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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中國打開中國大門的準備工作——以英國軍艦為基礎聯合印度軍隊，作戰路線由南向北，時間4月份左右。

②中國：從戰爭開始到最后戰敗始終沒有明確的戰爭目標處于被動狀態。中國長期閉關鎖國，使得中華民族對外界一無所知。道光皇帝認為戰爭的爆發是歸咎于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他沒有了解到鴉片貿易是英國為打開中國大門，扭轉中英貿易逆差的手段。雖然清政府對于英軍也有抵抗的表現，但目標還是不明確的，打到哪里算到哪里。林則徐雖做了抵抗的準備，但也只限于廣東沿海一帶，初期沒有人認識到英國的真正目的。道光只是想一昧趕走敵人，先想速勝，后轉為速敗。

2．雙方兵力的優勢

①就武器裝備來說中國軍隊處于劣勢，就人數來說中國多于英軍。

②中國在道光年間的正規軍有80余萬人，另外還有鄉勇、團練。英軍全國總兵力為10萬，最初派往中國的總兵力為4000人，后來派來了援軍最多不過15000人左右，但從各個戰役中中英雙方各有優劣，但從實踐中關鍵性戰役英軍占有優勢。

③清朝軍隊廢弛。例如，浙江沿海各炮臺只有林亮光會用炮位發射，打仗時多為文臣或皇帝的親戚領兵。在戰爭中劣勢能變為優勢，優勢也能變為劣勢，但起決定作用的是作戰部隊，如果中國軍隊上下同心，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并非不可能。

3．英軍勝利的必然與偶然

①英：有利條件：⑴國力雄厚，堅強的經濟實力加強了英軍的戰斗力。⑵船堅炮利；不利條件：⑴遠離本土，動員較多兵力來華作戰，十分困難，后勤補給困難。⑵對于中國的地形、地貌，在中國作戰，英軍始終沒有中國人熟悉。越深入內地，英軍的軍艦將失去用武之地。⑶英國發動的是侵略戰爭，是非正義的，它不僅遭到世界正義人士的反對，也遭到英國人民的反對。

②中國：有利條件：⑴中國是大國，人口眾多，具有雄厚的戰爭潛力。⑵清軍在人數上大大超過了英軍，而且兵源充足可以得到及時的補充。⑶在本土作戰，無論是物資補給、軍隊調動，都是熟悉的，特別是戰爭由沿海深入到內地后，中國的有利因素可以得以發揮。⑷中國所進行的是正義戰爭，中國人民的抵抗情緒高昂，清朝只要號召人民起來抗戰，必將給英軍帶來滅頂之災。

五．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訂立和戰后中國社會的變化

1、第一批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①《南京條約》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與璞鼎查在南京簽訂了中英《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

⑴內容：《南京條約》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主要內容要：

（一）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

（二）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

（三）賠款2100萬元。

（四）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

（五）廢除“公行”制度。

⑵影響：《南京條約》簽訂后，1843年7月22日，英國強迫清政府補訂了《五口通附粘善后條款》即《虎門條約》。通過《虎門條約》，英國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特權：

（一）領事裁判權。條約規定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時，“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中國政府無權處理。

（二）片面最惠國待遇。條約規定中國在將來給予其他國家任何權利時，“亦準英人一體均沾”。

（三）居住及租地權。條約規定英國人可以在能商口岸租賃土地，建房居住。后來，外國侵略者利用這項特權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

②《附約》： 另外，《虎門條約》中還附有《海關稅則》。其中規定的進出口貨物稅率比鴉片戰爭前大大降低，還規定凡未列入本稅則的進出口貨物，一律“值百抽五”。

《南京條約》及《虎門條約》簽訂后，西方資本主義和國對英國所獲取的侵略利益十分眼紅，紛紛接踵而至，趁火打劫，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

③《望廈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了《望廈條約》。在這個條約中，美國除享有英國在《南京條約》中所取得的各項特權，還新增了以下幾項重要的侵略權益：（一）擴大領事裁判權的范圍。條約規定美國人與中國人或其他各國人的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訴訟，均由美國領事審理，中國政府不得過問。（二）進一步加強協定關稅權。（三）美國兵船可以到中國各港口“巡查貿易”。（四）美國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等。

④ 《黃埔條約》： 1844年10月24日，中法簽訂了《黃埔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法國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與此同時還獲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的權利。從此，傳教成為西方侵略勢力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手段。

⑤與沙俄簽定的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以后，沙俄加緊向我國東北和西北邊疆大肆進行以掠奪領土為中心的侵略擴張活動。1851年8月6日，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沙俄攫取了在新疆設立領事、領事裁判權、通商免稅、建立貿易圈等種種政治的和經濟的侵略特權。

比利時、瑞典、挪威等西方國家也接踵而至，要求“援例”訂約。清政府根據所謂“一視同仁”的原則，一律允準。與此同時，葡萄牙還乘機篡奪了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是歐美資產階級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鎖鏈。

從此，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強力驅使下，被卷進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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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統治

