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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是干什么的

傳教士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

（一八四二--一八六○）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的關系，一直以來皆為華人教會避諱談論；因為它除了牽涉敏感的政治因素外，亦關聯了許多復雜的神學問題如政教關系、對傳教歷史的評價等，故此很難教人心平氣和地討論。但是，倘若我們稍為跳越基督教的圈子之外，便會發覺這個問題實在是難以逃避，亦難以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的。從歷史的角度看，在過去百多年間，中國人連續不斷地對基督教作相類似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傳教士是侵華的先鋒等，這個歷史現象，當然不能單以國人誤解、偏見便可解釋過去。從現實的角度看，此等歷史性的指控，至今日仍相當程度上存在于史學界里面，并且絕不限于中共史家；他們的看法起碼是依據了部分的事實的。因此，即使我們在感情上抗拒去接受、甚至理解這些對基督教的攻擊，但仍必須面對它們，起碼需要了解它們產生的原因。

當基督新教在第十九世紀傳入中國時，正值中國面臨千古不曾有的巨變噩運。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挾著工業及科技革命帶來的船堅炮利的優勢，以壓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國的大門。面對著強列的入侵，中國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讓步，自南京條約始，不斷與西方各國締結多條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失權利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國家，她的主權和獨立性已受到嚴重的危害。國人所感受的屈辱感和亡國危機意識如何濃厚，是可以想像的。

惟有當我們認清這個基督教的傳入和發展的背景，我們才能了解中國人的排外心態；反教事件為何層出不窮，中國人對基督教的不合理待遇才不至于變得不可理喻。倘若撇開中國近代史，孤立地看教會的情況，我們將永不可能接觸到那幅真實的圖畫。

傳教與不平等條約締結的關系

在此一個對我們極重要的問題是，當西方列強脅迫中國簽

訂眾多不平等條約時，它們與傳教士及傳教工作發生了什么關

系呢？

第一、傳教士參與了條約的制訂。

正如上一講所言，傳教士為了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地位，被迫加入外國在華的機構工作，這些機構包括了半政治半商業性質的東印度公司，也包括外國駐華的外交和商務的官方代表。由于他們是早期幾乎唯一通曉中文的洋人，故在這些機構里多從事與語言有關的工作，如翻譯、書記之類。一旦外國政府對中國采取任何武力行動時，這些傳教士都會被派調往戰場，參與情報搜集和隨軍翻譯的角色。在侵略軍占據中國某些地方后，他們也自然地被選任做占領地的民政官。在戰爭勝利締訂條約的過程里，傳教士亦預聞其事，充任翻譯之職。

這些不同層面的參與非常普遍。例如馬禮遜先后擔任東印度公司及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漢文翻譯及漢文正使；李太郭（G. Lay）是英國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代表樸鼎查（pottihger,港譯砵甸乍）的傳譯秘書，后被派為英國駐廣州首任領事；此外還有裨治文、衛三畏、柏駕……等，不勝枚

舉。或者我們可以用郭實臘來做為一個較為詳細的例子。他在主后1840年英軍攻入中國境內向北推進時，充任英軍翻譯及情報官員。當英國占領定海后，他被派任占領地的民政官，管治該地。主后1841年當英軍攻占寧波后，又任寧波民政官。主后1842年調任鎮江民政官。在南京條約簽訂時，郭實臘為英方傳譯之一。

第二，傳教士參與外交事務及日后的中外談判。

自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及其他隨后而來的國家取得了在中國駐使的權利，因此紛紛簡任使節來華。由于早期惟有傳教士通曉中文，并對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略有了解；故他們不少自動或被邀轉職，充任母國駐華的使節。例如柏駕在鴉片戰爭后，不復當傳教士，轉投外交工作，在主后1845至1855年間，任美國駐華使館的頭等參贊。其后更協助為全權委員。衛三畏在主后1856年也辭去教會工作，任美國駐華使館頭等參贊及翻譯，及后隨同美使與中國簽訂天津條約。至主后1876年為止，先后代理七次館務。

傳教士被他們的母國委任為駐華使節，造成許多很不利的影響。若我們同意第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進行的是侵略活動，與中國簽訂的都是不平等條約；則要為參與這些活動的傳教士完全洗刷其侵華的嫌疑，便很不容易。在主后1842年前，傳教士尚未取得在華的合法居留權時，他們的參與尚可視為迫不得已之事；但在主后1842年以后的參與，則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自由意愿，并非無可奈何的了。更復雜的是，當傳教士與外交官兩重截然不同的身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時，他所講的

傳教士轉職外交官并不局限于第十九世紀早期，至第二十世紀仍問有所聞，例如美國在主后1949年前的最后一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 L. Stuart），原來便是一位傳教土，他且是著

名的燕京大學的校長。

第三，傳教士大多肯定列強以武力侵華的做法。

前面我們提過，早期傳教士為取得合法居留中國的身份，而被迫間接地參與鴉片貿易。因著身份尷尬的緣故，這些傳教士大都對鴉片貿易緘默不言，不愿置評。但大致上，傳教士對于國人吸食鴉片，則大都持反對的態度；特別若有中國信徒或傳道人吸食鴉片，一經發現，便會被革除出教。在第十九世紀末以后，也有不少傳教士及中國籍傳道人投身于禁煙運動的行列里。因此我們可以概括地認為，傳教士對鴉片的否定立場是相當鮮明的。

但是，傳教士之否定鴉片，卻與他們對鴉片戰爭的看法并無關聯。就今日所能接觸得到的資料而論，傳教士絕大多數都全然肯定這場戰爭。他們認為，鴉片戰爭是基督教國家與敵基督之戰；并且，整場戰爭之所以發生，實完全基于中國人愚昧無知、狂妄自大，并且抗拒福音所導致的；所以戰爭彰顯了神在中國的主權。他們視英國侵略中國為執行神的旨意。這樣的言論是相當普遍的。

傳教士大都無視鴉片在鴉片戰爭中所占的地位。這主要是由于在當時期，中國與歐美之間并無任何郵政、通訊及客運服務，唯一兩地的聯系便是歐美來華貿易（主要是鴉片貿易）的商船；因此，若傳教士得罪了鴉片煙商，他們將會陷入相當不利的情況。有一位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在寫信給母國的差會時指出，他不欲對鴉片問題作任何評論，否則將會帶來不幸的后果。他列舉了另一位在寧波傳教的麥高溫（J. Macgowan）醫生為例，由于麥氏就鴉片問題發表過一些意見，獲罪于英國的鴉片煙商，結果他們拒絕為麥氏連載任何信件及接濟，麥氏無法，只好黯然回國。此外，我亦要抱歉地指出，早期支持在華傳教工作的，有少部分是鴉片煙商。例如在主后1849年，醫療傳道會在香港開辦的醫院的院長Dr. J．Hirshberg在辭職時，向其所屬的倫敦會解釋說，他不能夠忍受在一個容納了鴉片煙商的團體內工作。可見問題之復雜性。

不過，必須公允地指出，在華的傳教士于第十九世紀中葉只是一個人數極少的團體，他們不可能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起到什么作用，我們不應苛求他們可以扭轉英國對華的政策。身處于某個時代的人，他的思想很難超越那個時代的其他人的普遍想法，一個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或美國人自亦難以高瞻遠矚地看到他們的母國對中國所做的是怎么一回事。每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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