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古代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三大貿易圈是( )(古代波羅的海和北海貿易圈的特點？)

化可謂“平分秋色”，共同成為深圳歷史文化或移民文化的底蘊。現存的廣府民居、客家民居和其它式樣的民居，是深圳移民文化的重要標志，是深圳明清以來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見證，是一部磚石壘筑和泥土夯筑起來的史書，是研究社會歷史和民情風俗的活化石。

第四次移民高潮、“遷界”與“復界”

清初形成深圳的第四次移民高潮，它源于沿海地區的“遷界”與“復界”事件。清世祖順治初年統一全國后，鄭成功一直在閩、粵沿海進行“反清復明”活動。為切斷大陸沿海人民對鄭成功的支援，順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就頒布了“禁海令”，嚴禁江、浙、閩、粵等地沿海商、漁民出海。隨著鄭成功抗清的不斷失敗，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廣東新安等縣開始“展界”，允許原沿海居民遷回原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全面復界，除原居民回遷外，有些粵東地區的客家人也開始遷入。雍正五年（1727年），由于官府招募政策的落實，各地農民特別是客家人，主要是從粵東興梅地區，還有潮州以及江西、福建等地舉家遷來。移民高潮延至乾、嘉時期，今龍崗地區的客家大圍屋便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掀起今深圳東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歷史新高潮。

龍崗客家圍

龍崗客家圍的建筑形式可謂集各地客家之大成，主要是粵東地區的圍龍屋與四角樓的結合，并特別強化了城堡的防御功能，故我們可稱之為“城堡式圍樓”。它的主要特征是前有月池（半圓形池塘）和禾坪（曬谷場），圍樓前開有－大門、兩小門，大門兩側為二層的倒座，其后是長條形的前天街，中軸線上置上、中、下“三堂”為宗祠，“三堂”兩側附兩橫或四橫屋，其后為長條形的后天街和后圍樓（原型為半月形圍龍屋），－圈圍樓的四角建有碉樓即角樓，有的在后圍樓中間還建有高大的望樓（龍廳頂），有的四周圍樓屋頂連成通道，稱“四角走馬樓”，而其內部給、排水設施齊全。這種帶月池、禾坪、圍屋、碉樓且宗祠與住宅合一的城堡式客家圍樓，給人以氣勢雄偉、森嚴壁壘的感覺。客家圍強調“天圓地方”、“陰陽合一”及與自然和諧，講究風水和龍脈的走向。這是在農業社會中血緣聚族而居，不斷遷徙移動，在和自然與社會斗爭中滾動發展的產物。其建筑技術和形式，屋內的堂聯、壁畫．灰塑和雕刻等，保存著以反映儒家思想為主的豐富的中原傳統文化，是研究民族傳統文化和客家社會歷史與民俗風情的寶庫，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是深圳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龍崗地區現存較大型的客家城堡式圍樓有100多座。令人矚目的是，占地面積達25000平方米、建筑面積近15000平方米，號稱“九廳十八井，十閣走馬樓”（八碉樓二望樓）的龍崗羅氏鶴湖新居，以及同等規模的坪山曾氏大萬世居（兩處均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待公布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分別建于嘉慶和乾隆年間，可稱為贛、閩、粵客家圍之冠，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

廣府式民居

今深圳的西部是廣府民系的聚居地。典型的廣府圍村，民居多用青磚壘筑，其前無月池和禾坪，四角無角樓，宗祠偏在一隅或建在圍外，圍墻內是以巷道隔為若干 橫排，每一橫排又分成若干單元。每一單元一般為二進一天井布局，罩式大門，天井的一側或兩側有廊房（作廚房、廁所），正房一般為三開間的一層或二層，底層明間一般一隔為二，前為客堂，后為臥室或供祖神。

何氏“元勛舊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位于羅湖區筍崗村，始建于明初，為嶺南名賢何真的舊居，是深圳現存最古老的廣府寨堡式圍村的典型建筑。

廣府、客家混合式民居

所謂廣府與客家混合式民居，有兩種形式：

其一，是以廣府式民居為主，吸收客家式民居的某些因素。如南山區西麗塘朗村老圍，始建于明嘉靖年間，現存建筑為清代重建。其圍墻內有六條橫巷與進門樓后的縱巷交叉，多為一間一套或二間一套單元式民居，船形式屋脊，且鄭氏宗祠在西北角，不在中軸線上，這是廣府式民居的重要特征。但圍前又有禾坪和大月池，顯然是客家民居的配套設施。

其二，是以客家式的圍樓或圍屋為主，吸收了廣府民居的某些因素。它主要表現為典型的客家圍屋內，住房卻由傳統圍龍屋的通廊式單間，變為廣府式單元套房，即為一天井、兩廊、一廳、兩房的組合，增添了舒適性與私密性。龍崗于乾嘉以后建筑的圍樓，許多都屬于這種情況。

中西合璧式民居

現存最早的是位于寶安區沙井鎮新二村建于道光四年（1824年）的康楊二圣廟，其琉璃屋脊雕飾西式建筑和人物。－般所謂中西合璧式，往往是廣府或客家民居的格局，而外觀形式和裝飾是西式的，真可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表現。集客家、廣府和西洋建筑特點于一身，是不同民系和不同國家建筑文化的融合，獨具匠心，充分體現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產。

