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感想1000字(求一份國際貿易實習報告,1000字左右)

體化。他認為，西方與那些文明的挑戰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是尤其困難和對立的。潛在的、最危險的沖突是在中美之間。（參見塞·亨廷頓《再論文明的沖突》， 轉引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1期，第42頁）

由于亨廷頓描繪了文明沖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國當作西方文明的挑戰者放在對立地位，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并深長思之。

一、文明間的差異和通融

亨廷頓熱心于“文明沖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在西方語言中，“文明”一詞源于拉丁文“Civili”，意為人的開化狀態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文明是相對于蒙昧狀態和野蠻狀態而言的。人們普遍認為，文明是指脫離了蒙昧狀態和野蠻狀態的人類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之總和，是指一定發展階段上人們的物質生活狀態和精神生活狀態。

現在看來，亨廷頓的“文明”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他告訴我們，“文明是一種文化實體，……由語言、歷史、宗教、習俗和制度等客觀因素以及人們主觀上的自我認同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轉引自《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 1994年第8期，第2—4頁）亨廷頓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詞全部內涵的一部分，大體上是人們平常所說“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經常用“文化”來代替“文明”。為了說清問題，我們姑且按這樣狹義的“文明”概念來展開分析。但是我們要隨時記住，人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不能分開的，社會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也是不能分開的。

人類共有一個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個部分又是千姿百態的。生活在完全相異的地理氣候和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人們，由于實踐活動不同，他們所創造的文明也就不同。因此，我們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異和獨特性。經過千百萬年的磨洗積淀，不同的文明成果會深印在其創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傳承下來。歷史上人類所創造的文明，大分如湯因比所說有幾十種，細分則不計其數。不同的文明，適應人們不同的生活環境，幫助人們渡過歷史的急流險灘，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變自己的形式和內容，不斷臻于完善。

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在對立統一中發展變化的，文明也是這樣。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間有差異性，差異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可能有沖突。文明之間的沖突不絕于歷史，現實中也經常發生。亨廷頓等人提出“文明沖突論”并非完全沒有根據。問題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異性、獨特性，也有相通性、統一性。從根本上說，既然都是人類的文明，是和野蠻相對的文明，它們在最高最深之處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統一的。事實上，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和通融比它們之間的差異和沖突更重要，更帶根本性。試想，如果文明之間只有沖突，沒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獨特文明的百余個國家、幾千種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文明是動態的，不斷發展的。但任何一種文明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對立統一、沖突交融中展開的。各種各樣的文明在歷史上興起衰落，離散聚合，消失或成長在時間的長河之中。為什么有的文明興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自我封閉，對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對立態度的民族，遲早要葬身在時間的大漠之中。只有那些開放的、善于從其他文明中吸取營養的民族，才有長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亨廷頓眼中處于“無限的權力頂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過許多營養。例如，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等偉大發明傳入歐洲后，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成為歐洲從長期黑暗的中世紀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催化劑。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頁）再如，通過阿拉伯人傳到歐洲的數學文字和十進位法是印度人民的偉大創造，阿拉伯人在數學、天文學、化學、醫學、文學、地理學方面的輝煌成就對歐洲文明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另外一方面，在現代化道路上前進的東方各民族也在虛心學習西方的優秀文化以充實自己，并創造新的東方文明。

歷史發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間的碰撞和交流出現了全新的情況。地球正在變小，交通和通訊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匯入世界市場之中。亨廷頓對此憂慮有加，說什么“不同文明間人們日益頻繁的交往強化了文明意識，加深了人們對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間的差異的認識。推動了文明間差別和敵意的發展和文明內尋根意識的增強”。（轉引自《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頁）我們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來是有同有異的，是對立統一的，為什么亨廷頓只見異不見同，只見對立不見統一呢？難道這是“西方文明”的特點嗎？世界市場上不同文明間人們日益頻繁的交往，固然會強化文明差異的認識，在某種情況下甚至會形成敵意。但更重要的是，實現了不同文明間空前廣泛深入的共處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們發現了人類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這本身就是人們精神的升華，是人類文明的升華。如果這里有什么值得憂慮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識增強的問題，而是某些人逆時代潮流而動，總是想把國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標準，分為高低不同的等級，不給別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作為造成了現實世界的“文明沖突”。

有一點亨廷頓是看得很準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歷史的客體”了，而是成為歷史前進的發動機和塑造者。20世紀后半期以來，亞太地區經濟發展速度遠遠高于西方國家，它們在國際經濟貿易中的比重節節上升。這些國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強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應有的地位。這些國家都有幾千年文明成果的積累，在現代化進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優秀成分，通過自己史無前例的偉大實踐，創造著新的東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樣趨勢。此時，如果西方文明能夠與非西方文明進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則“文明沖突”能夠化解，文明交融會大規模展開，人類將進入新的文明時代。

