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的關系(南越國進行海外貿易與秦漢兩朝的哪些政治和經濟因素有關)

。主要是包括燕趙在內的六國富豪。

人口的遷徙，促進了地區間文化的交流和傳播。燕趙地區的移民，把燕趙的生產技術、生活習俗和文化信仰帶到遷入地，對當地產生了重要影響。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馀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卓氏的見識與性格，體現出燕趙文化的影響。《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另一位邯鄲人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把燕趙地區先進的鐵器文化和生產技術傳入巴蜀，不僅有利于該地冶鐵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巴蜀營商文化的發展。

（二）燕趙文化對遼東和朝鮮的影響

燕昭王時，曾派大將秦開攻伐東胡，燕國勢力抵達今遼河中下游地區。緊接遣秦開攻朝鮮，“取地二千余里，至滿番汗為界”[8]。后又乘勢“嘗略屬真番、朝鮮”[9]，自造陽（今河北懷來縣）至襄平（今遼寧遼陽）筑長城，置郡縣。秦滅燕后，秦在遼東地區承襲燕制，朝鮮半島則屬遼東外徼。

秦時，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鮮半島。秦末漢初朝鮮半島有“燕、齊、趙人往避者數萬口”[10]。漢初燕人衛滿聚眾數千人統治朝鮮，境內就是“故燕、齊亡者”[11]，到衛滿的孫子右渠時，漢人越來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遼陽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幣、布幣和生產工具，表明燕趙文化對這一地區的影響。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與文化傳播

秦始皇時期有一次較大規模的海外移民，與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關。徐福，齊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動于今河北滄州一帶。《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禪后，“既已，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后，徐福一直從事為始皇求仙的活動，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僅得到數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質，耗資巨大，終無所獲。三十五年盧生、侯生等逃走后，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12]。徐福不得不尋求退路，因此在從河北鹽山啟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島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14]。徐福東渡成功，給日本帶去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促進了日本的開發和發展。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關徐福及秦人的傳說和故事，尊稱徐福為農神、蠶桑神、醫藥神等[15]。

（四）燕趙文化在嶺南的傳播

嶺南，指南嶺以南的地區。秦漢時期，嶺南地區先后成為封建國家行政區的一部分，這是嶺南歷史上一個劃時代事件，也是嶺南古代文化發展史上新的起點。此后，中原漢文化在嶺南進一步傳播，與當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嶺南跨越式發展，趙佗是完成這一歷史重任的關鍵人物之一。

趙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秦末農民起義烽煙中，把握機會，建立南越國，立國93年，為開發嶺南作出了重要貢獻。

南征百越，

嶺南地區歷來散居著眾多越族部落，種姓各異，故稱“百越之地”。《通典》云：“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于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16]秦始皇統一前，有的進入部落方國，有的還停留在原始部落階段。

秦始皇一統天下過程中，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17]。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將“趙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19]發兵卒50萬，進擊嶺南。屠睢的一、二路軍，因推行民族歧視政策，雖殺了殺甌王鐸吁宋，但遭到頑強抵抗，“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20]，而東線的趙佗，由于實行剿撫結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占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21]。

為穩定嶺南局勢，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發嘗逋亡人、贅婿及賈人，使任囂、趙佗為帥，繼續“掠取陸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秦始皇以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令（今廣東龍川縣），領“五十萬人守五嶺”地，又接受趙佗上書，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為士卒衣補”，[23]使之與戍守將士成婚定居。三郡的設立，使嶺南地區納入秦帝國版圖，結束過去越族互不統屬、政治上落后的狀態，先秦時期的蠻荒之地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

趙佗在南征及任龍川令期間，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輯漢越”的方針。勸導士兵在當地養兒育女，促進漢越同化；上書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遷居南越，積極推廣燕趙文化和先進的生產力，把中原的生產技術、禮樂教化、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也帶到嶺南，中原華夏族與南越族在血緣和文化上的交流，滲透到嶺南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各個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風貌。趙佗在任龍川縣令時指導當地人民開荒辟田，興修水利，修筑城池，今佗城即是趙佗所修，是當時龍川縣治所，時稱龍川，后稱循州。1941年改稱佗城。

統一嶺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面對“天下洶洶”的局勢，南海尉任囂于病重，召趙佗商議，“聞陳勝等作亂，……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于是，“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趙佗主持南海軍政要務。任囂病逝后，為防止中原戰火波及嶺南，趙佗宣諭橫浦、陽山、湟 三關設重兵防守，殺秦長吏，以親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勢。秦亡后，趙佗派軍統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建南越國，定都番禺（今廣州）。

趙佗統一嶺南的舉措，其本身就是一種反秦行為，且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使嶺南避免重新出現百越分立的混亂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戰爭之苦，從而保證了嶺南地區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國家動亂之時采取的英明抉擇，是與分裂國家的某些野心家具有本質區別的。

