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外貿單證實訓總結800字(外貿單證實訓背景怎么寫)

處于政治文化核心區域，農耕文化積淀深厚。

在農耕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是在帝王之都，這種主流文化具有極強的整合功能和滲透力。在漫長的歷史遷延中儒家文化逐漸發育成熟，對整個民族文化都有深遠的輻射性和統攝性，相當長時期作為中華文化的標志和主體而存在，帶有根性文化特色，同時其宮廷式的貴族文化、官方文化、經典文化的特色也相當鮮明。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地域的精神氣質也包括地域日常生活的格調和品質，而官方文化、貴族文化如果不能民間化、日常化，是無法傳之久遠的，因此，在關中地區，官方文化經過充分民間化和日常化之后，以宗法家族文化和禮俗文化的面目、鄉約、族規的具現形式出現，并且滲透于關中人的深層文化心理之中，制約著他們的風俗習尚和日常生活，形成了民性之中禮讓、淳樸、厚道而又不失古板、僵硬的特質。陳忠實的《白鹿原》對此進行了非常到位和詳盡的描寫，其中，白嘉軒這一人物形象便是典型的宗法家族文化陶養出來的理想人格的具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鄉約、族規起著無處不在的規范和威懾作用，并常常對生活于白鹿原上的人們有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既保障著一方的穩定與秩序，又不時露出它殘酷和戕殺人性的一面。

關中文化從周秦時代開始便洋溢著一種務實、進取的精神氣質。周人和秦人作為弱小部落，能夠最終完成政治大業，席卷天下，包舉宇內，依憑的是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實干精神，這使關中人形成了重功利、崇實效的實用型價值取向模式。北宋時哲學家張載和其弟子創立了“關學”，探討了一些理學命題，提出了“氣本論”學說。但“關學”并不以理學思辨見長，而是以其重視實際、躬行禮數的樸實學風著稱，在關中民間素有“家遵東魯百代訓，世守西銘一卷書”的家訓，將張載和孔子相提并論。由此可見，張載在關中民間的地位之高。“關學”的廣受歡迎和深刻滲透，加劇了關中文化務實、功利的特點。陳忠實自從走上文壇以來，一直致力于書寫他所熟悉的關中農民及其鄉土生活，面對文壇各種思潮、主義波起云涌、眩人眼目的熱鬧景象，不追逐時髦，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甘于寂寞，終于寫就巨著，這種穩健、成熟的創作心態，極其顯著地體現了關中文化的這種務實特點。此外，在陳忠實的文學觀念中，非常看重文學的社會意義，他前期的創作自不待言，就其表面看，超越了階級和歷史局限的《白鹿原》，其史詩追求、宏大敘事以及作家對本文“死后可以當枕頭”這種接受效果的預期，都帶有不言自明的功利性。

關中適宜農耕的自然條件和務實的文化精神傳承，使關中人形成了以農為本的“重農”和“土地崇拜”意識。“重農”意識對陳忠實影響很大，多年以來，他一直以關注農民，以書寫農民的遭際、命運與心態為己任，創作題材始終沒有宕開土地和生活于土地之上的農民，而“土地崇拜”在《白鹿原》中的白嘉軒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白嘉軒生活的目標和樂趣，很大程度上在于盡量多地占有土地。為了巧妙地以劣地換取鹿子霖家的幾畝水田，白嘉軒用盡心機。對土地的崇拜和相對殷實的生活，使關中人形成了安土戀家、重在守成的心理傾向，與陜北人“出走”與“尋夢”的集體沖動形成強烈對比，這種心理傾向同樣在《白鹿原》中有細致入微的展示。

關中文化由于長期存在于政治中心區域而帶有權威性和正統性，因此儒家文化對人的控制也比較有力。儒家文化的理性色彩、秩序感和對現世的關注給生活于此一地域的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處世方式以極大的影響：陳忠實屬于理性——感情型作家，性格特征明顯地帶有關中文化的印記。他不似路遙那么熱烈、直率甚至一覽無余，他含蓄蘊藉、內斂深沉，能夠極有分寸地以理性統馭自己的感情流動，在敘述風格上，客觀沉穩，全知全能。

陜西民間戲曲“秦腔”，因為曲調舒朗，唱腔高亢粗放而被稱為“高腔”。秦腔作為生發于秦川沃土的戲曲，最能充分體現秦人性格，其道德倫理化敘事，說教勸誡、揚善懲惡的功能模式，對陳忠實《白鹿原》中的人物塑造、情節建構均有明顯影響。《白鹿原》中花費了不少筆墨寫到麥收后各個村莊輪流請秦腔戲班演出的風習，文本中不僅有對秦腔曲目的熟稔介紹和人們爭相觀看秦腔的熱烈氣氛的渲染，而且白孝文觀看秦腔還直接為鹿子霖策劃、田小娥實施的圈套得以實現提供了絕佳的契機，由此使觀看秦腔這一風習成為文本情節得以發生、發展的關鍵因素和推動力量。秦腔中有相當部分是歷史故事，對陳忠實的歷史關注和歷史思考也有一定的影響。

賈平凹來自陜南商州山地。商州居于關中和陜南之間，屬過渡地帶，也是陜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之地。縱貫商縣、丹鳳、商南的丹江經荊紫關流入漢水，再流入長江，屬長江水系，亞熱帶濕潤氣候，雨量充足，年均氣溫較高。這種特殊的地緣位置使商州兼具四方風脈，又別有氣韻。山嶺拔地而起，灣灣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分明，山川地形、朝夕陰晴變化極大。商州的山水結聚精光靈氣，雖然沒有關中的淳厚、樸拙和陜北的粗獷、遼遠，卻自有一種清奇和鐘靈毓秀。山水的靈秀最能培養人的靈氣，因而賈平凹在三作家中最有靈氣，悟性最高。

