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農產品對外貿易政策與法規(中國農產品受國外貿易限制的主要原因)

化程度，使農產品能夠批量銷售以實現規模效益。

(2)加快培育、壯大農產品經紀人隊伍。農產品經紀人一手連著市場，一手連著農民，在搞活流通、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但目前就整體而言，農產品經紀人隊伍的整體規模仍然偏小，實力較弱，從業人員素質不高，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因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促進農產品經紀人隊伍的成長壯大。例如，應舉辦農產品經紀人培訓班，加強法制紀律教育，加強商品流通理論、市場營銷等知識的培訓，提高經紀人的經營素質與開拓市場的能力。同時，還要引導農民經紀人走聯合之路，提高其組織化程度。

(3)發展壯大貿工農一體化組織。貿工農一體化組織一般由農產品加工銷售企業與農民合作組織聯合而成，實行一體化經營。通過聯合，不僅能保證農產品加工企業可靠的原料來源，而且能保證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有穩定的銷路，可增加農民收入，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因此，政府應通過采取信貸支持、財政稅收支持等政策措施，重點扶持農產品加工銷售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的發展。

3.加強農產品市場信息化建設

首先，要加強農產品市場信息工程建設，加快建立具有權威性、快速、準確、高效的農副產品信息網絡，建立健全信息收集發布制度，通過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體，每天向社會發布農產品供求信息、價格信息等：其次，建立信息中介組織，從事農副產品短期、中期、長期市場信息分析預測工作，適時向農民發布準確、實用的信息，以便指導生產，促進流通；再次，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等現代交易方式，不斷擴大農產品的網上銷售，積極推動種植養殖大戶與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充分利用網絡，將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供應信息上網發布，尋求消費者或經銷商聯系銷售簽約，以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節約流通成本，探索信用交易、委托交易、電話交易等農產品流通新方式，逐步推動農產品市場由以即期交易為主向以遠期交易為主轉變，以降低交易成本。

4.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

健全我國農產品市場體系就是要不斷培育和發展包括初級形態的農貿市場、較高級形態的批發市場、高級形態的期貨市場等在內的“三位一體”、相互配套的農產品市場體系，形成以初級農貿市場為基礎、以批發市場為中心、以期貨市場為方向的結構完整、功能互補的市場網絡。

(1)繼續發展多種形式的農貿市場。農貿市場在農產品市場體系中處于基礎地位，當前要加快實施縣鄉農貿市場的標準化建設與改造，完善交易設施，改善交易環境。

(3)加快發展農產品期貨市場。期貨交易具有價格發現和規避價格波動風險兩大功能。近年來，我國大豆、小麥、綠豆、玉米、棉花等農產品期貨品種較好地發揮了經濟功能，今后應逐步推出新的交易品種，同時充分發揮期貨市場在引導生產、規避風險方面的積極作用。

5.加快發展“農超對接”流通模式

“農超對接”是指農戶和商家簽訂意向性協議書，由農戶向超市直接供應農產品的流通方式。“農超對接”的優勢在于，將鮮活、優質的農產品由田間直接供應超市，農產品借助超市遍布各地的經營網點和發達的配送體系，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千家萬戶。這種流通方式構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產銷一體化鏈條，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農產品流通環節，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持農產品的新鮮度，實現商家、農民、消費者共贏。在我國，隨著大型連鎖超市與產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快速發展，部分地區已經具備了發展“農超對接”流通方式的基本條件。

6.加強和完善對農產品流通的宏觀調控

發展農產品流通，離不開政府的公共服務與宏觀調控。政府為農產品流通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主要包括：一是加強法制建設。要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農產品流通方面的法律法規，調整規范流通環節各主體的經濟行為。政府應運用法律手段實施對農產品流通系統的監管，為發展農產品流通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以達到促進農產品流通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目的。二是加強農產品質量監管。要加快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體系和檢驗檢測體系。三是建立并完善對農產品流通的調控制度，特別是建立市場運行監測制度、重要農產品儲備制度等，以保障農產品流通順利運行。

中國目前的貿易政策

對外貿易政策有自由與保護之分，縱觀各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歷史，基本上都經歷了由保護到自由再到保護的過程。中國外貿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始自保護貿易政策。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存在不同的特點，理論依據也在不斷地更新，具體的貿易措施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對外貿易的國別和區域政策開始逐漸得到重視。

