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古典派自由貿易理論的要點包括( )(實行自由貿易首先是古典經濟學派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么)

須體認到韋伯寫作時的環境與今天的世界局勢已有巨大的改變，欲超越韋伯的知識界限，或許不是只用模糊的「儒家倫理」概念來解釋復雜的經濟發展原因，還應該以更客觀的態度厘清中國近代以來「連續與不連續」的具體經驗，才能夠提供一幅較如實的圖像，并取代民族情緒的宣泄式批評。以東亞四小龍的情況來說，其與傳統中國的「不連續性」可能超過「連續性」，如何仔細爬梳這些地區制度與行為取向上的變遷線索，對于當地社會科學界確實是一項迫切的任務。

總之，四小龍的發展經驗與韋伯的中國命題只存在著間接的關聯，既無法「驗證」，亦無從「反駁」此一歷史命題。而「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的提法，表面上是在質疑韋伯，實際上卻又套用韋伯「新教倫理命題的邏輯，重蹈抽離時空背景，刻意制造「功能對等項」的覆轍，這對了解中國文化中心地區的歷史特征，以及發掘韋伯中國研究的參考價值，并沒有太大的幫助。不過雖然韋伯未對「現代化問題」提出過任何具體分析，只籠統表示：「對于現代文化領域里，在技術上與經濟上皆已獲得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中國人大概相當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加以同化的能力。這顯然不是中國人是否『沒有自然秉賦』以適合資本主義要求的問題。」（韋伯著，簡惠美譯， 1989:31），但面對中國大陸正重新點燃的龐大經濟動力，我們仍須探問能否自韋伯的中國研究中提煉一些有用的觀點，來導引我們觀察傳統如何與現代接榫的復雜現象。下面我們便進入韋伯實質歷史研究部份，嘗試從兩個角度來重新詮釋中國命題：第一個角度是回到中國命題的原始意義，看韋伯以中國為對照點，究竟充實了那些他對資本主義于西方興起過程的解釋？第二個角度再以我們自己的價值關聯為主體，檢視中國命題的方法和內容，評估其對現實處境有所啟發的可能性何在」？

肆、中國與西方— 比較的成果

我們首先關切的是，韋伯繼新教倫理研究之后，投擲大量精力于文化比較上，他既然認為比較的目的乃在于超越只就西方己身文化論證的局限，同時透過對比以求取對西方發展之「獨特性」的更深認識。我們不妨假定他在中國研究中實現了上述的目的。那么，他是在那些方面獲致了認知成果呢？從《儒教與道教》的論述里，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個主要的對照層次，即制度結構的層次、社會階層的層次以及宗教心態的層次。若響應前面提到維特孚格對韋伯的批評，應該指出，韋伯在這三個層次之間不是沒有連系起彼此辨證的關系，他與馬克斯主義者不同的地方，是在歷史解釋中從未賦予經濟因素單獨的「決定權」，經濟的制度與行動，在韋伯來看，始終脫離不了和政治、宗教等其它價值領域的互賴。甚至他還相信，就人類經濟史的進展而言，對于「經濟傳統主義」的逐步克服，有賴于許多非經濟因素共同發揮作用，其中包括：「力求獲得神圣財的魔術要素及宗教要素，力求權力的政治要素，以及力求榮譽的身份階級上之利益等等。」（韋伯著，鄭太樸譯，1977:20）。基于這種看法，傳統社會中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也不是光靠「營利欲」即可突破，毋寧要問：「在何種情形下能將營利沖動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控制），而創造出資本主義企業性質之合理制度呢？」（韋伯著，鄭太樸譯， 1977:372 ）。在中國研究的三個分析層次上，韋伯考察的即是以這些非經濟因素為主，相對地純粹經濟史的資料反倒只具有次要的地位。

中國的例子，提供給韋伯綜合整理在西方促進資本主義產生的各種相關勢力，循著他所設定的對照點，這些西方特有的條件再一次清楚呈現，不僅補充了他以往較少著墨的制度面向，并且勾劃出新教倫理所能同資本主義精神建立起「選擇性親近」的結構性格局。更進一步說，當韋伯梭巡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組合時，他不啻對所有西方的可比較狀況重行反省一遍，給予它們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扮演過的角色較妥當的定位。我們接著便以「國家結構」(Staats-struktur) 和「市民階層」 (Buergertum) 這兩個重點來點出韋伯從事比較研究的得益之處。

韋伯在《新教倫理》的論文中，并沒有充份討論「國家」的議題，一來是他專注于宗教的影響，二來則因為歐洲在十六世紀仍處在封建時期，民族國家和絕對王權正在醞釀，宗教不只獨立于政治權力范圍之外，甚至還具有「優位性」，足以型塑日后現代國家的模式（如「民主」制度和專業行政官僚體系）。由宗教倫理引燃的「資本主義精神」因此類似一項「自變量」，其在歷史變遷中的主動地位不容抹煞。但是，韋伯發現中國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國在公元前二世紀以來，便已創建出統一的帝國，并成功地阻止「再封建化」的種種嘗試。中國的中央集權政府及其家產制官僚組織早就具備了「巨靈」的性質，即使疏放式和行政管理無溝有效貫徹至村落自治體，卻對全國性的政治及經濟生活掌握著基本控制權。在此一支配格局下，任何自主的社會勢力不易真正立足，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韋伯于《儒教與道教》前半部對中國傳統貨幣制度、城市及行會等「對照點」的考察，令他引出的初步結論是：

