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印度過去的對外貿易政策(急！！戰后 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

印度1900——1950年經濟增長狀況

在獨立之后的30年里，人們用“印度式的”(Hin)經濟增長率這個詞語來形容印度的經濟表現，意思是令人失望但并非災難性的結果，而且與印度宗教所宣揚的安于此生的宗教信條相一致。

當然，隨著過去20年印度發生的巨變，這一陳詞濫調逐漸被廢棄了。自1980年開始，印度的人均經濟增長率增加了一倍多，從1950-1980年的1.7%上升到1980—2000年的3.8%。過去，在社會主義政策和許可證、配額制度的束縛下，印度經常被作為錯誤發展戰略的反面典型。現在，印度成了一個模范生，人們用她作為例子，來說明如果轉向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經濟增長潛力可以得到多么大的發揮.雖然印度的經濟增長率沒有中國高(收入水平也不及中國)，但由于其可靠的民主制度和信息技術領域的強勁表現，在許多觀察家的眼中，這個國家就算是不能取代中國的地位，也越來越對中國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

印度的經濟進步對于她的10億國民來說是一個福音。同樣重要的是，這一轉變也給其他貧困國家帶來了希望，她向世界表明，如果采取適當的政策，快速的經濟增長是可以實現的。

但是，那些產生印度奇跡的“適當”政策是什么呢?在政策報告和報刊上，充斥著許多關于這一問題的答案。傳統和常見的觀點認為，在1991年之前，印度實行貿易管制政策，印度經濟與外隔絕，在國家引導下建立的產業非常低效，過度管制阻礙了私有部門的發展，政府的控制和官僚主義窒息了私有經濟的活力，但這些情況在1991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國際收支危機的刺激下，印度的政策制定者起用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這樣的專家來治國。辛格很快啟動了經濟自由化進程，貿易壁壘被拆除，外國直接投資受到鼓勵，許可證制度被廢除，私有化開始了。在軟件出口和呼叫中心業務的帶動下，印度經濟開始騰飛。

如同所有的簡單描述一樣，上述觀點確有一定的道理。印度的經濟一度是世界上管制最嚴厲、最封閉的經濟之一，這種情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的確，1991年的經濟自由化可以說是印度經濟的分水嶺。但是，上述觀點沒有認識到的一點是，印度經濟的加速增長早在1991年前的10年就開始了。只要對印度的經濟增長歷史做一個粗略的觀察，就可以發現印度的經濟加速增長起步于1980年左右，這一增長趨勢在1991年后并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實際上，一些指標，如社會全要素生產率甚至在1991年后表現出相反的特征，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因此，1980年后，印度經濟的良好表現并不能歸因于1991年改革。1991年改革可能的確對維持和加快印度經濟增長起到了作用，但是我們需要有更寬廣的視角來理解印度經濟增長中的變化。由此得出的一個相關論點是，最近出現的一些現象，如IT產業和相關服務業的崛起并非印度經濟增長的源泉。

本文將對印度經濟增長提供一個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印度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中央政府于1980年采取了支持私有部門的態度。在此之前，執政的國大黨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和偏向窮人(pro-poor)的政策。當英迪拉·甘地于1980年重掌政權之后，她調整了自己的政治盟友，與私有部門代表結合在一起，開始拋棄以前華而不實的政策。中央政府對企業的態度從敵視轉變為支持。1984年，拉吉夫·甘地上臺之后，英迪拉·甘地的政策得到進一步推進和強化，而且不像以前那么含蓄。在我們看來，這是80年代早期釋放印度私有部門活力的關鍵轉變。

正確地描述印度政府的這一態度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們對促進市場導向(pro-market)和促進企業導向(pro-business)加以區別。前者著重于消除市場障礙，致力于經濟自由化，為新設企業和消費者提供好處。而促進企業導向則著重于提高現有企業的盈利性，它對現有企業和生產者有利。促進企業導向的政策包括減少現有企業生產能力擴張限制、消除價格控制和降低公司稅(這些都發生在80年代)，等等；而促進市場導向的政策的典型例子是貿易自由化(直到90年代，這一政策轉變才取得進展)。通過比較東亞和拉美的改革方式，可以理解促進市場導向和促進企業導向之間的區別。韓國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促進企業導向而非促進市場導向的，而拉美9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促進市場導向的。

印度80年代早期的政策變化可以被稱為促進企業導向的，而非促進市場導向的。在那一時期，對于已有企業來說，真正的自由化基本上是不受歡迎的。與獲得已有企業的政治支持相比，英迪拉·甘地對實行對外開放和消除競爭障礙相對不感興趣。拉吉夫·甘地本人更傾向于自由化，但是由于他步子邁得過大，博福斯軍火丑聞(Bofors scandal)使他的威信受損，他又不得不走了一段回頭路。因此，這一時期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已有企業和原有業務，而非新企業和新業務。但是，我們認為，這一時期向促進企業導向的政策轉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推動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基本因素。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我們發現1991年之后的真正自由化并沒有改善總體的經濟表現。很明顯，雖然存在價格扭曲和其他市場扭曲，這一時期的政府態度轉變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有力推動器。

