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熱點事件及意義(求當前國際關系熱點問題)

結束后雖有新的發展，但基礎框架未變。二戰后期形成的國際機制以維護大國集體主導下的國際穩定為出發點，最典型的是以安理會五常國為核心的聯合國體制。冷戰時期形成的國際機制，則以保持美蘇兩強之間的戰略穩定為出發點，如與美蘇《反導條約》有關的國際軍控機制。這兩類體系的共同特點是排斥一國主宰國際關系。這同美國一超獨大的狀況格格不入。布什上臺時，美經冷戰后十年高速增長，正值國力鼎盛時期，這種結構性矛盾愈顯突出，故布什對于如何解決這種矛盾，比其前任顯得更加關注和迫切。

“9•11”事件進一步加速了美戰略調整。“9•11”襲擊固然對美本土安全和社會心理帶來巨大沖擊，但沒有撼動美國的實力地位，反而助長了美大國沙文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抬頭。布什上臺通過的是一次美國歷史上最有爭議的選舉，而“9•11”后布什的國內支持率一度陡增到百分之九十幾。這種反差表明，“9•11”后美國內背景變化，有利于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勢力主導美對外政策。

二、國際秩序面臨嚴峻考驗

由于美對外戰略調整注重制度因素，當前國際秩序面臨四大問題：國際安全體系瀕于崩潰，國際集體決策體制軟弱無力，國際法體系面臨重大挑戰，全球化負面問題更加突出。

國際安全機制近來連受重創。美國退出1972年美蘇《反導條約》，抽掉國際戰略穩定一重要基石，對國際安全引發雪崩效應。一位美國觀察家指出：“隨著反導條約的消失，一切軍控條約都名存實亡。”(注：羅伯特•巴特利的文章：“外交新時代的發端”，新華社聯合國2002年6月17日電。)此話并非言過其實。近來受美單邊主義和其他國際因素影響，國際安全體系日趨脆弱。美國國會拒絕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對印巴挑戰《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采取雙重標準，動搖了國際社會對核不擴散體系的信心。美國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和《化學武器公約》持消極態度，拒絕接受《禁止殺傷地雷國際條約》，使生化武器和常規武器限制受阻。在此背景下，廢棄《反導條約》必然加重國際安全局勢的混亂。日本在這方面的動向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利用“9•11”后的國際形勢，不斷加強其參與國際安全事務的力度，并欲突破“無核三原則”。日內閣官房長官福田康夫今年5月3日公開表示：“如果是用于專守防衛，日本可以擁有小型原子彈”。日本外相川口順子稱福田上述說法“沒有錯”。目前，國際安全的戰略均衡與穩定框架已被打破，國際安全無序可循、無規可遵的狀態將日益嚴重。

國際關系面臨的另外一個主要問題是，美單邊主義對國際集體決策體制沖擊嚴重。近來，聯合國在處理重大國際問題上的作用遭到美國的不斷削弱。美發動阿富汗戰爭繞過了聯合國批準程序。聯合國對于阻止巴以沖突持續升級亦顯無力，主要原因是美控制了中東問題的主導權。美在向伊拉克發起戰爭的問題上，同樣我行我素，不把聯合國的權威放在眼里。與此同時，許多應由聯合國決定的問題，卻被美國提到它主導的國際多邊機制中，越俎代庖。美國試圖在八國峰會上定奪巴勒斯坦未來政治領導人問題。美國的單邊主義使國際政治秩序陷入困境，傳統權威機制缺乏效力，而美國主導的機制卻在覬覦權威。在未來一段時期，這種矛盾還會有新的發展，美國和伊拉克之間一觸即發的戰爭將是重要考驗。如果與這場戰爭有關的國際態勢不是按照美國的單邊意志發展，而是受國際社會的共同愿望支配，聯合國對事態能發揮實質性影響，則將有利于重振聯合國和國際集體決策機制的權威，遏制美單邊主義勢頭。相反，若美單邊主義在事態的變化過程中始終占據支配地位并再次順利贏得這場戰爭，對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傳統國際政治秩序來說，則無異于雪上加霜，美單邊主義在國際關系中的影響力將進一步膨脹。