綜上所述，從深圳的各式民居，可見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生動而具體地反映出深圳移民文化的特色，以及頗為深厚的深圳歷史文化的源流。可以說深圳是研究在國內外久負盛名的客家民系和廣府民系的歷史文化、民情風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地區，其影響播及港澳地區和東南亞與世界各國，無疑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歷史地位。

四、近代深圳和今日深圳

深圳是－座英雄的城市。除上述在反擊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斗爭中曾作出的巨大貢獻外，深圳近代史上又發生了兩件大事，并都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第－件是1839年的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第二件是1900年孫中山領導和發動的三洲田武裝起義，打響了資產階級革命從改良主義真正走上了武裝革命的第－槍。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其領導下的寶安縣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尤其是東江縱隊在廣東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卓越功勛。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地位、作用和貢獻是人所共知的，她在中國的當代史上又寫下了值得驕傲的光輝篇章。

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

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

鴉片戰爭并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頑強不屈的中國軍民，曾有一段抗英斗爭勝利的光榮歷史。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7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斃命”(?林則徐使粵兩廣奏稿?第107頁), 林則徐于8月15日下令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則違抗拒交，于是林則徐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采取了不準他們逗留澳門，斷絕柴米食物等措施。9月4日中午12點，義律率“路易沙”號（裝備10門回旋炮和4門三磅長統炮）．巡洋艦“珍珠號”（裝備6門6磅炮）等5艘艦船，以“求為買食”為名接近我方，下午2點30分下令開炮轟擊我水師船，正在巡洋的大鵬營守將賴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擊后，隨即指揮水師船和九龍炮臺開炮反擊，不久英軍“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疊見夷尸隨潮漂淌”，“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下午6點30分英船逃回了尖沙咀，九龍海戰以我方的大勝而告終。此戰意義重大：這是鴉片戰爭的起點，“－般地說來，中英第－次鴉片戰爭是從這次海戰開始的”。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系列反侵略戰爭中的第－仗，充分體現了中國人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

由于賴恩爵英勇善戰，道光皇帝賜賴恩爵“呼爾察圖巴圖魯”（勇士）稱號，晉升副將（從二品）。1843年任廣東水師提督、正一品，封“振威將軍”。現大鵬城內有御題“振威將軍第”的賴恩爵將軍府仍保存十分完好。

九龍海戰后的兩個月即11月3日，發生了穿鼻洋（位于虎門外30里）之戰。同－天（或后－天），又在尖沙嘴洋面發生了官涌之戰（至11月13日，10天內共打了6仗）。這7仗中除11月11日由我方主動開炮襲擊外，余都為英軍挑起，并以其失敗而告終。

“天下第一鎮”——中英街的歷史變遷

中英街及界碑是中國貧困落后，清王朝腐朽沒落和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歷史見證；是中國革命勝利和改革開放，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和“一街兩制”，以及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繁榮富強的歷史見證；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內含的中英街，是中國乃至世界僅見的歷史文化奇觀，有獨特的意義。正因如此，1992年1月24日，已故國家主席楊尚昆蒞臨沙頭角中英街視察時，興致勃勃地用英語說：“The most famous town in the world”（天下第一鎮）。中英街界碑已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中英街歷史博物館成為廣東省和深圳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孫中山領導的三洲田庚子首義

孫中山領導的三洲田庚子首義

孫中山、鄭士良等人，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便策劃新的反清武裝起義。經聯絡準備，1900年4月，決定選擇三洲田作為起義地點，不久便開始招兵買馬，以義合小鋪為據點，僅4個月時間，便發展到六、七百人，成為起義的主力軍。清光緒庚子二十六年農歷潤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義軍在今深圳鹽田區的三洲田舉行祭旗起義，把矛頭直指封建腐朽的清王朝。以黃福為元帥，鄭士良、何松為參謀，黃耀庭、廖慶發、林海山為先鋒，分兩路出發。東路從馬巒村、金龜洞出禾崗，打新圩，直撲鎮隆，在佛子坳伏擊清軍大捷；西路從橫崗出沙灣攻打蘭花廟，大獲全勝，進一步攻打深圳、南頭受阻。東路義軍在永湖、崩岡圩連戰皆捷，勢如破竹，22日乘勝進入三多祝，在白沙扎營，隊伍迅速發展到二萬人，其中不少是富有革命傳統的當地客家人，聲勢浩大。后因形勢急劇變化，原擬突擊至廈門時獲得接濟的計劃無法實現，后援不繼，陷入困境，孫中山電令鄭士良“可自決進止”，義軍不得不解散，剩下千余洋槍手分

古代世界四大貿易圈對中國的影響

古代世界四大貿易圈對中國的影響是絲綢之路帶動了中國的經濟貿易發展

在古代世界真正稱得上是國際貿易的，應該是地中海國家之間的貿易，由于環地中海的國家較多，這樣參與貿易的國家就多，才能稱為國際貿易

當航海技術有了一定發展時，地中海就把沿岸的國家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環地中海貿易圈

地中海貿易圈包括整個地中海和黑海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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