政府的態度變化之所以能夠對經濟增長產生重大影響，與印度的初始改革條件有關。相對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來說，印度具有很好的政治經濟制度。她是一個民主國家，存在廣泛的法治，產權得到充分保護。如果按照其他類似國家的標準來看，印度的收入水平應該是現在的好幾倍。這背后的隱含之義是政策環境的較小改變都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巨大影響。我們可以將政府取消對私有部門的敵意視為改變之一，這對于實際政策來說并非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對投資者的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將首先介紹印度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轉變并進行相應比較。我們認為，這一轉變是基于生產率的巨大進步(而非要素積累)。我們還認為，印度已經從1980年之前的落后者轉變為一個優勝者。

接著，我們將提供對這一轉變的一系列解釋，并指出為什么它們不能令人滿意。在80年代，印度并沒有出現過很多自由化政策，而且為數不多的一些還是發生在80年代后期。在這一時期，印度經濟仍然與外界隔絕，甚至在某些方面保護程度還有所加劇。綠色革命并不能成為非農業部門發展的源泉，因為我們沒有發現內部貿易條件的必需變化。需求因素也不足以解釋生產率的上升。公共部門投資也不可能提供充分的解釋，除非我們做出滯后假設。

隨后，我們提出自己的解釋，并提供一些經驗數據進行支持。我們尤其強調，1980年之后的經濟增長在某些特定的經濟活動領域和特定的地區更為強勁，這些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區最容易享受政府態度轉變帶來的好處，它們就是在以前的政策體制下建立的正規制造業部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在以前政策體制下產生的知識和現代制造業基地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一旦政策環境發生就了有利于私有部門的轉變，經濟可以順利起飛。所以，在前期的投資已經發生的地方，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

本文的分析重點是80年代印度經濟向高增長的轉變，而很少涉及1991年改革和90年代的經驗。我們認為，啟動經濟增長和保持經濟增長是截然不同的挑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方法(Rodrik，2003；Hausmann等，2004)。本文主要關注啟動經濟增長的挑戰以及印度的相關經驗。

一、事實

本文所基于的一個關鍵事實是印度經濟增長的轉折點發生在1980年左右而非大多數人所認為的90年代。正是從1980年開始，印度開始揮手告別過去的“印度式的增長”。其實，我們并不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德龍(DeLong，2003)、威廉姆森和扎哈(Williamson和Zagha，2002)都強調了印度經濟增長速度的翻倍早在1991年改革前10年就發生了。但是，我們沒有發現運用標準的政策導向因素來分析印度經濟快速增長的文獻，而且所有的解釋給人的印象都是90年代的改革導致了印度卓越的經濟表現(Ahluwalia，2000；Srinivasan和Tenlkar，2003)。

圖1描繪了與總體經濟表現有關的3個指標：實際人均GDP、每個工人創造的實際GDP和全要素生產率。從1980年開始，這3個指標都呈快速上升勢頭，而此前20年間基本保持平穩。表1也表明，80年代與70年代相比，前者的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比例都要高出大約3個百分點。盡管90年代仍然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但各個生產率指標的增長呈下降趨勢，比80年代下降了0.3到0.6個百分點不等。不管90年代是否比80年代略差(或略好)，數據已經充分證明印度的經濟增長是從1980年左右才開始大幅度改善的。

許多研究都提供了印度經濟增長轉折點發生在1980年左右的證據。首先，利用白聚山和佩龍(Bai和Perron，1998，2003)所描述的方法，我們計算了四個增長率的最優單轉折點、最優兩轉折點和最優三轉折點，這四個增長率的基礎指標分別是以固定美元價格(世界銀行)計算的人均GDP、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每個工人創造的GDP和全要素生產率(Bosworth Collins，2003)。在所有的情況下，我們都發現單轉折點發生在1979年。第二，奧斯曼等人(Hausmann等，即將發表)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分析了向高經濟增長的轉變，將印度的經濟增長轉折點定為1982年。最后，沃勒克對印度GDP及其分解項目進行了節點分析。她發現在80年代初中期印度的GDP增長出現節點。在1980年，存在節點的F統計值最高(Wallack，2003，第4314頁)。

1980年之后印度總體生產率的提高是由于什么原因?僅僅是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農業)轉移到高生產率部門(制造業和服務業)，還是私人部門的表現改善了?在三個主要部門的勞動力構成方面，曾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顯著的是農業部門的勞動力比例從1975年到1995年間下降了大約10%，同時服務業和工業的勞動力比例分別上升了大約7.5%和2.5%。但是，這一變化僅僅能夠解釋總體生產率上升中的很小部分(不到10%)。例如，當利用固定(基期)就業比例計算總勞動生產率時，8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70年代提高2.6%-2.9%，90年代的增長速度比80年代下降0.4%-0.6%(表1)。

表1 印度總增長和部門增長核算(年均增長率，除非特別說明)

時期

1960-1970

1970-1980

1980-1990

1990-1999

Bosworth-Collins(B-C)

產出

3.84

2.98

5.85

5.59

工人的單位產出

1.87

0.69

3.9

3.27

工人的人均資本

0.83

0.61

1.06

1.32

教育

0.29

0.58

0.32

0.34

全要素生產率

0.74

-0.5

2.49

1.5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產出

3.75

3.16

5.64

5.61

工人的單位產出

1.77

0.86

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