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理論脈絡圖(請分析我國與歐盟之間這幾年貿易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和今后的發展對策。)

觀經濟學階段，或者說是微觀經濟學的萌芽階段。

第二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葉，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也是微觀經濟學的奠定階段。

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是微觀經濟學的完成階段。

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是微觀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擴充和演變階段。

通觀微觀經濟學的發展過程與全部理論，始終圍繞著價格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分析，所以微觀經濟學在很多場合又被稱為“價格理論及其應用”。 [1]

理論發展編輯

新消費理論

傳統的西方微觀經濟學對消費者行為的構建，是建立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的。而對于消費理論研究的發展，正因源于對這前提假定條件的反思。

1.顯示偏好理論。

顯示偏好理論是由薩繆爾遜率先提出的，后經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er）等人的補充逐步成體系。它的產生導源于傳統需求理論的效用不可檢測性。在傳統的微觀需求理論中，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商品組合的選擇行為，只有在消費者效用函數已知且具有良好性質時才易分析。但實際生活中卻并非如此，因為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觀察、能直接被觀察的只是消費者的選擇行為。如果能找到選擇行為與偏好之間的某種關系，進而言之，如果消費者的“選擇”能顯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論和偏好理論就可建立在可觀察的消費者行為的基礎上，這就為檢驗消費者行為與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顯示偏好理論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

2.風險條件下的選擇問題。

在風險大量存在的市場上，如何有效選擇資產征狀組合以回避風險就變得十分重要，因此，對保險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合同等問題的研究，就成為微觀經濟理論一個十分活躍的分支。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隨著認知心理學和其他心理學分支的發展，人們開始對古典經濟學理性假設和預期效用理論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在確定條件下，理性公理假設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行為常常違背公理性假設。因此，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決策，必須考察人們的復雜心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觀望理論、遺憾理論及模糊模型。具體到市場中資產征狀組合決策時，出現了風險資產理論（衍生證券）、代理理論、資產組合選擇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套利定價理論等。與這一理論相應產生的是闡釋消費者在不同條件下對消費和儲蓄的不同選擇的跨時期選擇理論。動態的跨時期選擇理論在現代經濟學中已有普遍應用。

3、消費也是家庭生產的理論。

貝克爾認為，家庭類似于一家小工廠，家庭把“資該品、原材料和勞動組合起來……以生產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這個較為寬泛的觀點，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中的消費者，既是家庭消費者又是家庭生產者，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角色。認為，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在貝克爾的模型中，有時把孩子看成是消費商品）要耗費時間。時間是一種機會成本，它必須同任何物品之市場價格或制定經濟決策的行為之市場價格計算在一起。正如把孩子撫育成人需要耗費人力資源、資本和時間等投入一樣，任何最終物品或勞務的生產和消費都可以看成是為獲取一種產出而需要耗費的各種投入的組合。例如，一個人在其家庭生產中（在以貝克爾為代表的新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被看作是家庭生產）所獲得的最終產品，比如“健康的體魄”，需要許多“市場物品”（那些由消費者直接在市場購買的物品）和時間投入的組合。體育器材、各種健康食品、醫療服務以及花費在鍛煉上的時間和消費這些物品所需的時間，就是生產這種最終物品的所有投入。個人或家庭把這些投入轉化為產出（包括孩子的成長、舒適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體、精神的怡悅等等），亦即家庭的生產或消費過程，體現一種生產函數。

像一般生產企業實現生產的最優化要考慮生產要素應用的機會成本一樣，實現家庭生產的最優化也要考慮各種要素應用的機會成本。例如，看一場戲、讀一本書、或者吃一頓美食（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產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費時間，所以這些行為的完全價格必須包括用于這些行為的時間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可以根據個人的市場工資來計量。例如，假設某人工作一小時可以掙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時在餐廳進餐，或者用15分鐘吃快餐。再假設這兩種就餐方式的花費都是6美元。盡管這兩頓飯需要相等的貨幣花費，但其消費的完全價格卻明顯不同。快餐消費的完全價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棄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廳進餐的完全價格卻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棄10美元的收入）。個人最終選擇的決定因素將是每頓飯中的每一美元花費（完全成本）所帶來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產的產品價值）。其他諸如生育孩子、做各種各樣的家務、維護活動等家庭生產的價值，也可以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表示。同樣，當把時間成本與市場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時候，便在工作和閑暇之間的傳統選擇之中注入了新的見解，則成了在工作、閑暇和家庭生產之間的選擇，并且，按照質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費類型的新觀點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廠商理論