「再一次，我們又回到老問題：從純粹的經濟角度而言，一個真正市民的、工業的資本主義，是有可能從我們上面提到的小資本主義之萌芽里發展出來的。一連串的理由—大多與國家的結構有關—可以讓我們明了資本主義之所以沒能發展出來的這個事實。」（韋伯著，簡惠美譯，頁 164 ）。

投射回到歐洲，韋伯這時給予近代歐洲「缺乏」一個和平化統一帝國的外在條件高度的評價，他毫不猶豫地表示這是一個「不凡的例外」，因為帝國的俸祿階層會阻撓刺激經濟進步的必要競爭，并「窒息了行政運作、財政管理與經濟政策的理性化」（同上，頁 125 ）。 中國的歷史既定狀況先在這點上，便和歐洲有「不可共量」的差異，這里「沒有數個互相競爭的獨立國家隨時準備應戰之情況下的武裝和平，因此，在戰時公債與國家補給—為了戰爭的目的形勢下發展的資本主義現象，并沒有出現。」（同上，頁 168）同時，帝國統一之后，為了謀求資本的政治性競爭便消失了。中國也沒有海外的殖民關系，這也阻礙了西方古代、中世紀與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資本主義類型的發展。」（同上）我們可以說，韋伯透過比較不只是中國與歐洲歷史的對比，而且還有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與后來統一帝國時期的對比—將「國家結構」的因素放進了因果鏈鎖中，多少補充了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中重要的一環，也讓導致發展的「前提」更為周延。

所謂「中世紀封建的中介階層」，其實便是「市民資產階級」的同義詞，在這里，韋伯對比了中國和歐洲另一個結構性的歧點，亦即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承載階層」不是沒有，但從未成為主導的力量，自然也無法經由內發的途徑發展出資本主義。相對地，歐洲中世紀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興市民階層，他們在宗教改革和其后的政治革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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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反思與批判

〔內容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發展起來并產生廣泛影響的政府治理理論以及運動。它為政府管理與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視野。管理主義存在著許多值得反思與批判的缺陷：基本價值的偏頗；對市場機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當的顧客隱喻等。21世紀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關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關注政府與社會、市場、公民的互動，不可陷入偏狹的陷阱。

〔關鍵詞〕公共行政 管理主義 反思性批判

一、 導 言

自1980年代以來，公共管理已成為各國政府再造的理論基石和實踐指南。正如學者羅森布魯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發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其理論及實務均已展現其獨特之處，成為與傳統管理途徑、政治途徑以及法律途徑并駕齊驅的新研究途徑。(Rosenbloom,1998,P.20)同時亦對公共行政學之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依學者哈貝馬斯的分類，科學認知包括三種旨趣，即經驗－分析性科學(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歷史－論釋性科學(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學(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主張以及實踐的內涵，探討其出現的環境系絡(買粉絲ntext)，進而進行批判性反思。

二、 公共行政管理主義之內涵

從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發達國家，均出現了大規模的政府再造運動，這一運動被冠以不同的稱號，如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買粉絲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稱，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盡管名稱各異，但基本上卻描述著相同的現象，即傳統官僚體制已經被新型態的以市場為基礎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認為公共部門正浮現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E.Hughes,1998,P.1-4)。那么，這種公部門的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樣的內涵呢？依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作的界定，西方國家所展現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管理技術的采用；

（2）服務以及顧客導向的強化；

（3）公共行政體系內的市場機制以及競爭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學者拉森和斯圖亞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認為，它包括：（1）視人民為顧客，并強調顧客的價值；（2）創造市場或準市場的競爭機制；（3）擴大個人以及私部門自理的范圍；（4）購買者的角色須從供給者的角色中分離出來；（5）契約或半契約配置的增加；（6）由市場來測定績效目標；（7）彈性工資。

學者胡德(Hood,1991)特別歸納出其七項要點，認為新公共管理的特質為：

（1） 在公部門之中放手給專業管理，這表示讓管理者自己管理；

（2） 目標必須明確，績效必須能夠加以測量；

（3） 特別強調產出控制，重視實際的成果甚于重視程序；（4） 走向分解的轉變。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過小型政策領域的機關設立，而將大規模的部會分割開來；

（5） 轉變為更大的競爭性；

（6） 重視私部門型態的管理行為；

（7） 資源運用上的克制與節約。

從理論和實務兩個方面來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主張：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點在于結果而非運作的過程；第二，為了實際結果，公共行政應妥善運用各種市場競爭機制，以提供更佳的產品或服務，同時在市場機制下，政府各機關一方面應如同企業般從供給者與需求的互動過程中取得經費，另一方面也要與其它組織進行競爭；第三，配合市場導向和市場機制的運作，公共行政也應強調顧客導向(Customer Driven)的觀念；第四，政府應該扮演"導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職責應定位于確保各項公共服務與公共財貨均可被順利提供，但卻不必要自己動手處理；第五，政府應推動法規松綁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應改變過去唯法則是向的觀念，更重視市場競爭、顧客需求以及成果的達成；第六，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應授予權能(empowered)以充分發揮創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應盡可能朝彈性的、創新的、問題解決、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方向發展。

三、 公共行政管理主義的歷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時，學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義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種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識形態，因配合社會與經濟情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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