美對國際法體系的挑戰是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又一問題。布什提出的“先發制人”理論，是對“新干涉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布什主義和新干涉主義的共同之處是都強調“有限主權論”，但從法理上看，布什主義比新干涉主義走得更遠。一方面，布什主義不僅在理論上否定現行國際法體系賦予主權國家的平等地位，而且還進一步固化到具體國家，用布什的話說，美國要“點邪惡者的名”。凡是被點到名的，特別是被列在“邪惡軸心”黑名單上的國家，都被視為美國的敵人而應予鏟除。這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主權可以不被承認、不受尊重。另一方面，布什所強調的“先發制人的行動”，以主動發起軍事進攻為特征。這不僅在性質上與新干涉主義主張的人道主義干預行動有別，而且超越了聯合國憲章賦予主權國家的“自衛權”，甚至也超越了一般國際法“先行自衛”概念所指的行動范圍。這使國際社會面臨雙重問題：首先，美試圖凌駕于現行國際體系之上，把自己作為法律的準繩，自定國際規則。其次，“先發制人”戰略若成為各國普遍效仿的國際規則，國際形勢將更加動蕩不安。

全球化中的負面因素日益突出，也是當前國際秩序面臨的嚴重問題。全球化的根本問題是各國如何在利益與風險、權力和義務之間選擇平衡。在這方面，全球化的有關規則存在許多不公正因素。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則明顯處于不利地位。通過主導和控制全球化的游戲規則，美國在全球化中占盡先機，成為最大受益者，使美在世界上比歷史上許多有形帝國更具影響力。近來，全球化中的這種矛盾又有新的發展。一方面，全球化不公正因素使南北分化更加嚴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深層國際背景，與此有直接關系。另一方面，對于全球化中權力與義務的平衡問題，美國和部分發達國家采取了更加自私的態度。美國拒絕接受京都議定書和國際常設刑事法庭，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向歐、日、中、韓等二十個國家挑起鋼鐵貿易大戰，都會加劇全球化已有的矛盾和不平衡性。受極端民族主義思潮和極右排外勢力抬頭影響，歐洲和日本的全球化政策也更加趨于保守。

三、大國關系同向調整

近來國際關系也出現一些積極動向，最突出的是大國關系同時出現不同程度的改善，總體趨于穩定。

從廣度和深度看，俄美關系調整最為顯著，幾乎涉及雙邊關系中所有重大領域，從反導條約問題到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的削減問題，從俄與北約的關系到美勢力介入中亞地區，從反恐合作到雙邊能源合作與經貿合作。經過調整，俄美在國際戰略平衡中的地位和雙方的交往基礎均發生重大變化。俄美關系調整直接促進了俄與北約、歐洲及整個西方的融合。

“9•11”后，中美關系也有所改善，政治、安全領域中的溝通與對話逐步恢復和加強，經貿合作與科技文化交流穩步擴大，雙邊關系總體上趨于相對穩定。其他的大國關系，如中俄、中日、中歐關系，則在既定框架內穩步發展。

大國關系總體改善，與大國之間相互依存日益加強分不開，尤其同中、俄參與國際一體化的進程有關。美國戰略調整注重“建立牢固的大國關系”，也有利于大國關系的改善。此外，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使各國在處理對美關系時更加謹慎，客觀上也有助于大國關系穩定。

不過，當前大國關系的改善，也有其脆弱的一面。布什在西點軍校的講話雖然在論及大國關系時顯示出積極姿態，但卻強調以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為核心整合大國關系，這有悖于其他大國的長遠利益。美試圖以自身利益和價值觀為核心重整國際秩序，也給美和其他大國關系發展增添了摩擦因素，近來歐洲對美單邊主義的不滿越來越強。從長遠看，大國關系中的深層矛盾和不確定因素仍很突出。

四、國際地緣政治顯現新特征

受美國全球戰略變化和大國關系調整等因素影響，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也在發生變化，基本特征是：一方面，歐洲和亞太兩大板塊總體保持平穩，但差異加大。另一方面，處于歐亞之間的中東、中亞和南亞地區，則局勢動蕩，沖突不斷，是歐亞之間的脆弱鏈條。

