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北京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在哪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課程研修班中國商貿文化選修課程)

升。明清時期首都的管轄范圍大許多。不管是明初期的北平府，還是清的順天府，被譽為“東環滄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明初的北平府轄區東到遵化，南達霸州，北到密云等地區；清朝也基本延續這個管理范圍，只是后來天津升格為知府后得以脫離北京。在傳統農耕經濟主導時期，城市多受到轄區政府的統一管理，官階比區域政府小了許多。天津作為后起之秀得益于京杭大運河的運輸業務，當然當前大運河失去了往日的優勢作用，由海港集疏運優勢所替代。天津開始走上歷史舞臺來源于元代的漕運，設有直沽鹽運司；明永樂二年設立了天津衛，到了明朝晚期則發展成為重要的水陸交通要沖，發展成為商貿與軍事重鎮。但天津真正作為城市發展是在清初，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為天津府。

3、建國后的兩組“雙城”較勁發展局面

如果說延續清末、民國初期的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京津冀地區會出現政治與傳統文化中心在北京，經濟與新文化中心在天津，并帶動河北省各級城鎮發展的“雙城、多點”發展局面。但新中國之后的發展卻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打破區域格局來自于三次大的行政或政策干預。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北京的城市定位從傳統的政治、文化中心硬加上了生產中心。由此一五、二五時期，北京先后興辦了幾千家工業企業，包括鋼鐵、機械、石油化工、電子、建材、醫藥、紡織服裝、輕工、食品等幾乎所有輕重工業門類，如文化革命前產業工人數量已經達到100多萬。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的石景山鋼鐵廠和70年代的燕山石化廠，使得北京的工業一躍超過天津。當然建國前30年里，天津的工業經濟地位依然較為穩固。天津在工業商品生產方面創造了60多項第一，如第一塊手表、第一臺自行車、第一臺彩色電視、第一臺傳真機、第一批模擬計算機、第一輛汽車、第一輛無軌電車等。第二次是九五時期北京確定了建設經濟中心的目標，自此后的十年間，北京對于金融商務中心、總部基地、樓宇經濟等功能發展走上了一個快車道。尤其是在亦莊開發區、臨空經濟區建設以來，北京的發展速度遠超過天津，而天津作為既有北方金融商業中心的地位也被北京所取代。但北京領先半個多世紀的局面也隨著政策的再次調整而轉變。第三次大的政策干預是“十一五”時期的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自此天津再次受到國家的政策、資金、人力和物力的大力支持。到2013年底天津的工業增加值已經超過上海市，并達到北京的2倍。與此同時天津港作為京津冀地區最大的集裝箱港，開始向區域深度覆蓋。

對于河北省的城鎮格局也出現了類似的“雙城”較勁發展局面，在清末的城鎮格局基礎上，建國后石家莊和唐山逐步成為河北省南北兩座重要的城市。石家莊的發展得益于1907年正（石家莊）太（原）鐵路和京漢鐵路的交匯，到解放之前，石家莊已經發展成為快20萬人，工業總產值達到2000萬元的城市。1968年河北省省會決定由保定市遷至石家莊市，使得石家莊在配置各類資源方面得到了質的飛躍，逐步成為了華北地區重要的文化、教育、商貿中心城市和工業中心之一。唐山的崛起得益于開灤煤礦、唐山機車車輛廠等工業的發展，如唐山機車車輛廠裝造了中國的第一臺蒸汽機車。到建國前30年里，唐山已經形成了鋼鐵、石油、化工、陶瓷、機械制造等重型產業體系，其經濟規模也一直處于京津冀地區的第三位。隨著首鋼搬遷到曹妃甸，以及中國首臺350公里動車下線，唐山作為我國重要的裝備制造業基地地位進一步得以鞏固。

二、分不開的京津冀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取幾個節點，即可見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間的關系淵源，即可燭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以地脈通文脈亦通。從歷史地理學上觀照，不難發現：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實為一體。

1、北京：彼時順天

永樂元年即公元1403年，對北京而言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頭。這年正月的一天，明成祖朱棣聽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人的建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統，而于肇跡之地皆有升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為京都。

