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壁壘參考文獻(需要關于當代國際貿易趨勢與我國對策等方面參考文獻)

至6％征稅，超過部分最高將課以266％的高關稅。中國就此問題多次與日方磋商，反對日方的不公平和歧視性的做法，日方拒不接受中方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案，仍然堅持其錯誤決定。中國外經貿部于6月18日宣布，決定近期對于原產于日本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空氣調節器三種產品加征特別關稅；6月22日，中國政府決定對以上三種商品加征100%的特別關稅。

近年來，中國日本之間發生貿易摩擦，有深刻的原因。

第一，雙方對雙邊貿易差額分歧很大。從中國的統計資料來看，在1978—2000年期間，中國對日貿易僅在1982年、1990—1991年、1996—1998年和2000年等7個年度出現貿易順差，其他16年均為貿易逆差。因此，中國認為，長期對日本貿易逆差是一個重要、長期的問題。但是，日方并不持這種看法，相反認為日本對華貿易長期逆差。例如，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0年中國對日本出現1.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改變上年對日本逆差13.7億美元的狀況；根據日本的統計，2000年日本對中國出現貿易逆差，達到249.3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7.4%，驚呼日本對中國貿易逆差增大。

實際上，這是統計方法上的差異。采用到岸價格、離岸價格計算導致有差異，采用產地統計也導致有差異，尤其是中國香港等地的轉口貿易統計在進口商品中。這與中美貿易差額問題一樣。

第二，日本部分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各國中日本復蘇最為緩慢。到目前為止，日本國內經濟仍然不景氣，失業狀況沒有好轉；國內成本上升，尤其是勞動力成本；部分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尤其是農產品、紡織品和服裝，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實行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政策，加快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調整了產業結構，大大降低部分產品（例如，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了其國際競爭力。另外，在流通渠道、流通環節上，中國的部分產品也占據相對優勢。因此，日本政府為保護國內產品和國內有關部門的利益，采取緊急進口限制措施。

第三，日本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是伴隨中日關系而發展的。近幾年來，中日關系出現一些問題，例如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日本國會議員甚至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嚴重影響中日雙邊關系以及雙邊貿易的正常發展，日本政府借口對中國實行緊急進口限制措施。

第四，中國日本貿易摩擦由來已久。早在1995年初，日本根據WTO中的《農業協議》第5條特殊保障條款對從中國進口的大蒜和生姜提出限制進口措施，最終以中國實施出口配額管理和日方實施進口商申報管理而結束。2001年伊始，2月16日由日本457家毛巾工廠組成的日本毛巾工業聯合會于在大阪召開臨時總會，正式決定向經濟產業省申請對中國毛巾實施緊急進口限制，以阻止中國毛巾向日本出口。另據報道，日本紡織業界正在商討對針織等10種紡織品提出設限申請，木筷行業、自行車行業和皮鞋行業協會等都在考慮要求政府的保護。由于擔心香港、澳門發生的禽流感延及中國內地，日本農林水產省6月7日還決定暫停從中國進口雞肉和鴨肉。在反傾銷領域，1991年和1995年日本分別對中國的硅錳、棉府綢進行反傾銷；1999年6月、10月，我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對日本企業生產的不銹鋼冷扎薄板、丙烯酸酯等產品進行反傾銷。這些也有可能引發和加劇中國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

因此，日本對中國實行緊急進口限制措施的最根本原因是保護國內產業和相關利益，但是日本政府采用了不公平和歧視性的貿易保護手段。

中日貿易摩擦的未來走向

貿易摩擦有多種形式，主要有：設立關稅壁壘，如高關稅；設置非關稅壁壘，如配額、許可證、技術壁壘、綠色壁壘；濫用世貿組織規則，如反補貼措施、保障措施、反傾銷措施等。貿易伙伴之間發生貿易摩擦，實踐中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發生貿易摩擦的貿易伙伴相互之間采取不公正、報復性的措施，愈演愈烈，最終的結果只能是雙方遭受損失。