二、文明差異不是國際沖突的核心

“文明沖突論”并非亨廷頓的發明，湯因比的整整一部《歷史研究》就是從文明的挑戰與應戰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區力量相互消長的關系。嘗試用文明因素解釋國際關系也大有人在。例如，著名政論家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1967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這樣說：“我們正陷于文明沖突。這種沖突也許會摧毀世界。其中關系最大的是兩種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與太平洋——亞洲文明，它們分別以美國和中國為首。”（Theodore H． White，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Harvard Alumini Bulletin，May 13，1967，P．4）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所著《權力與文化》一書就是從文化角度來透視國際關系的。亨廷頓的“發明”和“貢獻”是把文明作為未來世界決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沖突作為代替冷戰的世界范式。然而正是在這個他自鳴得意之處，腳下的土地非常稀松。

毫無疑問，文化因素能夠深刻地影響國際關系，文明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偉大力量。無論是研究歷史，還是預測未來，都應當把文化或文明作為一個重要因素考慮進去。但把這個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經濟、軍事等實體性因素割裂開來，把它的作用無限擴大化和絕對化是非常偏頗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顯然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同類文明的國家之間為了爭奪資源市場和霸權而拼得你死我活。就現實的國際關系分析，雖然有時表現為文明的沖突，但深層次的根源仍然是國家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的沖突。

冷戰之后影響最大的沖突是海灣戰爭。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總不能說這是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文明沖突”吧。實際是伊拉克不想還兩伊戰爭期間所借的大量美元，并且要把科威特的石油資源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國后來挑頭打擊伊拉克，以主持國際正義自居。其實美國人盤算的是控制海灣地區，掌握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資源富集地。在這次大沖突中，西方文明國和伊斯蘭文明國結成了“奇怪的聯盟”，“文明沖突論”被“沙漠風暴”卷到九霄云外。

面向21世紀，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把增強經濟和科技實力作為取得競爭優勢的根本點，經濟問題在國際關系中占據著最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國家的經濟利益為轉移的。由于東亞的發展速度居全球之冠，由于美國與亞洲的貿易額遠遠超過與歐洲的貿易額，其國家外交政策取向正逐步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前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正式宣稱，“西歐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區域”，美國過去在處理全球事務時“太歐洲中心化”了。（參見《華盛頓郵報》1993年11月17日，P．G4．）表示要向亞太國家接近，因為“當我凝視亞洲繁榮之花，便看見美國復興之果”。事實上，以實施和反對“赫——伯法”為例，同為“西方文明”的美歐之間，正在經歷廣泛而深刻的貿易沖突。被亨廷頓認為因“文明”接近可以“合作”的日本，不僅歷史上和美國打了幾年太平洋戰爭，現在雙方的貿易沖突也越來越激烈。這一切都表明，經濟關系、經濟利益越來越深刻地影響著政治和外交，是國際關系中最基本的因素和力量。

多年來，人權問題成為國際關系的一個熱點。亨廷頓說，“國家遵守人權的程度完全和文明的分野有關。西方和日本高度保護人權；拉美、印度、俄羅斯以及部分非洲國家保護某些人權；中國、許多其他亞洲國家和大多數穆斯林國家很少保護人權。”（轉引自《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13頁）這里，我們且不說亨氏以自定的人權標準來劃分各國文明的高低等級是多么狂妄自大，也不說某些人揮起人權大棒向中國等國發動“文明沖突”是多么不得人心（美國策劃的反華提案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前后10次遭到失敗），只想指出這樣一點：西方國家某些反華勢力在人權問題上挑起“文明沖突”的真實動機是政治上要搞垮不合己意的政府，經濟上要削弱強大的競爭對手。

任何人在進行精神和文化活動時，必須有吃穿住行用的物質保障。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制度，歸根到底決定著包括哲學、歷史、宗教、習俗和政治制度的全部上層建筑，也決定著國際關系的發展形式。這是大多數社會政治學家都會承認的。亨廷頓對經濟沖突的嚴重性并非沒有認識。他在1993年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歐洲和美國之間的矛盾“將導致政治、經濟利益的嚴重對立”，“在未來的歲月中，美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嚴重沖突可能在經濟方面”。（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4，Spring 1993，P．71）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認為，日美關系存在“經濟冷戰”可能，甚至同意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關于“經濟沖突是另一種戰爭的繼續”的說法。至于這些明智的說法怎樣和偏頗的“文明沖突論”協調起來，那只有亨廷頓自己多費思量了。

三、當代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

面對紛繁雜亂的外部世界，人們總是傾向于用某種簡明的概念或范式來把握大局，如“兩極對立的冷戰世界”。作為一位智者，亨廷頓告訴我們，兩極對立的冷戰世界已經過去，正在到來的是“文明沖突的世界”。

然而，此言差矣。事實絕非如此。

當代世界的主題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和平與發展。代替冷戰世界的，不是文明沖突的世界，而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多極世界。這是全部人類歷史，特別是最近100年的歷史演變造成的。

已經過去的20世紀給世人許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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