新古典廠商理論研究的是一種原子式廠商，即把廠商當作一個具有利潤最大化傾向的經濟個體，換言之，把廠商當作一個“黑箱”，一個最小的分析單位，所有的問題都抽象在生產函數之中。但現實與理論相距甚遠，現代企業理論的形成正是對這一假設的反思結果。

1、企業的性質。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分析企業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并對其加以解釋的是科斯，科斯從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減少市場交易的成本，即市場成本的企業內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來因（Klein,1978）、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別從資產專用性、不完全合約與縱向一體化等角度，闡釋企業的本質。

2、最大化模型與委托——代理問題。委托一代理問題導源于對企業經理人員最大化行為的反思與分析。在一個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必須研究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企業經理依據其特定的信息和權能優勢獨享決策權，其行為對企業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現代企業中，投資者或委托者與經理或代理者之間存在利益與目標的差異。委托——代理理論正是為解決經理人員對投資者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偏離而發展起來的。這一理論的意義在于使企業不再作為最小的經濟分析單位。

3、內部組織效率與非最大化廠商理論。如何激發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組織各種資源使企業有效運轉，是企業形式的核心問題。阿爾欽和德姆賽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團隊理論成功地解釋了這一問題。而從管理角度來看，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是其管理的立足點，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勵”。但現實中這種管理思想并非屢試不爽。針對這種情況，西蒙（H·A·Simon）個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滿意效用假說，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論”，從而形成非最大化廠商行為理論。它的意義在于從“微觀——微觀”角度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問題，成為“最大化理論”的重要補充。

博弈論的改寫

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分析有兩個重要前提假定：

1、個人決策是價格參數和收入給定條件下的最優選擇，不影響他人也不依賴他人；

2、市場信息充分且無成本。

這兩個前提假定使微觀經濟分析始終處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確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現實生活卻非如此，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不僅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個體獲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不確定性分析應運而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標志著“經濟博弈論”的正式創立。到1994年納什、澤爾騰和豪爾紹尼三位“博弈論”巨匠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2] ，其間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博弈論得到很大的豐富和發展。“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與納什均衡”、“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和“貝葉斯—納什均衡與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理論，使博弈論在現代經濟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博弈論的廣泛應用已改寫了微觀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成為主流

經濟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決策。但非對稱信息環境是常態。所謂非對稱信息環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就是非對稱信息下行為個體的最優決策，主要研究兩方面問題，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經濟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優信息搜尋；二是非對稱信息下的經濟分析。

信息經濟學中的難點在于委托—代理關系中對象的不確定性，即委托人在與多種代理人打交道時無法確知自己在與何種類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況亦如此。20世紀60年代后期，博弈論學者哈薩尼提出了一種處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術，并將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概念推廣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義了貝葉斯納什均衡 [3] 。在此基礎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對稱信息博弈）得到長足發展，信息經濟學也因此飛速發展起來。非對稱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徹底改變了微觀經濟學的全貌。關于經濟機制的設計研究中所處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問題，都是這一分析方法帶來的變化。可以說，慎密的微觀分析已滲透到我們所處的復雜的經濟系統中——從市場的有效性到公共產品的供給，從現代企業制度的各種有關問題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今經濟分析的主流。

方法發展編輯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長足發展，還集中體現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變化方面。分析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是西方經濟學研究深度的推進和廣度的拓展。可以說，20世紀西方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方法論的變化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體現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

證偽主義的普遍化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的演變歷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注：〔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發生于19世紀的證偽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較量，同樣貫穿于20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始終。

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西方經濟學界出版了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第，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實證主義在被現實世界“證實”之后，證偽主義出來用事實和理論推導提出質疑，以此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4]

分析工具的數理化

經濟學與數學的結合本來不是始于20世紀，但是戰后以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是如此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實實在在發生在20世紀，從而使經濟學這個大廈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崛起。“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買粉絲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來，庫普曼、克萊因、迪魯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50年代開始提出最早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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