第一，貿易摩擦升級，只會導致雙方的損失更大。日本對中國的大蔥、鮮香菇、燈心草限制進口涉及到的貿易額約為1.5億美元，但日方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和一再交涉，堅持對中國部分出口商品采取一系列不公正的貿易限制措施和歧視性做法。這損害了中國國內相關行業、企業和生產者的利益，影響了雙邊貿易的正常開展。

貿易摩擦促使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部分農產品將會轉移而進入新的市場，而日本從其他國家進口的該類農產品仍然對日本國內農產品造成沖擊。雖然被征收特別關稅的3種商品在日本整個對華出口額的3.5萬億日元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中日兩國間圍繞“緊急限制進口”引發的貿易戰可能因此繼續升級，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只會給日本的產業界帶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其他相關產業，進一步影響日本經濟的發展。2000年日本向中國出口汽車4.7萬輛，僅占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1%，但是同比增長高達36%；日本向中國出口的移動電話的數量達到145萬部，接近出口總量（830萬部）的20%。這將遏止其增長勢頭，大大影響日本汽車進入中國市場，而與此同時，韓國、歐美等可能替代日本，增加對中國出口汽車等。合同金額上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連續4年負增長，實際使用金額連續兩年負增長，2000年才實現正增長。貿易摩擦的繼續可能影響日本在華企業，影響日本與中國之間已經建立起來的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應當指出的是，造成的損失對日方更大，不僅難以保護日本國內相關產業，而且可能丟失中國市場。

第二，雙方應以事實為根據，客觀公正妥善解決貿易磨察。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中國與日本不僅是貿易大國，而且彼此是很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多個領域的合作對象。如果貿易摩擦不能及時制止，相互報復加劇，則雙方的產業沖擊、損失更大，負面影響更廣泛、深遠。雙方只要坐下來，以事實為根據，經過磋商和談判，會解決問題的。例如，2000年韓國對我大蒜實施保障措施，引發中韓貿易戰，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措施，自6月7日起暫停進口原產于韓國的手持無線電話機和聚乙烯，結果雙方經過雙方磋商，最終妥善解決問題。

（胡江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博士；趙書博：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網 2001年06月22日

中國紡織品服裝在國際貿易中所遭受的貿易壁壘的情況

摘要：近年來我國紡織品對美出口之路可謂是艱難坎坷，而要想扭轉紡織品出口的被動局面，必須改變以往以量取勝的理念，提高產品質量和自主品牌價值，改革現有的產業結構和營銷體系，提高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競爭力。

關鍵詞：貿易摩擦；保護貿易政策；綜合競爭力

一、美國為什么對我國出口紡織品頻頻發難

（一）導致紡織品貿易摩擦的國外因素

第一，美國借對中國紡織品的制裁緩解貿易逆差及失業壓力。長期以來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使得美國國內許多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頗為不滿，他們聲稱中美貿易中的巨大逆差有損美國利益因而應對我國輸美產品予以設限。而我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又以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產品為主，因此當美國以縮小貿易逆差為理由而采取保護性貿易政策時，作為我國出口重頭的紡織品自然是首當其沖了。2005年1月1日，全球紡織品配額制度取消后，我國對美紡織品出口額劇增。美國卻認為是低價進口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造成了美國國內產業工人的失業，盡管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失業率與貿易逆差之間并無直接聯系，但美國政府則聲稱鑒于“公平”起見，須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紡織品采取以抵制政策，因而作為美國紡織品的主要進口國，我國的進口紡織品成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的“替罪羊”。