趙佗統一嶺南后，繼續推行“和輯百越”“漢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風俗，他自己身著越服，結發頭頂，自稱“蠻夷大長”，鼓勵漢越通婚，任用越人參加政權管理，如越人首領呂嘉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余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24]。辦學教民，推廣漢文化，移風易俗等，使漢越和睦相處，社會安定，促進了越人社會的進步，也加快了漢、越民族的融合過程。推行秦朝的郡縣制，要嶺南各族首領“俯首系頸，委命于吏”，即各族首領要聽命于郡縣官吏。

趙佗的舉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漢高祖稱贊他治理嶺南“甚有文理。中縣人（中原遷徙到嶺南的移民）以故不耗減”，能“和輯百越”，“越人相攻擊之俗亦止，俱賴其力。”[25]可以說，在中華民族統一史上，趙佗不僅是秦朝以來第一個成功在少數民族地區成功建立穩定政權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進民族融合的偉大先驅。

維護統一，攜土歸漢

西漢王朝建立后，因天下初定，未及過問趙佗稱王之事。漢高祖十年（前197年），劉邦親率大軍到趙佗故鄉東垣平定趙利叛亂，改東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翌年，劉邦命大夫陸賈攜印璽至嶺南，立趙佗為南越王。趙佗與陸賈相談甚歡，接受南越王封號，奉漢稱臣，并劃定疆界，北與長沙王吳芮統治區相鄰，將過去在名義上封給吳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劃為南越國。

劉邦的正確決策，趙佗的明智選擇，不僅消除了漢與南越的對峙，在嶺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建立了中國多民族國家統一史上第一個具有民族區域自治性質的穩定政權，而且開辟了一條和平統一的途徑。趙佗在奉漢稱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權，同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保持著密切聯系，促進了嶺南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此后，南越國每年向漢朝廷進納貢物，《西京雜記》卷三記載“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卷四“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鷴、黑鷴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并在邊關與漢互通貿易。

劉邦去世，呂后專權，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對南越以蠻夷視之，禁止金鐵田器、馬牛羊輸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過禁運限制南越的經濟發展。趙佗先后三次遣內史藩、中尉高、御上書，請求解除禁令，均被呂后扣留。呂后又將南越領地封給了長沙王，引起趙佗強烈不滿。呂后五年（前183年），趙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國邊邑，此后更“以兵威邊，財物賂遺”等方式，統治了閩越、西甌、駱越等地，“東西萬余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27]。強大的南越國與北邊的匈奴一樣，成為漢朝的大患。

呂后又削除趙佗 “南越王”爵位，并遣隆慮侯周竃將兵助長沙國攻越。不久呂后死，漢遂罷兵。趙佗致書周竃，提出恢復關系的兩項條件：“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漢文帝即位后，采取安撫措施，“乃為（趙）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再遣陸賈出使南越國，在承認趙佗“服嶺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勸他取消帝號分棄前嫌，通使如故。并闡明戰則俱傷，和則兩利。趙佗愿重修舊好，“長為藩臣，奉貢職” [28]。

歷文、景、武三朝，趙佗不斷“使人朝請”，奉漢稱臣，使漢不費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穩定和發展，為國家統一和嶺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開發嶺南，傳播文化

漢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佗去世。趙佗自率兵征發嶺南到去世，在嶺南81年，作為在燕趙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他為燕趙先進文化的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統治南越國期間，趙佗 “和輯百越”，對各民族文化實行糅合政策。使得嶺南得到大規模開發，鐵器和農耕得到推廣，郡縣制度得以實行，漢越文化相互融合，社會生產全面發展。

1983年出土的廣州象崗山第二代南越王趙昧墓，是漢越文化的一座寶庫，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絲。藥、石等器物，種類繁多，形制多樣，工藝精湛。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紋飾與中原一樣，應是由秦軍帶去或與中原交換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頗具地方特色，如編鐘、銅鼎、銅仿、銅烤爐，以及許多金銀制品，造型奇特，顯屬當地鑄造，表示南越國物質文化已達相當高水平。而1995年發現廣州南越國宮苑遺址內人工水景遺存，內有石構水池、疊石柱、八棱石柱、石欄桿、磚瓦等大量建筑構件，為國內罕見。長約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當中筑有渠陂、石板平橋、水閘及多口磚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嶺南水鄉園林風光。這顯示秦漢時期漢越文化融會的結果，與中原漢文化輸入分不開。

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和鐵器，除兵器、禮器外，還有農具等，說明當時南越國已掌握了加工鐵器以及鐵器的鍛造、淬火技術，并有了較為發達的手工制造業。

城市是政治、經濟、文化的縮影，也是社會發展的標志。南越國都番禹為漢文化在嶺南傳播的基地，出土的漢代建筑遺存，包括南越王宮“萬歲”瓦當、印紋方磚、甕、罐等，其中鋪地磚為秦制宮廷建筑用磚，其花紋與咸陽秦宮地磚相同；象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宮苑規制興建。廣東五華縣華城獅山西南坡發現的南越王長樂臺遺址，發掘出長20多米、寬1.5米左右的以角礫和河礫石塊鋪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兩座建筑基址前，山頂平臺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體建筑在高臺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當，板瓦、筒瓦均飾繩紋，瓦當飾卷云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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