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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遺民們又從春秋戰國迄今經過2650多年的改朝換代和災荒戰亂，時過境遷，古城荒廢倒塌，今天的黃國都城已經蕩然無存，已經掩埋在一片田野百植之中。今天到黃國都城能夠看到的古跡，只有黃國宮殿池和1996年潢川縣黃氏宗親會重修的春申君歇公祖墓。在黃國都城故址的一個小山崗上有一個小水池，池邊豎著一塊石碑，石碑上邊刻著“歷史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黃國宮殿天池，潢川人民政府立”。在黃國都城的西面，有戰國四君子春申君黃歇公的墳墓，是公元1996年潢川縣黃氏宗親會重修的，其余的古跡蕩然無存。解放后發掘黃國都城時的700多件青銅器的歷史文物，被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黃氏宗族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來到黃國當統治者，過著統治者的貴族生活。夏、商、周歷代王朝，遵循先祖帝王分封制度，承認黃國的王侯地位，從夏朝公元前2148年世襲相傳1500年約繁衍50代至公元前648年被楚國所滅之后，黃氏宗族結束了統治者的地位，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共謀生存，共謀發展。隨年代的向前推移和黃氏宗族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多，歷代分支繁衍，必須采取分支遷居的方式，來維持宗族的繁衍與發展的局面。因此，黃氏宗族根據中華民族的留長遷幼的方式，各房留長子往黃國繼承祖業，次子以下的兄弟外遷移居他鄉，另創基業，各自立自強，興旺發達。經過四千多年的歷代遷移傳播，大江南北，黃河之濱，長城內外，海內國外，五洲四海，處處都有黃氏宗親在居住，在創業，在發展。黃氏子孫，勤勞智慧，遵紀守法，艱苦創業，處處繁榮昌盛，丁財日熾，人文蔚起，形勢喜人。黃國是黃氏宗族的發祥地，是黃氏宗族的祖宗鄉。黃國人民勤勞樸實，民風民俗清雅，令海內外每一個到潢川縣尋根訪祖的游子十分佩服。潢川縣當地政府和人民正在積極發掘黃氏的文化品牌，正在籌建黃都古跡旅游景點和相應的旅游設施，吸引海內外黃氏宗親到祖宗鄉投資置業，觀光拜祖，為黃都增添光彩。由于黃國被楚國所滅和都城的倒塌，黃氏宗族地位的改變，黃氏宗族逐步遷居外地他鄉，另謀發展。今天的黃國都城舊址，幾里路內盡是田野，沒有鄉村，更沒有一戶黃姓人家，十幾里路內的鄉村，黃氏鄉親少之又少。國內外新編的有關黃姓的志書族譜中，對黃國都城的美好描寫提請改寫，不要盲人說瞎話，不要誤導海內外鄉親。等到海內外鄉親同心協力，共建黃都旅游勝地完成之日，才是我們黃氏宗族開心之時。潢川縣城地處中原腹地，城市規模不大，城市布局合理，城市規劃恰當，街道縱橫有序，街路清潔整齊，令人心曠神怡。潢川縣的父母官，對于尋根訪祖的黃氏鄉親十分熱情，帶領你到黃國都城實地參觀。隆古鄉是黃都所在地，鄉政府官員每年接待著一批又一批的海內外黃氏宗親，黃國的父母官的行為令人欽佩黃國的人民令人可敬。

糖王黃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亞，建源公司與黃氏家族的影響已經煙消云散了，但年長的人都還記得，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中期，這個公司及這個家族曾有過一段令人矚目的輝煌。

建源公司以經營糖業為主，它的創始人黃志信是一名華僑。

黃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國福建同安縣。他的青年時期，正是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蹂躪的時候。廈門地區出現了小刀會這樣的民間反帝組織，吸引了廈門、同安一帶的農民、漁民和城市貧民。黃志信也參加進去，并擔任管理后勤糧草的軍需官。后來，起義失敗，黃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島。在這里，他以做小買賣起家，漸漸發達，到1863年，他的資產已達上百萬荷盾。

