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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港17、18、19世紀的歷史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閩南地區的，不錯閩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講了廈門港的情況，你可以參考一下哦。

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后，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1684年），頒令開海貿易，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云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貿易，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后才成為走私貿易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于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漸匯集于廈門。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貿易之初，廈門海外貿易繁盛程度一度領先于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絡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布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干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并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只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絡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臺灣后，重新開放海外貿易，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白銀。清朝似乎并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貿易，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于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后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后，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后，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于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于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后，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后，閩南商人就云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并擔任通事。（注：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后，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元（資元行）各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梁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閩南商人的國內貿易網絡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闊性以外，還表現在于行業網絡優勢乃至行業壟斷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貿易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以其在國內外貿易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絡，主導在18世紀初—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貿易。18世紀初風靡歐洲的閩北武夷茶，在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中期幾占中國外銷茶葉貨值的一半，是當時中外貿易的核心商品組織閩北武夷茶的種植和加工，是來自閩南的商人。他們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種茶，從閩南招募茶師，開設茶廠，加工茶葉，再將茶葉販運到廣州，與壟斷廣州出口貿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賣給前來廣州的洋商運往歐美。而廣州行商多半是閩南籍。閩南商人或將茶葉直接運往巴達維亞與當地華商交易，再由荷蘭商人運往歐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絕大多數是閩南籍者

閩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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