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中的大國和小國區別在于(國際貿易題。假定A國是小國，其進口不影響國際市場價格。該國按每袋10美元的價格進口)

邊際生產率而與私人投資產生互補作用,即產生“擠進效應”(Aschauer ,1989) 。如果政府部門與私人部門競爭購買資源而產生過度需求,則公共投資將擠出私人投資和消費( Yellen ,1989) 。Premchhand (1984) 指出,如果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為財政赤字融資,為了提高政府債券的吸引力,政府債券的利率水平上升,將阻礙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因此,財政赤字的這種融資方式會產生擠出效應。

傳導機制②總結的是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理論思路。根據李嘉圖等價定理(the Ricardian Equivalence) ,財政赤字增加導致的私人儲蓄增加的數量恰好等于政府儲蓄減少的數量(即財政赤字增加的數量) , 國民總儲蓄保持不變[6 ] 。其傳導機制在于: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恰好等于財政赤字增加量→無需資本內流→GDP 不變→利率不變→匯率不變→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狀況不變。因此,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無影響。

傳導機制③總結的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的理論思路。由于S = I + NFI ,則ΔS =ΔI +ΔNFI 。其中,NFI為凈外國投資。若國民儲蓄下降,或者國內投資下降,或者凈外國投資下降,或者是兩者的不同組合。這些投資數量的變化會導致價格(利率、匯率) 的不同變化從而對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

這種情形被稱之為小型開放經濟、完全資本流動情況(thesmall open e買粉絲nomy viewor the perfect capital mobility view) 。其傳導機制在于: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少于財政赤字增加量→國民儲蓄減少、將來的GNP 減少→資本內流增加量等于國民儲蓄減少量(資本完全流動) →GDP 不變→利率上升或不變→本幣升值→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因此,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具有有害影響。另外一種可能情況是,國際資本的供給并非具有無限彈性。此時,相關的價格(利率、匯率) 及數量調整與小國開放經濟的情況有差異,但最終結果——將來的國民收入下降——仍然相同。在資本不能完全流動性的情況下,國民儲蓄下降意味著,在現有的利率和匯率水平下,投資資金出現短缺。由于廠商爭奪有限的投資資金,這種不平衡帶來利率上漲的壓力。利率提高導致國內投資減少(擠出效應,ΔI < 0) 。在封閉經濟中,對國民儲蓄減少的調整完全來自于國內投資(ΔI =ΔS) 。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開放經濟中,國民儲蓄的減少導致的利率上升,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國內投資減少,二是凈外國投資下降(即資本內流增加) 。擠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利率上升對資本內流影響的程度。這種變化必須足夠以保證國民投資(national in許雄奇,等:財政赤字宏觀經濟效應的理論傳導機制) 等于國民儲蓄。利率上升,吸引外資內流,本幣升值,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惡化。根據Elmendrof 和Mankiw[7 ] 的表述,這種情況稱之為傳統觀點(the 買粉絲nventional view) 。其傳導機制在于:財政赤字增加→私人儲蓄增加量少于財政赤字增加量→國民儲蓄減少、將來的GNP 減少→資本內流增加量少于國民儲蓄減少量(資本不完全流動) →GDP 下降→利率上升→本幣升值或匯率不變→惡化貿易收支(或經常項目) 。此時,財政赤字增加對經濟的影響也是不利的。

傳導機制④總結的是不同的經濟學學派對財政赤字不同彌補方式所產生的宏觀經濟效應理論思路上的差異。一般而言,當出現財政赤字時,政府通過借債(包括外債和內債) 或發行貨幣以創造鑄幣稅收入來為其支出融資。經濟理論指出,財政赤字的貨幣供給效應、通貨膨脹效應依賴于財政赤字的融資方式和財政赤字對總需求、總供給等的影響。

在貨幣主義的框架中,財政赤字是否引發通貨膨脹取決于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程度。在財政占優的經濟體制中,央行被迫貨幣化財政赤字而引發通貨膨脹。Sargent 和Wallace[8 ]指出,若財政赤字是持續性的,政府最終將不得不增加基礎貨幣并引發通貨膨脹。如果實際利率超過經濟增長率,政府債務將以快于實際收入的速度增長。此時,貨幣當局被迫通過貨幣創造為政府赤字融資。在內生貨幣供給理論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夠獨立,財政赤字支出也可通過影響經濟增長和利率、物價等而對貨幣供給產生影響。弗里德曼也認為財政赤字能夠促成物價上漲和助長過度的政府支出。

從微觀角度講,如果政府用公債融資取代稅收融資,持有公債的消費者認為自己的資產(財富) 增加了,消費支出將增加,就會產生擴張性效應[9 ] 而引發通貨膨脹。根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如果資源沒有充分利用,預算赤字的增加就會對總需求產生正效應。總需求的擴張通過乘數效應增加國民收入,貨幣交易需求隨之增加,央行將不得不適應貨幣需求的變化而增加貨幣供給并提高價格水平。薩繆爾森在他的名著《經濟學》中指出,預算赤字的增大如靠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彌補,則意味著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積極的貨幣政策,這雖然會增加GNP ,但同時也導致通貨膨脹的加劇和擠出投資。