根據經濟發展階段以及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不同，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劃分為四個階段：(1)1949-1978年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2)1978-1992年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3)1992-2001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入世前具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4)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的逐漸與wto規則相適應的規范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一、建國后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1949-1978年）

1949年9月通過的政協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是“實行對外貿易的管制，并采用保護貿易政策”，明確指出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保護傾向。同時，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禁運政策，使得自力更生和自給自足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選擇了在資金短缺的經濟中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使對外貿易成為調劑余缺的手段，對外貿易政策的目標就是換取進口必要機器設備所必須的外匯，基本上忽略了對外貿易的效率原則。

在這個階段，中國執行的是國家統制型的封閉式保護貿易政策。具體而言，在對外貿易體制上建立了傳統的“高度集中、獨家經營、政企合一”的形式，完全由政府來取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在政府的對外貿易管理手段上，基本以行政計劃為主，主要靠計劃和數量限制來直接干預進出口，不參與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很少進行雙邊經濟貿易合作（除了早期與蘇東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同時對外貿易的目的主要是創匯，為滿足必須的進口對外匯的需求，而采取人民幣幣值高估以及外匯管制的匯率政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數據來分析，人民幣幣值高估實際上鼓勵了進口，抑制了出口，導致建國后20年中出現進口贏利，出口虧損的局面）。

在對外貿易戰略方面，中國此時基本上采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在1960年之前選擇的進口替代行業基本上是重工業，這與中國當時的工業化戰略是相輔相成的，隨后才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部分基礎工業。但是，與拉美國家的經歷相同，完全的進口替代政策也導致國際收支狀況日益惡化，外匯收不抵支；引進的技術和設備消化吸收不良；企業缺乏發展的動力，即使是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一段時間后，又成為落后。

在此階段，政府也采取進行進出口管制、征收關稅、海關監管和商品檢驗等具體的貿易措施。制訂關稅政策的目的是“保護國家生產”和增加財政收入，保護國家生產就是用較高的關稅稅率加重進口商品的成本，以保護中國已有一定基礎的手工業和輕工業產品以及其它新興工業產品的正常生產和發展，不致遭受外來商品的競爭。

二、改革開放后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統制型的開放式保護貿易政策（1978-1992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思想。由于經濟體制從嚴格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商品經濟體制，使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開始變化。這一階段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標志有兩個，一是1982年1月黨中央書記處會議，它為對外經濟工作確定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計劃的公開發表，為對外貿易戰略設計了明確的藍圖。此外，中國在1986年7月正式向關貿總協定(gatt)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制度備忘錄》，提請恢復中國在gatt的創始締約國地位。

根據外貿體制改革的力度，可以把這一階段區分為1978-1987年、1988-1992年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改革初期，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主要體現在下放對外貿易經營權，開始工貿結合的試點，簡化對外貿易計劃的內容，并實行出口承包經營責任制度。后一時期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重點則體現在外匯管制制度的放寬、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行、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的建立、開始鼓勵發展加工貿易。

對外貿易政策著重體現在獎出限入的政策上：(1)采取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和扶持出口型的產業，并進口相應的技術設備，實施物資分配、稅收和利率等優惠，組建出口生產體系；實行外匯留成和復匯率制度；限制外資企業商品的內銷；開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建立進出口協調服務機制等一系列措施。(2)實施較嚴格的傳統進口限制措施，通過關稅、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進口商品分類經營管理、國營貿易等措施實施進口限制。(3)鼓勵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和引進先進技術。

比較優勢理論逐漸成為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中國對外貿易國別結構和進出口的商品結構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與改革開放前相比，這一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更注重獎出與限入的結合，實行的是有條件的、動態的貿易保護手段，因此稱此階段的對外貿易政策為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保護貿易政策。

三、入世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有貿易自由化傾向的保護貿易政策（1992-2001年）

1992年10月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對外貿易政策開始進行廣泛的改革。

中國在進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1)對關稅政策進行調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國際商品名稱和編碼協調制度》調整的關稅稅則，并降低了225個稅目的進口稅率。其后進行多次的關稅下調，到1996年中國的關稅總水平已經下降到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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