從那時起，黃志信就創建了“建源棧”。當時，印尼實行開放政策，他把爪哇出產的蔗糖和煙運往中國，再把中國的茶葉、絲綢、香料等運回印尼，后來又經營大米。這種海上貿易使他獲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紀末，他已成為南洋著名的華僑巨商。

黃志信的兒子黃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寶壟市，當時印尼是荷蘭殖民地，但華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華人社會中，多數人還是用家鄉語言，很多人不會講當地的印尼話。黃仲涵從小與當地人接觸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語，這非常有利于他在當地的商務活動。

黃仲涵天資頗高，辦事精明，黃志信看出他有經商的稟賦，便更加精心地教導扶持。在黃仲涵24歲時，父親把經營管理權交給他，并將建源棧改組為建源貿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訂，諸如放開自由貿易，取消強迫種植甘蔗等等。黃仲涵認為這是天賜良機，立即調整了建源公司的生產、貿易比重和經營結構，從1894年起，他發展大面積的甘蔗種植，并先后投資興辦了巴基斯、里約阿貢等5家糖廠，總投資約為1000萬荷盾。其中里約阿貢糖廠采用當時最先進的電氣碳化設備，能夠加工生產優質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羨慕。

黃仲涵的事業青云直上，不到10年時間，他的糖廠年產量已達到15萬噸。可是，正當他一帆風順迅速發展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英國和荷蘭政府將本國的船只都征調回國運送戰爭物資。這樣一來，爪哇的航運秩序便被徹底打亂，三寶壟海口碼頭上，華商的貨物堆積如山，茫茫海面上卻看不見一艘貨船。

殖民地和亡國到底有什么去區別??謝謝

在《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周年時，一些“臺獨”分子趕到日本馬關春帆樓，公開感謝當年日本對臺灣的占領。他們之所以篡改日本侵略的歷史和本質，是因為他們日思夜想地要分裂祖國、爭當外國的附庸。他們懷念的殖民統治，到底如何？對臺灣民眾來說，永遠忘不了那惡夢般的年月，永遠忘不了日寇在臺灣實行殘酷統治的歷史。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悲慘的一頁。

殘酷統治

日本占領臺灣50年，派出19任總督，作為統治中國臺灣地區、實施殖民統治的最高指揮。在1895年6月至1919年10月間，日寇為建立“殖民地體制”，用武力鎮壓和控制臺灣人民的反抗，軍人專政，派出的軍人總督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樂貞美、明石元等7屆軍人總督；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日本殖民當局以為殖民統治已經穩定，為把臺灣建成“理想的殖民地”，軍人體制改為軍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冢英藏、太田政弘、南弘、中川健藏等9屆文職總督；1936年以后，為配合全面侵華戰爭的需要，恢復軍人總督，派出小木躋造、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等3任軍人總督。不論文官武將，19名總督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于一身，掌握了當地中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個個都是殺人魔王，手上都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

日本在臺灣實施殘酷的殖民統治，總督府于1896年發布了“關于施行臺灣之法律”。這一文件編號為第63號法律，所以稱為“六三法”。“六三法”總共6條，它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基本法。此法確定臺灣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總督的獨裁權力；主要內容是鎮壓抗日義軍和剝奪臺灣人民的基本權利。1906年，頒布實質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兩法沒有根本區別，中國人遭受的苦難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沉重。

為維持殖民統治，對中國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滿行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殘酷鎮壓。1898年，日本殖民當局頒發“匪徒刑罰令”，全文8條，該“令”專門鎮壓臺灣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據此令殘殺了無數臺灣同胞。在頒發“匪徒刑罰令”的同時，又實施“保甲條例”，規定保甲作為警察軍事統治的輔助組織。條例全文7條，規定10戶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內部連坐，保甲另外組織壯丁團，接受警察當局指揮、監督。到1943年，全臺共設保6074個，設甲58378個，控制戶數達50余萬戶；壯丁團團丁最高時達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為日本殖民者對臺灣民眾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其實質是用“以臺制臺”的方式控制和奴役當地中國人，保甲制度成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國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澤鳥川寫的《臺灣匪志》一書中，把一切對日寇不滿、反對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歸入“匪”類，主張進行殘酷鎮壓。在日本殖民當局的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權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隨時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領臺灣后，在以后較長一段時期內，臺灣人民沒有停止反抗。日本宣揚全臺平定，但是臺灣人民的反抗沒有停止，由正面抗戰轉為抗日游擊戰。就在1895年11月28日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全島完全平定”的十幾天后，北部義軍在這里揭竿而起。林大北，臺灣宜蘭人，劉永福舊部，12月28日，在大里筒襲擊日軍分遣隊，打響抗日游擊戰爭第一槍。林大北起義后，新竹胡阿錦，臺北簡大獅、陳秋菊，宜蘭林李成，以及許紹文、江振源、陳瑞榮等義士起而響應，給予剛剛在臺灣建立統治的日寇予沉重打擊。北部起義一直堅持數年，在戰斗中林大北、詹振、簡大獅等義軍首領壯烈犧牲，義軍受到重大損失。