巴羅[10 ]認為,公債不是凈財富;在財政支出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融資和債務融資的相對數量變化,對總需求、利率和資本形成都沒有影響,因此,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財政赤字的彌補方式對貨幣供給和價格水平無影響。綜觀各經濟學學派,對現代財政赤字政策爭論激烈,觀點迥異,但財政赤字政策始終在坎坷中不斷發展,成為各國宏觀調控的主流政策。各個學派的財政赤字理論都不能完美地解釋現實,但都能夠在某一方面對現實做出比較成功的解釋。

三、中國財政赤字政策的理論基礎

從財政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古典經濟學的財政理論體系里,資源的充分就業是在市場機制的相互作用下自動完成的,其思想根源在于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財政政策不起作用,政府應當追求不干預政策或自由放任政策。

面對1929 —1933 年的經濟大蕭條,古典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束手無策,凱恩斯學派應運而生,經過希克斯、漢森、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的發展,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系逐漸完善,認為增加總需求的赤字財政政策(再輔之以擴張的貨幣政策) 是解決伴隨大規模失業的通貨緊縮問題的唯一出路,主張實行“逆經濟風向而動”的反周期財政政策。

在20 世紀40 年代到60 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盛行之際,新自由主義抬頭,出現了貨幣學派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他們極力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強有力的干預,認為旨在調控總需求水平的財政政策,不僅不會穩定經濟,反而會使經濟更加不穩定。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其現代貨幣數量論為依據,強調貨幣在影響宏觀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地位,在政策主張上反對凱恩斯學派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實行單一的貨幣政策。貨幣學派主張恢復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進入20 世紀70 年代后,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學派經濟學所倡導的由國家運用財政政策進行“需求管理”的一套政策措施出現了危機。這時,以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根據“理性預期假說”和“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對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提出挑戰,全盤否定穩定政策的有效性,認為政府應該放棄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主張用規則的財政政策抑制通貨膨脹。

面對各經濟學派的批評,一批被Parkin 命名為“新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學家(包括曼昆、斯蒂格利茨等) ,堅持傳統凱恩斯學派的基本信條,從20 世紀80 年代起,逐漸建立和形成了具有微觀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派,反駁了需求管理政策無效的觀點,對“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和理性預期在使政策無效方面的作用這2 個方面提出質疑。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派不但認為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有用的,而且是有效的[11 ] 。

一些轉軌國家根據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實施中不斷遇到許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難。這似乎能夠表明,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存在某種缺陷,對過渡經濟的認識則準備不足。倘若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那么,以增發國債為赤字融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就不會產生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新凱恩斯主義不贊同“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據此得出的結論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和經驗事實也是相悖的。很顯然,如果這一定理是成立的,那么財政政策特別是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政策就是根本無效的。無論是針對美國還是其他發達國家,關于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經驗研究都沒有得到明確的結論。Bernheim(1987) 、Masson 等(1995) 、Giavazzi (2000) 等的經驗研究都否定了李嘉圖等價定理[12 ] 。一般認為,李嘉圖等價定理成立所必需的條件在發展中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不可能得到滿足。Agenor 和Montiel (1996) 指出,在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欠發達,資本市場常常受到高度扭曲和壓抑,消費者對稅收歸宿也很不清楚。因此,在發展中國家,李嘉圖等價定理也很難成立。郭慶旺等對中國的經驗分析也證實李嘉圖等價定理在中國不成立。劉溶滄等[13 ] ,趙志耘等[14 ] ,付文林、沈坤榮[15 ] ,馬拴友[16 ] ,許雄奇[17 - 18 ] 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均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學派完全否定財政赤字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李嘉圖等價定理認為財政赤字政策對宏觀經濟無影響的理論觀點,都不太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際狀況。

從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發展過程來看,在過去60 余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面對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或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各國政府所采取的宏觀調控措施,基本上都是以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及其需求管理政策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從歐、美、日等國的財政政策實踐來看,盡管有學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對,但赤字政策仍然作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現在從未被放棄過,只是使用的強度和方式隨著時代和國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罷了。

中國財政運行從平衡財政到赤字財政是以1978 年為界限和轉折點的。在1978 年以前,中國的財政預算是嚴格按照收支平衡并略有結余的原則進行的,財政支出堅持的是量入為出的原則。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加快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步伐,基本上安排了赤字預算

自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20 世紀90 年代之后,財政政策就逐步走到了中國宏觀調控的前臺。從20 世紀80 年代末的擴張財政政策到90 年代初中期的緊縮財政政策,再到2000 年前后的積極財政政策,2005 年前后的穩健財政政策,以及2008 年底開始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看出中國財政政策中的相機選擇性較強,財政政策規模和操作具有顯著的周期性特征,符合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的逆調節要求。中國近年來實施的財政赤字政策也是把擴大社會總需求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是治理(由需求不足導致的) 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的有效方式,應該成為中國實施赤字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

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赤字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為中國赤字財政政策的理論基礎。雖然中國的宏觀經濟正處在一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且在中國的財政政策中,政府直接投資還是影響經濟最主要的手段,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管理實踐證實,中國的財政政策在反周期的實際操作中發揮著巨大作用,并且隨著改革的深化,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中國財政赤字政策的實踐基本上是符合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論的。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矛盾不是一個簡單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而是一種相對過剩問題,表現出來的是結構性矛盾,供給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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