李至剛等人的話正說在朱棣的心坎上。

朱棣對北平由衷地喜歡，公元1368年明朝大軍攻陷元大都，他的父親朱元璋改元大都為北平府，設北平行中書省。兩年后，亦即公元1370年夏天，朱棣被父親封為燕王。盡管直到十年后，亦即公元1380年，朱棣才到北平府上任，但無可否認，在隨后的二十多年，北平府這方土地成為朱棣興旺發達的福地，這里的藍天白云風土人情已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不習慣亦不再迷戀江南的山光水色。所以在靖難之役取得完勝，坐上皇帝寶座不久，有人提議把北平府改為順天府，建北京于順天府，稱行在，朱棣沒猶豫，亦沒異議，當即批準。

北京的命運在這一刻改變了。

在此之前，北京作為都城，叫過燕京，叫過南京，還被一個叫馬可波羅的著名意大利旅行家叫過“汗八里”……

在此之前，亦即在公元1403年之前，亦有北京，但那是明朝以前的北京，跟明朝以后的北京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唐朝的北京，指的是當時的太原府；宋朝的北京，指的是當時的大名府；金朝也有北京，卻跟公元1403年的北京毫不相干，北京在金朝稱中都。

除了公元1403年，對于今天的北京而言公元1421年亦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頭。從這年正月初一開始，北京不再稱行在，不再只是朱棣的臨時駐蹕之地，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首都。朱棣亦給出了他定都北京的理由：朕續承大統，恢弘鴻業，惟懷永圖，眷茲北京，實為都會。惟天意之所屬，實卜筮之攸同……

北京像個被人爭著抱的孩子，先屬北平府，后屬順天府。明朝時與今之河北大部、河南和山東一部以及今之天津，為京師或稱北直隸的轄地；清朝時與今之河北、天津以及河南、山東、內蒙古和遼寧一部，同屬直隸。

明初的北平府，轄：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三河、武清、漷縣、寶坻、文安、大城、保定、房山、順義、懷柔、密云、玉田、豐潤、遵化、平谷和通州、霸州、涿州、昌平州、薊州。二十二個縣和五個州，今天并不都屬于北京市，有的已劃入河北省和天津市。

清朝的順天府，轄下區域除今之北京大興、良鄉、通州、房山、昌平、順義、懷柔、密云等區縣，還包括今之廊坊固安、三河、永清、香河、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涿州，唐山遵化、玉田、豐潤及天津武清、寶坻、薊縣等地，被贊：“東環滄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天府雄規，宸居勝地”，“疆域雖遙，氣脈常貫”……

2、天津：從衛到府

天津橋居“天漢之津”，故名。橋初造于隋，在洛陽，跟天津沒丁點關系。

彼時天津在哪里？尚在屈原“朝發軔于天津兮”的詩句中？尚在混沌初開狀態？

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叫布萊恩的英國人，曾為天津寫下這樣的文字：距此以西80英里的地方，就是“天國之都”北京，在那里，被稱為天子的皇帝統治著他的王國。由于這個多條水道交匯的古老的港口成為旅行者前往“天國之都”的必由之路，于是人們便稱之為“天津”———通往天國的津渡。

布萊恩講的是清朝時的天津。天津的人文歷史，興于清，卻非始于清。

最早關乎天津的文字指向明永樂二年。

彼時天津之地屬于河間府。“水陸沖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稱河間“陂澤沃衍，宜于耕植”，“誠京師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設所置衛，是明王朝從國家安全出發，采取的非常現實的措施。永樂二年即公元1404年的冬天，在河間府靜海縣北置天津衛，筑城置戍，屯守軍士。

天津應運而生：城周九里。北瀕衛河，東繞潞河，漕舟悉出于此……

公元1600年，天津迎接了它有史以來第一位路過的外國人。他是意大利傳教士，叫利瑪竇。那年利瑪竇要去北京拜見萬歷皇帝，被困于天津衛的監獄。近乎絕望的他只有祈禱上帝保佑。那是一個讓他終生難忘的冬天，那個冬天他想到另一個到過中國的意大利人，想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和受到的不同尋常的禮遇。馬可波羅到過北京，卻沒到過天津衛，彼時北京還不叫北京，它叫元大都，天津衛還不存在……

