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古代海外貿易的奏折(雍正帝在位時期的改革政策)

軍機大臣沒有定員，少則二人，多則九人。主要職掌：每日晉見皇帝，商承處理軍政要務，以面奉諭旨名義，對各部門、各地方發布指示；面奉諭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發，稱為“廷寄”。封函標明“某處某官開拆”字樣，由兵部捷報處發送；撰錄保存公文，就是將皇帝批閱的奏折，撰錄副本，稱為“錄副奏折”。這項制度使大量檔案得以保存。

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權力于一身，總理天下庶務。

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志著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5]

勤政

與康熙帝一樣，雍正帝非常勤于政事。后人收

雍正皇帝軍裝

集他13年中朱批過的折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勤于政事，“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堯和隆科多。年羹堯先后被任命為川陜總督、撫遠大將軍，赴青海征討厄魯特羅卜藏丹津叛亂，成功后封為一等公，成為實際的西北王。隆科多為吏部尚書、步軍統領、兼理藩院，賜太子太保銜，被雍正尊稱為“舅舅”。兩人都顯赫異常，但未過幾年，即被雍正整肅。年羹堯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時雍正興起文字獄打擊兩人勢力（汪景祺案和錢名世案）。

雍正一朝寵信四位臣工：李衛（江蘇人）、田文鏡（福建人）、張廷玉（安徽人）、鄂爾泰；其中李衛、田文鏡和張廷玉為漢人，田文鏡為漢軍旗人，足見雍正確實了解并重用漢人。

秘密立儲

“正大光明”匾額

鑒于康熙帝在預立太子問題上的失敗，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儲位法——將他的繼承人弘歷的名字寫好，雍正御筆《夏日泛舟詩》軸放匣中，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后，駕崩后從匣中取出宣讀。又以密旨藏于內府，以備核對。這個方法，避免了皇子爭權而引起的激烈斗爭。后世幾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選儲制度，即皇帝在位時不公開宣布繼承人，而將寫有繼承人名單的一式兩份詔書分別置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和皇帝身邊，待皇帝去世后，宣詔大臣共同拆啟傳位詔書，確立新君。這樣使得使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

民族政策

在民族政策上，雍正帝廢除西南少數民族原本的土司制度，改行“改土歸流”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及同化。此外，雍正亦宣稱“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于圣德乎？”意思是這些逆賊的本意，不過是說本朝只是滿洲的君主，而進關當了整個中國的皇帝，錯誤地懷著地域、民族的偏見，故意捏造一些言論來進行誹謗譏諷。而他們不懂得本朝原居地為滿洲，好比中國人有籍貫于某地一樣。古代的大舜籍貫是東夷，周文王籍貫是西夷，這絲毫不能損害他們圣人的光輝。 反駁明末遺民說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統，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6]

整飭吏治

雍正帝重視吏治。雍正賞識執法嚴，作風雷厲風行，嚴猛行政，有開拓氣魄，政績顯著的官員。如田文鏡、李衛在河南、浙江清查錢糧做得好，被譽為“模范督撫”。康熙末年財政虧空嚴重，雍正位后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場錢糧大清查。他組織了一個得力的領導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親王允祥總理事務，皇舅隆科多、大學士白潢、尚書朱軾會同辦理。清查虧空首先在中央進行。

愛新覺羅·胤祥

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進行。清查不力的官員，則予以調查處理。

清查使財政好轉，但要說明的是，康熙朝末年存銀為2000多萬兩，，雍正朝末年存銀也為2000多萬兩，，電視劇里康熙朝末年存銀為800萬兩的說法是不對的，極大的夸大了雍正朝理財效果。

但是，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雍正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7]

廢除一類人賤籍

雍正帝在人權方面有一項改革，那就是削除一類人的賤民籍。雍正元年，山西、陜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編入“樂戶（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樂戶”籍，使其成為民戶，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紹興曾反對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為民戶，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粵東“蜑戶”籍，使其成民戶。[5]

軍事

雍正帝繼續執行滿洲的擴張政策。康熙帝三征噶爾丹，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糾集20萬人進攻西寧反清，雍正命年羹堯、岳鐘琪率兵討伐，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滿清帝國版圖。

雍正五年派遣策凌為首席代表與俄國簽訂《布連斯奇條約》，第二年又簽訂了《恰克圖條約》，劃定了清俄中段邊界，穩定了清俄邊界局勢，促進了清俄邊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經濟

主要措施和成績

“攤丁入畝”

雍正元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并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二、“耗羨歸公”

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征收錢糧，加收“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高成齡在雍正二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

雍正帝農裝

，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養廉”。雍正帝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征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采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世宗實錄》卷二十二）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后，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并分撥州縣養廉。1727年，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為“養廉”，又稱“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后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三、官紳納糧，一體當差

弊病：

重農輕商

雍正帝

雍正帝繼續執行先王發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衛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帝繼續蠲免錢糧政策。據《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的賦稅和一些地區的漕糧。

但是，他過分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農，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據這一理論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于鬧事。

急于求成，手段過嚴

雍正做事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墾荒，四川清丈，陜西挖井，直隸營田，本意為利民，卻勞而無功，反成民間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無常，手段過于嚴酷，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他死后，乾隆繼位，一反雍正苛嚴之治，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昭雪死者，釋放囚犯，緩和了矛盾。故后人評價：“純皇帝（乾隆）即位，承憲皇帝（雍正）嚴肅之治，皆以寬大為政。

文化

文字獄

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尸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岳鐘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尸，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賢良祠”，樹立為正面典型令漢人效仿。

民族

改土歸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改土歸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隨時任免的流官。改土歸流對于減輕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有幫助，對清朝實施全國性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有重要意義，但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時過度強調使用武力，對一些地區的反抗采取了殘酷的武力鎮壓，也給西南部分少數民族帶來了災難。

外交

開始嚴格執行海禁，后來考慮到閩福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二年降旨準廣東人移民臺灣。但對外洋回來的人民仍有戒心。

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置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后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制。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落伍者。

對雍正皇帝的評價

一、評價：

1、積極方面：雍正帝在位期間重整機構并且對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為加強對西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實行改土歸流。并且大力整頓財政，實行耗羨歸公，建立養廉銀制度等。特別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雍正一朝，整頓吏治，在中央創立密折制度監視臣民，并廢除議政王大臣會議，設立軍機處以專一事權。而且改善秘密立儲制度，這樣使得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間，勤于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2、消極方面：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他在位期間雖沒有出現大規模農民起義，但零散的反抗經常發生，雍正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時文字獄日益頻繁，汪景祺因'諂附'年羹堯而立斬梟首，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尸示眾，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靜、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岳鐘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尸，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 雍正遵奉重農業、輕工商的信條。他說'農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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