在臺灣抗日斗爭中，涌現出無數個英雄，簡大獅就是其中之一。在反割臺斗爭中，被稱為抗日三猛士之一，他參加北部起義后，多次率軍進攻臺北，在宜蘭金包里、堡礦溪等地堅持武裝抗日斗爭。1899年間在日寇的圍剿下不得不退回廈門，后被清政府引渡給臺灣殖民當局，1901年3月壯烈犧牲。

抗日起義遍及臺灣各地。北部起義開始后不久，1896年6月14日，中部義軍一千多人在云林縣斗門鎮東南10公里處的大坪頂集會，建號“天運”，改大坪頂為“鐵國山”，公推簡精華、柯鐵等為“十七大王”。他們堅持斗爭達6年之久。1898年林少貓等抗日義士也舉起義旗。從臺南大目降、潮州等地，到恒春、虎頭山，轉戰數年，在臺灣南部豎起抗日大旗，極大的鼓舞了臺灣人民的斗志，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殖民統治。

日寇當局也對抗日起義用盡了各種手法進行殘酷鎮壓。1902年5月25日，日本殖民當局在這些地方舉行“大掃除”運動。日本強盜為安定統治秩序，以給予官職、田產等獎勵為名，將北部、中部等地區堅持斗爭的林火旺、陳秋菊、盧阿爺、林少貓等38位抗日義軍首領和5600多名抗日義軍官兵，騙到斗六、林圮埔、土庫、西螺、他里霧等地，舉行“總括性歸順儀式”。當儀式第一項“官民一齊攝影”進行完畢，進行第二項“鳴炮”時，日軍和憲兵對毫無戒備的上當受騙的“歸順者”開槍射擊，當場把他們全部處死。僅林少貓一家，被害的親人、親友就達231人，其中有40名是兒童。日本殖民者真是喪盡天良。

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不會甘心充當亡國奴，日寇的大屠殺沒有征服臺灣人民的心。1907年11月14日夜，新竹北埔月眉莊人蔡清琳，帶領民眾突然襲擊鵝公髻、一百端、長坪、大窩等日本警察分所和大坪派出所，殺死日本巡查、警察和其他日本人一百余人；第二天，再攻北埔支廳，殺死支廳長渡邊龜作等50余人。日本殖民當局從臺北、臺中等地調集軍隊、警察前往鎮壓，蔡清琳等9人被處死，受株連者達2000多人。此次起義在臺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為了維持殖民統治，日本殖民當局隨意屠殺當地中國人。在1896年“大平頂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人，在1901年“后壁林慘案”中，屠殺中國人3473人，在1902年“噍吧年事件”中，屠殺中國人3萬余人；在1913年12月間的“苗栗事件”中，屠殺中國人1200余人；在1915年西來庵起義中，屠殺中國人數萬人。據有的學者統計，在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被日寇殘殺的中國人達60萬人。這對當時最多只有500余萬人的臺灣來說，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大災難，日本軍國主義欠下了中國人民無數永遠也無法償還的血債。

除了殘酷鎮壓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統治下，中國人毫無政治地位，以公務員為例。根據1944年的統計，臺灣公務員總共84559人，其中中國人46955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國人占55%，事實上差別很大。任敕任官（相當于南京政府簡任官）的只有杜聰明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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