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國際貿易理論中中心外圍論的代表人物是(求一份管理理論叢林的文獻綜述)

他認為，產業空間集聚能夠實現企業報酬遞增而不是收益遞增。實際上，企業集聚必然導致產業內部的分工與專業化生產，專為化工則要求交易的頻率增加。在市場競爭中進行的產品交易，交易的頻率增加會增加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但在一些競爭力強的新產業區內，由于地理上接近的專業化企業之間形成了長期合作的關系，使信任基礎得以建立，導致監督成本和機會成本降低，同行業企業之間的協作競爭能力增強。

（二）、區位理論中對產業集群的解釋

區位理論，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中的空間選擇和空間分布規律的理論，它是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區位理論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古典區位理論和新古典區位理論（陳文福，2004）。古典區位論產生于19世紀初，代表人物是馮·杜能（VonThunen）、阿爾弗雷德·韋伯(A1fredWeber)、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A．廖什(A．Losch)。新古典區位理論的形成是以1956年艾薩德的《區位和空間經濟》和1968年貝克曼《區位論》的出版為標志，也有的學者認為這時新的學科--區域經濟學才真正成立。新古典區位理論，或者說區域經濟學，不僅研究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還要研究資源空間配置和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公平問題。

現代區位論在研究方法和對象上與古典區位論有較大的差異，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從總體上看，現代區位論主要是沿著宏觀區域研究和微觀區位決策兩個方面發展。新古典區位論代表拉伯（Labber）和蒂斯（Thisse,Jacques-Fran買粉絲is）等學者利用拓撲網絡構建區位模型，研究微觀經濟主體的區位選擇問題。哈克密（Hakimi,1964）用拓撲網絡方法證明了勞恩哈特的結果，稱為哈克密原理（HakimiTheorem）。該原理指出，網絡點集含有一個最小區位點，包括兩個特征：第一，含有優區位的點集是有限的；第二，當這些點集是市場區、原料地或節點時，從這些點集中找出優區位點的效果很顯著。在微觀方面，蒂斯（Jacqnes-Fran買粉絲isThisse,1987）指出，收益獨立于決策成本時，最優區位不會隨著需求變化而變化。收益的這種獨立性涉及到三個方面：一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市場價格是外生的；二是企業承擔了所有的運輸成本；三是生產過程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同質性。

（三）、新經濟地理學的產業集群觀點

上個世紀90年代西方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發現，經濟學上的一些重要理論如國際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等只有落實到空間才能得到實證，于是他們試圖將經濟地理學作為主流經濟學的分支帶入經濟學研究領域，從而利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建立Geography的壟斷競爭模型、薩繆爾森的"冰山"原理（即任何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以及后來的博弈論和計算機技術等分析工具，提出新經濟地理學學科。其代表人物有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保羅·格魯格曼（Paul.Krugman）、京都大學經濟學教授藤田（MasahisaFujita）和倫敦經濟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維納布爾斯（AnthonyJ.Venables）。

新經濟地理學不同于經濟地理學表現在：在產業和市場結構的處理、外部性、非市場交易等方面。它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的原因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新經濟地理學以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論為假設前提，以數學建模為工具，研究區域產業集聚、經濟集聚和貿易活動等問題，形成了一些相關理論：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理論、外部經濟和產業集中理論、經濟和貨幣一體化理論、復雜性理論等。此外，新經濟地理學建立的數學模型包括：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動態多區域模型，維納布爾斯(AnthonyJ.Venables)的國際專業化模型，蒲格(Puga)和維納布爾斯的全球化和產業擴散模型，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的區域專業化模型等。

保羅·格魯格曼（Paul.Krugman）在"中心-外圍"模型中假設：在一個國家，包括兩各地區：東部和西部；生產兩種產品：農產品和制造品；農產品是同質的，生產品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制造品包括許多差異產品，每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有規模經濟，形成了一種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通過數學函數的推導，得出一個地區成為制造業中心，而另一個地區成為農業外圍，這種模式取決于較大的規模經濟，較低的運輸成本，以及制造業在支出中較大的份額這三者的某種結合。他還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分析了制造業區域由最初均衡布局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的原因。

克魯格曼認為，特殊的、偶然的歷史事件將會在產業集聚形成的過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例如，1895年一個居住在喬治亞小城鎮道爾頓的小女孩作了一個植毛床罩作為婚禮的禮物，引發了道爾頓成為美國地毯之都。克魯格曼還認為，現實中的產業區的形成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歷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導致了在某個地區建立了一個行業，這其中積累循環因果關系（繆爾達爾，MyrdalG,1944）發揮了作用。克魯格曼說："企業選擇那些容易進入市場的區域進行生產，而市場又傾向于許多企業選擇生產的區域。"

我國南京大學商學院梁琦教授（2003），對克魯格曼的"中心-外圍"模型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認為產業集中的原因包括：歷史和偶然事件的影響、累計循環的自我實現機制、預期作用。梁琦教授還利用大量的統計數據，沿用克魯格曼工業區位基尼系數計量方法，對中國的制造業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影響產業集聚的七大要素（運輸成本、規模經濟、外在性、地方需求、產品需求化、市場觀聯合貿易成本）。梁琦教授的研究是國內產業集聚理論的重大突破，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出，無論是克魯格曼還是梁琦都是以制造業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對信息產業的實證分析還是空白。