日本占領臺灣50年，派出19任總督，作為統治中國臺灣地區、實施殖民統治的最高指揮。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間，日寇為建立“殖民地體制”，用武力鎮壓和控制臺灣人民的反抗，軍人專政，派出的軍人總督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樂貞美、明石元等7屆軍人總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當局以為殖民統治已經穩定，為把臺灣建成“理想的殖民地”，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屆文職總督；1936年以后，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恢復軍人總督，派出小木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軍人總督。不論文官武將，19名總督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于一身，掌握了當地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個個都是殺人魔王，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日本在臺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總督府于1896年發布了“關于施行臺灣之法律”。這一文件編號為第63號法律，所以稱為“六三法”。“六三法”總共6條，它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基本法。此法確定臺灣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督的獨裁權力；主要內容是鎮壓抗日義軍和剝奪臺灣人民的基本權利。1906年，頒布實質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兩法沒有根本區別，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沉重。

為維持殖民統治，對中國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殘酷鎮壓。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頒發“匪徒刑罰令”，全文8條，該“令”專門鎮壓臺灣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據此令殘殺了無數臺灣同胞。在頒發“匪徒刑罰令”的同時，又實施“保甲條例”，規定保甲作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條例全文7條，規定10戶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保甲另外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到1943年，全臺共設保6074個，設甲58378個，控制戶數達50余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為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其實質是用“以臺制臺”的方式控制和奴役當地中國人，保甲制度成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國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澤鳥川寫的《臺灣匪志》一書中，把一切對日寇不滿、反對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歸入“匪”類，主張進行殘酷鎮壓。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領臺灣后，在以后較長一段時期內，臺灣人民沒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揚全臺平定，但是臺灣人民的反抗沒有停止，由正面抗戰轉為抗日游擊戰。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全島完全平定”的十幾天后，北部義軍在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臺灣宜蘭人，劉永福舊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襲擊日軍分遣隊，打響抗日游擊戰爭第一槍。林大北起義后，新竹胡阿錦，臺北簡大獅、陳秋菊，宜蘭林李成，以及許紹文、江振源、陳瑞榮等義士起而響應，給予剛剛在臺灣建立統治的日寇予沉重打擊。北部起義一直堅持數年，在戰斗中林大北、詹振、簡大獅等義軍首領壯烈犧牲，義軍受到重大損失。

在臺灣抗日斗爭中，涌現出無數個英雄，簡大獅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臺斗爭中，被稱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參加北部起義后，多次率軍進攻臺北，在宜蘭金包里、堡礦溪等地堅持武裝抗日斗爭。1899年間在日寇的圍剿下不得不退回廈門，后被清政府引渡給臺灣殖民當局，1901年3月壯烈犧牲。

抗日起義遍及臺灣各地。北部起義開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義軍一千多人在云林縣斗門鎮東南10公里處的大坪頂集會，建號“天運”，改大坪頂為“鐵國山”，公推簡精華、柯鐵等為“十七大王”。他們堅持斗爭達6年之久。1898年林少貓等抗日義士也舉起義旗。從臺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頭山，轉戰數年，在臺灣南部豎起抗日大旗，極大的鼓舞了臺灣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殖民統治。

日寇當局也對抗日起義用盡了各種手法進行殘酷鎮壓。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在這些地方舉行“大掃除”運動。日本強盜為安定統治秩序，以給予官職、田產等獎勵為名，將北部、中部等地區堅持斗爭的林火旺、陳秋菊、盧阿爺、林少貓等38位抗日義軍首領和5600多名抗日義軍官兵，騙到斗六、林圮埔、土庫、西螺、他里霧等地，舉行“總括性歸順儀式”。當儀式第一項“官民一齊攝影”進行完畢，進行第二項“鳴炮”時，日軍和憲兵對毫無戒備的上當受騙的“歸順者”開槍射擊，當場把他們全部處死。僅林少貓一家，被害的親人、親友就達231人，其中有40名是兒童。日本殖民者真是喪盡天良。

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不會甘心充當亡國奴，日寇的大屠殺沒有征服臺灣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莊人蔡清琳，帶領民眾突然襲擊鵝公髻、一百端、長坪、大窩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殺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廳，殺死支廳長渡邊龜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當局從臺北、臺中等地調集軍隊、警察前往鎮壓，蔡清琳等9人被處死，受株連者達2000多人。此次起義在臺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為了維持殖民統治，日本殖民當局隨意屠殺當地中國人。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人，在1901年“后壁林慘案”中，屠殺中國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余人；在1913年12月間的“苗栗事件”中，屠殺中國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來庵起義中，屠殺中國人數萬人。據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60萬人。這對當時最多只有500余萬人的臺灣來說，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大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中國人民無數永遠也無法償還的血債。

除了殘酷鎮壓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毫無政治地位，以公務員為例。根據1944年的統計，臺灣公務員總共84559人，其中中國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國人占55%，事實上差別很大。任敕任官（相當于南京政府簡任官）的只有杜聰明1人，而且他只是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員；任奏任官（相當于南京政府的薦任官）的只有27人，其中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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