美國專注于反恐和大國關系調整，促進了歐洲和亞太的穩定，對世界形勢有全局意義。不過，由于大國關系調整幅度和深度不同，歐洲和亞太地緣政治形勢的差異也日益明顯。一是歐亞安全架構不同。隨著俄美、俄歐關系的調整，冷戰留在歐洲安全架構的殘余明顯淡化，北約已由以外向軍事防御為主導的軍事同盟轉向以推廣西方民主政治和維護歐洲社會穩定為主的政治軍事同盟。未來俄美、俄歐、俄一北約之間難免會有新的矛盾和問題，但這些問題將會在新的框架、新的環境之下以新的方式加以解決和處理。與歐洲不同，亞太地區仍以冷戰遺留的安全架構為基礎，主體是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冷戰后發展起來的若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等)，雖對地區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影響尚不足以取代前者。二是歐亞安全面對的主要問題不同。目前，歐洲安全的主要問題已不是冷戰時期的常規安全問題，甚至也不是科索沃戰爭前大國如何利用歐洲民族宗教爭端爭奪勢力范圍，而是如何應對恐怖主義等非常規安全問題和歐洲周邊的地區性沖突。相反，在亞太安全中，常規安全問題仍是主要因素，其中許多是冷戰遺產。恐怖主義等非常規安全問題也是亞太安全關注的問題，但尚不是主導因素。亞太安全機制轉型困難，與該地區安全形勢的這種特點是分不開的。三是安全觀念不同。隨著安全形勢和機制架構的變化，歐洲安全冷戰思維顯著減退。有關各方不再相互預設假想敵，也不再以此構想各自的安全戰略。與歐洲不同，冷戰在朝鮮半島至今尚未停止，冷戰思維在整個亞太安全中更是揮之不去。甚至在中美關系改善、中美合作基礎不斷擴大的形勢下，美國仍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美國的“半個威脅”。日本某些右翼人士也在一旁吶喊助威，試圖亂中漁利。冷戰思維與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提倡的共同安全理念格格不入，是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建設和發展的最大障礙。

處于歐亞之間的地區熱點問題對全球形勢雖不起決定作用，但對當前國際關系的潛在沖擊不可低估。美對伊拉克軍事攻擊問題牽動國際關系中的許多重大問題。印巴沖突則涉及未來核軍備的控制問題。中東問題對國際能源戰略格局意義重大，不僅關系中東能源地位，也是影響俄美、中俄、俄歐能源合作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介入中亞，對中亞戰略格局和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巴以沖突則涉及美和伊斯蘭國家關系，影響地中海和北非局勢。

五、國際格局之爭更加尖銳

布什政府推行極端單邊主義，使國際格局的多極化與單極化之爭更加尖銳，國內外對國際格局的現狀與前景的爭議也更加激烈。一種觀點認為，盡管美大搞單邊主義，但多極化趨勢仍在加速發展，因為國際力量對比的發展有利于多極化。另一種觀點則截然相反。用某些美國學者的話說，美當今的實力“在任何一個關鍵方面都是無與倫比的”，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如此程度的統治地位”，“如果說美國今天的霸權地位還沒有形成一個單極世界的話，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形不成單極世界”。(注：斯蒂芬•布洛克和威廉•沃爾福斯“全面衡量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外交》雜志2002年7/8月。)這兩種觀點同時以國際力量對比作為依據，結論卻針鋒相對，表明對于每一種國際格局應有何種國際力量對比關系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一個客觀標準。這說明“國際格局”與“國際力量對比”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容易導致認識誤區。

國際格局是指特定狀態下的國際權力關系，而不僅僅是指國家間實力對比關系。國際權力關系反映的是指國家間相互影響的方式和力度，它離不開國際力量對比關系，但各國實力不會自動轉化為國際權力，因為國際權力的形成還受其它因素制約。歸納起來，決定國際權力關系的因素大體有四類：一是各國的實力及相應的國際交往與行為能力。這與綜合國力密切相關，是國家間交往活動和相互影響發生的基礎。前資本主義時期，由于交往能力有限，某些文明之間很少甚至沒有交往，在它們之間也就談不上權力關系或國際格局。二是交往與行為動機。即使交往能力相同，但若動機不同，國際權力關系仍會不同。鄭和下西洋與西方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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