（四）、管理學中的產業集群理論

在管理學領域中，對地理或地點的研究不受重視，在此方面的文獻很少，僅有戰略管理專家、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競爭力經濟學中有提到。波特教授是競爭戰略和國際競爭力研究領域的國際權威，1983年曾由里根總統任命，加入產業競爭力委員會。波特認為："產業是研究國家競爭優勢是的基本單位。一個國家的成功并非來自某一項產業的成功，而是來自縱橫交織的產業集群。"Porter特別強調產業集聚對一定地區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作用。他對產業集群的定義是："指在特定領域中，同時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又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相關產業的廠商，以及相關的機構（如大學、制定標準化的機構、產業公會等）。"地理的集中可以使產業集群的生產率和創新利益進一步放大，一個國家要提高其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在國內創造最有生氣、最富有挑戰性的創新環境，建立地區內大學、研究機構、中介服務機構、政府機構結成的研究和開發合作網絡，推動產業聚集，減少企業成本，增強創新能力。波特的"產業集群"理論可以看作是增長極理論與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結合形態，對知識經濟增長極理論起了奠基的作用。韓、美等國的學者把發達國家出現的新產業區理論用以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新產業區問題，使這一理論涵蓋的地域范圍進一步擴大。波特認為:產業集群一旦形成，集群內部的產業之間就形成互助關系。

（五）、經濟社會學的產業集群理論

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參考框架、變相和解釋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級服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有關的復雜行為（斯梅爾塞，Smelser）。具體地說，就是把社會學的視角引入經濟學，重視社會體系、經濟結構、社會制度、人際關系、文化與意識形態等社會因素與經濟的相互作用。1985年格蘭若維特（Granovetter.M.）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這標志著新經濟社會學的誕生。國內外新社會經濟學者對產業集群的論述主要觀點如下：

1、西方新社會經濟學者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以后,，網絡理論開始研究新興工業區的蓬勃發展、小公司網絡的形成等等，產生了一些影響巨大的理論成果。例如，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M.）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了"商業群體"(businessgroups)的概念，是指"在正式或非正式基礎上形成的企業聯合"。斯維德伯格(Swedberg,1997)指出,"商業群體"這個概念是經濟社會學提出的最有前景的概念。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M.）還提出了"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并認為，現實發生的經濟活動和行為并不是自足的、可脫離社會背景和環境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受到行為者之間社會關系的約束和影響，使得現實的很多經濟活動和行為并不同于標準的經濟理論所做出的預測。社會關系滲透于各個企業間，經濟組織和個體經濟行動者一樣受社會關系網絡的限定。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企業間的交往和聯系并不是通過正式的經濟交易規范而達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實現的；二是企業內部的等級制度也常常為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所取代。企業間在合作時不僅是純"趨利"行為，更多的是采用的非正式關系，如：互派董事、企業領導人之間存在的非正式社會關系和由于長期合作而建立起來的伙伴關系等都會促進企業間的合作行為。

另一為社會學家巴特（R.Burt，1992）年在一本著作中提出的"結構洞"(structureholes)理論。這一理論指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兩種形態，其中一種是處于網絡中的個體(個人或組織)與其他任一個體都存在著聯系；另一種形態更為常見，即網絡中的個體僅與部分個體存在直接聯系，而與其他個體都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樣，在第二種形態中，整體網絡中就出現了某些個體與另外一些個體聯系斷裂的現象，就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一樣，這就是結構洞。新經濟社會學者主張把結構的、經濟的、文化的多種因素結合起來思考。

法國社會學家皮誒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80）最早提出社會資本的概念，但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重視。198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科爾曼（JamesS.Coleman）于對社會資本重新進行了定義，認為社會資本是指"行動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面轉讓對資源的控制,結果形成的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包括權威關系、信任關系以及作為建立規范基礎的關于權利分配的共識。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普特南（RoberPutnam）也做了進一步的研究。這些學者都認為網絡、規則（Norms）或文化、互惠、信任構成社會資本的要素。社會資本的分析框架為產業集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有助于引起人們對政治、經濟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視。

加州大學伯克里分校AnnaLeeSaxenian教授長期追蹤研究美國舊金山硅谷與波士頓128公路區的高科技發展，指出硅谷形成了既競爭又合作的網絡式組織，而128公路則保持了美國大公司的科層體系自稱王國的文化將（Chandler,1977），所以，硅谷與128公路同時興起卻能在高科技產業快速變動環境中獨占鰲頭（Saxenian，1994）。Samenian分析了這兩個集群地區交流方式的差別：早期工程師和各類技術專家經常在硅谷的"貨車輪"飲料店聚會和交流本行話題；類似的"綠洲"在128號公路地區毫無蹤影，唯有壓抑的大公司等級氛

很赞哦!（4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