育和發展，僅靠企業和市場力量難達最優效果，需要時間也較長。政府應通過制定實施一系列政策措施，營造有利于品牌培育的體制和政策環境。 第一，促進技術創新，加大對自主創新和品牌培育的投入 增加政府投入，是對自主創新和品牌培育最直接的激勵措施。這方面發達國家有很多成熟做法和經驗。如1970年代以前，美國聯邦政府R&D投入曾占全美R&D總投入的65%。1970年代以后，在政府投入引導下，企業R&D投入不斷增加，逐步成為投入主體。2000年美國企業R&D投入比例達67.7%，聯邦政府投入比例則下降為26.9%。美國聯邦政府還從1993年開始，對企業R&D投資給予永久性稅收減免。根據OECD統計2000年資料，當年各國政府R&D投入金額，美國為2653億美元，日本為1420億美元，德國為463億美元，法國為278億美元，英國為266億美元，上述各國R&D投入占GNP比重均在2~3%之間。 2002年我國政府R&D投入估計為120億美元，占GNP比重僅為1%左右。因此我國可借鑒發達國家做法和經驗，通過設立專項資金、稅收減免等方式，支持企業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支持研發機構擴大研發深度和廣度，支持相關國家和行業標準制定，促進企業形成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 第二，促進制度創新，形成有利于自主品牌發展的制度環境 良好政策和制度是自主品牌催化劑，也是政府大有作為的領域。借鑒有關國家做法，促進自主品牌培育的政策和制度，可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是品牌培育政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協調配合，通過制定實施支持創新、增加投入、鼓勵企業創牌等政策措施，創造有利于品牌培育的競爭環境，為名牌企業發展創造公平市場環境，推動企業塑造品牌形象，發展自主品牌，提高市場競爭力。 二是品牌保護政策。制定和完善品牌保護的法律體系，不斷加大對侵犯品牌等知識產權行為的查處和打擊力度；積極利用有關品牌保護的國際法，保護本土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合法權益；整頓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重點維護品牌商品經營秩序；鼓勵生產品牌產品，建立嚴格、統一的質量監督管理制度，嚴格執行。 三是品牌推介政策。政府通過展會、研討、國際交流等形式，積極推廣品牌產品，擴大品牌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加強輿論引導，使全社會充分認識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的意義，大力培育創新文化，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鼓勵，為品牌發展形成良好社會氛圍。 第三，把高新技術品牌培育和產品出口放在突出位置，努力搶占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 高新技術具有巨大市場價值，關系國家經濟增長質量和經濟安全，關系一國經濟的未來競爭力，也因此成為各國激烈競爭的重要領域。誰在高新技術領域取得競爭優勢，誰就在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上取得先機。 我國經過20多年發展，已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據一席之地，擁有一批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和產品，下一步應在傳統產業繼續培育和發展品牌的同時，重點在高新技術產業實施“品牌戰略”，支持一批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一批高新技術品牌，提高我國高新技術品牌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同時在“科技興貿”戰略框架下，繼續加大對高新技術品牌的培育和支持力度。韓國的成功經驗之一，就是發展了一大批高新技術企業和品牌，從而在汽車、半導體、合成纖維、石化、造船、鋼鐵、家電等產業，形成較強的國際競爭力。我國應借鑒韓國經驗，通過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和品牌的支持，努力搶占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 第四，盡快引導、培育一批有影響力的品牌中介機構 加強對開展品牌評價、推介的有關中介機構的扶持和管理，對參與品牌評價的中介機構實施資質認可，不斷提高其評價的技術水平和市場運作透明度，提高其權威性和公信力，在市場競爭中形成一批具有較高水準、較強影響力的中介評價機構。 第五，加強對“品牌戰略”基本理論和國際經驗研究 目前我國對“品牌戰略”研究不夠，研究人員相對缺乏，研究領域不寬廣，缺乏高水平研究成果，尤其缺乏對“品牌戰略”的國際比較與借鑒研究。要想實施“品牌戰略”，就需對“品牌戰略”深入研究，系統總結和借鑒國內外品牌培育經驗和教訓。只有這樣，才能對“品牌戰略”實施高質高效的政策措施，才能促進自主品牌不斷發展壯大，才能使我國逐步進入自主創牌時代。 中國服飾加盟商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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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匯率變動對浙江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經濟的深遠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總的對浙江經濟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標志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著發展和改革的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一、人民幣升值的宏觀背景

1、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生產力增強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貶值到緩慢升值的倒U字型變化過程（見圖1）。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進入了長期緩慢升值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前后，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重大變化。從宏觀指標看，全社會物價指數開始下降；而從體制上看，非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替代國有企業。人民幣由貶轉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長期貶值后，人民幣回歸到真實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力水平的持續上升支持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

生產力增強必然導致本幣走強。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4%，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1倍。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于美國。1990—200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75倍，扣除價格因素則提高了3.58倍；美國提高了1.52倍，扣除價格因素則僅提高1.29倍。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國企業積極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商品競爭力明顯增強，吸引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中國商品的極大需求，而這又引發了中國外匯順差的持續上升。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態勢（見圖2），形成了一種雙順差狀況。200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累計高達6368億美元。匯率是貨幣的價格，由外匯市場上本幣和外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超過人民幣的供給，人民幣就會面臨升值壓力，反之則面臨貶值壓力。我國經濟十多年持續增長、累積額高達6000多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正是在這種需求的拉動下，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致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額高達7110億美元，這雖然有國際炒家的因素，但誘因卻是國力增強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巨額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儲備，并由此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持有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也會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外商來華投資的收益率（差額約為10%），大量利潤被外國人賺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幣幣值有利于克服資源配置的扭曲。

2、人民幣升值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一些人士喜歡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說明本幣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說壓本幣升值是美國人搞垮一國經濟的陰謀，其實這些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應該說，日元升值并不是當前日本經濟頹勢的元兇。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浮動匯率制。當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協定，日元從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兌換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歷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長達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仍高達9.2%。從下圖可以直觀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續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長，卻相對穩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為21.8%，最低年份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拿日本經濟來類比中國經濟，其實還忽略了中日經濟的兩個巨大差別。一是內需差別。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看中的也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資源。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也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來彌補總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國，內需有限，特別是日本政府長期采取保護國內農業、中小企業主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總體經濟缺乏較強競爭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別。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小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其國內要素價格急劇上升，最典型的如職工平均現金收入快速增長。1970年，日本職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6萬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萬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計算，則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競爭力。雖然中國的自然礦產資源并不豐富，但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3、人民幣升值為何如此艱難

2002年底以來，人民幣就已經面臨升值的顯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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