第二，美國對WTO體系下的特保條款和非市場經濟條款肆意濫用。根據中國加入WTO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報告書》中做出的承諾，如果世貿組織成員在確定原產于中國的紡織品由于市場擾亂、威脅和阻礙這些產品的有序發展的話，在與中國磋商未果的前提下則可對中國的出口紡織品進行限制，而由于相關文件中對于“市場擾亂”及“威脅、阻礙相關產品的有序發展”的標準沒有做出明確規定，美國則擅自將此標準當作“自由裁量權”而加以濫用，對我國的進口紡織品肆意制裁。

在對于反傾銷和反補貼的確定上，按照WTO的非市場經濟條款規定，對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界定價格要低于市場經濟國家，這也意味著從2008年特保條款到期到2016年我國“非市場經濟國家”有效期結束的八年間，反傾銷與反補將成為美國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口的主要措施。

（二）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暴露的我國出口紡織業的弊端

第一，出口紡織品同質化嚴重，單位創匯額低。我國出口紡織品多年以來主要有中低檔產品構成，因此在國際市場上難免要走低價競爭的道路，從而給了進口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以可乘之機。產品范圍的狹窄、營銷路徑單一使得我國紡織品出口一旦遭遇制裁往往涉案金額巨大，損失慘重。

另外，與我國其他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一樣，我國的出口紡織品也有技術附加值與品牌價值低的通病，大多數出口紡織品都是國外品牌的貼牌、定牌生產，只能賺取不到10%的加工費，而自主出口產品質量差，檔次低，雖然出口量大，但價值低廉，創匯少。

第二，我國的所謂“非市場經濟地位”是導致我國出口紡織品在美國頻頻遭遇特保調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已成為進口方對我國紡織品予以制裁的有力把柄，因而我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確立將對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的解決乃至化解與其他進口國的貿易摩擦都意義重大，這也是我國政府外交工作的一項艱巨任務。

第三，出口紡織品行業協會調控能力欠缺。在對美國出口中頻頻遭與特保與反傾銷調查中，我國紡織品行業協會責無旁貸。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失控，出口價格失調，在貿易風險之前缺乏相關的預警信息等等，這些都或多或少的反映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職能上的不力。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業協會相比，我國的行業協會起步較晚，機制也欠完善。最典型的就是我國行業協會的雙重管理體制即所謂“半官半民”性，使其社會職能不明確，而且我國缺乏與行業協會職權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都導致了我國紡織行業協會的活動范圍受限，執行力度欠缺，從而無法實現對出口紡織企業有效的宏觀協調作用。二、我國紡織品出口如何面對新一輪的挑戰

第一，從根本上改變增長方式，從量的優勢轉向以質取勝。要想讓我國出口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真正站穩腳跟的關鍵在于“質”而非量，即提高出口紡織品質量與品牌價值，提高高檔產品在出口紡織品中的比例，從而增加單位出口品的出口利潤，讓種種保護貿易政策無從下手。針對當前我國出口紡織品中貼牌生產比例大，且國內品牌價值低、數量少的現狀，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應當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對我國紡織品出口行業結構進行根本上的結構調整，從生產和定價兩方面著手對行業結構進行整治。在出口紡織品的生產方面執行統一嚴格的質量標準，尤其在安全與衛生標準方面向西方主流標準看齊，建立完善的監管體制；在定價方面，必須理順當前低價競爭的價格體制，通過引入相關的最低工資制度、勞保制度、稅收制度等將出口產品價格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在紡織行業內形成定價策略高度統一的“卡特爾”，對個別企業在貿易中追求短期利益的“個人行為”堅決予以杜絕，這樣才能夠保證在長期中所有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要使我國出口紡織品在海外市場能夠穩據一席之地，品牌戰略是我國紡織行業的必經之路，我國應通過技術與資金支持在紡織企業中扶持起一批自主名牌企業，通過過硬的質量和高端定價以及一系列完善的營銷網絡在進口國確立起鞏固的市場地位，扭轉國際市場上中國紡織品以往粗制廉價的形象。

第二，做好應對反傾銷與反補貼的準備。但隨著2008年特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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