天津衛在明朝發展成“京師東南之巨鎮”，卻始終是“衛”的面目，直到明亡，直到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天津衛升為直隸州，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為天津府，轄天津縣、青縣、靜海、滄州、南皮、鹽山和慶云……

公元1793年秋天，天津又迎接了它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外國客人，不是一個，這是一個龐大的英國使團。直隸總督梁肯堂奉乾隆皇帝之命，從駐地保定趕到天津歡迎。在客人眼里，身量不高的梁肯堂“目小而有炎光流露，須白如銀，下垂及胸，容貌藹然可親，舉動雅馴有儒者氣”。在主人眼里，這群遠涉重洋而來的洋人絕不可等閑視之……

其后來天津的洋人愈來愈多，尤其在公元1860年天津成為通商口岸之后，從縣到府到省，各級官員感到天津的洋務愈來愈棘手。

公元1870年夏天，曾國藩在直隸總督任上接到這塊燙手山芋。朝廷命去天津查辦教案，他“不勝焦灼”。九天之后，焦慮無已的曾國藩從保定的直隸總督署勉強動身，經高陽、任丘、大城、靜海，農歷六月初十到天津。“籌議洋人之事，彷徨無計”，打敗太平軍的曾國藩終于在天津栽了跟頭，他沒有機會再回到保定的直隸總督署，九月初六日，在天津他把直隸總督印交付給了學生李鴻章，二十三日黯然離津……

3、河北：京畿要地

公元763年，流浪在四川的詩人杜甫聽到那個期盼了近八年之久的莫大喜訊：史朝義死了，河北光復了，安史之亂結束了。詩人喜極而涕，看著身邊的妻子那個高興勁兒，想著有可能就要回家了，他一口氣寫下那首膾炙人口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河北，讓人百感交集的河北啊。“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詩人發自肺腑的歡吟如今早已成為穿透千古的絕唱。

今天的河北，不同于唐朝的河北。“河北”作為歷史地理學上一個名詞，其產生，當在唐朝。

貞觀年間，唐太宗因山川形勢之便，將帝國分為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十道”。到開元年間，唐玄宗又將十道拆分為十五道。無論十道還是十五道，河北道均在其中。

唐朝的河北，即指唐朝的河北道，轄安東都護府和魏州、邢州、冀州、定州、幽州、易州、涿州、薊州等二十九州，所轄范圍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北京、河北和遼寧的大部以及河南和山東一小部。河北道不具行政權，最高長官巡察使或采訪使，不常設。

今天的北京和天津，彼時為河北道的幽州、薊州之地。幽州轄八縣，相當于今天的北京大部和天津的武清以及河北的廊坊、永清，薊州轄三縣，相當于今天天津的薊縣和河北的三河和玉田。

據《太平寰宇記》，涿州風俗和幽州相同，莫州和易州的風俗也和幽州相同。保州風俗和莫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雄州風俗和易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幽州風俗有什么特點，用班固的話說，是“愚悍少慮，輕薄無威儀，亦有所長，敢于赴人之急難，此燕丹之遺風”。

到宋朝時，道為路取代，有宣撫使或轉運使之職，亦不常設。

公元1044年秋天，宋朝文壇領袖歐陽修來到河北，出任轉運使。一年后離開，轉任滁州。在河北任職前后，歐陽修寫下了《朋黨論》和《醉翁亭記》兩篇名文。

宋先與遼對峙，后與金對峙，國土面積大大遜于唐。宋朝河北路的管轄面積亦大大縮減。

金朝亦有河北路。

金朝之后，元明清數百年間，河北未再作行政區劃用詞，但其在唐宋時期所造就的人文精神和歷史內涵，一直為后世所傳承，亦常為今天的河北人所道。

在此或可再次引述顧祖禹的說法：霸州倚神京之重地，控瀛海之要沖，作鎮屏藩，東西聯絡……州處畿輔間，實據堂奧以內之勢，此形之似緩而實切者也；涿州控西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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