當然，我們說，路遙是主觀性很強的客觀型作家，陳忠實是理性——感情型作家，賈平凹是主觀型、表現型作家，也許有些失之于簡單。比如，李建軍認為，陳忠實的性格特征是“寧靜”[7]；費秉勛認為，賈平凹的心理特征是孤獨內向，性格特征是羞怯與執拗的統一：“……這樣說來，他該是怯懦而少剛氣的了，其實不然，他有著內在的頑強和堅韌，有極強的自我意識。他的性格是外柔內剛，并善于以柔克剛”[6]11。是的，每個人的心理和性格都是復雜的，有著多面性和多重性，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歸納都有可能流于簡單，掛一漏萬，我們如此評說，也同樣不能避免這樣的局限。

賈平凹曾對川端康成作出剴切的評價，其中不乏夫子自道的況味，用來說明他自己的特點反倒是最為準確的：“拿手的是寫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感情的東西，靠的是感覺，靠的是體驗，而不是靠橫的即知識面廣贏人”[8]。且不說他那些真誠傾訴自己的人生感悟、命運遭際和心靈起伏的散文，就是極力追求客觀性的小說這一文學種類，在他的筆下也成了以實寫虛的載體，極具象征性、寫意性、表現性和寓言性。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氣為主”。的確如此，這種較多柔性的氣質，使賈平凹的小說和前期散文以嫵媚、清麗、細膩為人稱道(賈平凹后期散文超越前期散文的唯美幼稚，走向憨拙大氣，追求“漢唐氣象”和渾然天成，與他在關中長期生活，受漢唐文學藝術精神浸潤與啟發有關)。

商州的地形與氣候特征似乎培養了人的善變。與路遙的固守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陳忠實對現實主義的有限度的改進與調整不同的是，賈平凹始終活躍在當代文壇的風口浪尖，意欲窮盡一切可能地進行形式探索，他的多變，被一些批評家概括為多轉移、多成效是有目共睹的。盡管這種形式探索的幅度還不夠大，但與路遙、陳忠實相比，還是更具主動性和創造性的。

由于在鐵路開通之前，商州是關中通往東與南的主要通道，賈平凹家鄉的縣城龍駒寨是個水旱大碼頭，很早沿丹江河人民就有商貿往來，因此較之關中、陜北“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百姓較有商業意識，善于經營。這種商業意識在賈平凹文化心理的根子上種下了胚胎，一旦時機適宜，就會破土而出。這也是賈平凹的《廢都》之所以開中國當代文學商業化寫作先河的族群文化原因所在。

三省交界之地，長江水系與黃河水系在商州的交匯，實質上意味著中原文化、秦文化與荊楚文化的交融，因而商州文化具有多元性與復雜性，直接導致了賈平凹文本中文化成分的駁雜。文本中多元文化的交織、并存，既給他的作品景觀帶來多重維度和豐富內涵，也使文本意蘊和作家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曖昧不明、游移不決，這說明賈平凹還缺乏對各種文化資源進行整合、消化，從一個超越的角度來批判、質疑、審視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自覺意識和氣度。

楚文化中道家的老莊思想、浪漫奇詭的屈騷傳統、陰陽家的五行術數思想等對賈平凹影響極大。老莊思想對賈平凹的影響非常之大：“莊周夢蝶”的典故不僅直接化作了《廢都》中主人公的名字，其頹廢、虛無的心理感受更是打上了道家的思想底色。賈平凹在90年代以后，非常注意創作前心境的澄澈、空明，反復強調“虛靜”、“坐忘”等養氣和體道方式，并有意識地以此作為自己的審美觀照方式，從中不難看出他對道家思想的浸染之深。莊子哲學中的“齊物論”使賈平凹能夠以萬物平等的觀念來看待萬事萬物。在《懷念狼》中，這種平等觀念化作了敘事視角的多重出入與變化，打破了人與動物、自然界之間的畛域，使得文本中人物的活動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展。這種萬物平等觀念引申到哲學層次，便是一種相對主義的認識倫理，與路遙、陳忠實所信奉的本質主義有明顯差異。此外，道家的淡泊精神用來解釋賈平凹后期創作的邊緣化態勢和文學觀的非功利特質應該是相當有效的。

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風，表現在民間，便是這里迷信鬼神之風甚熾，人們普遍相信人與超自然力量之間的感應，神秘文化盛行。賈平凹曾自述：“我從小就聽見過和經歷過相當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風水、卜卦、驅鬼、祭神、出煞、通說、氣功、禳治、求雨、觀星、再生人呀等等，培養了我的膽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9]這種民間風習不僅培養了賈平凹的一些上述性格特點，而且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題材來源，強化了他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也直接影響到他小說的氛圍與風格。這種心—物�交互感應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超常認知的思維方式，它根源于原始巫術思維，又與現代民間信仰思維的靈—實(心—物)交互感應相互聯系，它使思維主體能夠敏銳感受和直觀把握認知對象，減略無需認識的概念、推理和判斷過程。”[10]賈平凹的思維方式也有這種特色，這使他對蒲松齡“談狐說鬼”類故事容易產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觀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寫各種超自然現象，使文本極具神秘色彩和詭魅格調。

李建軍先生曾經分析過陜西三大地域板塊的精神氣質差異：“黃土高原型精神氣質具有雄渾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難感、純樸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詩意感。它與陳忠實受其影響的關中平原型的精神氣質不同，后者具有寬平中正的氣度、沉穩舒緩的從容，但在道德上卻顯得僵硬板滯，缺乏必要的寬容和親切感；它與賈平凹等陜南作家受其影響的山地型精神氣質迥然相異，后者屬于這樣一種氣質類型：輕靈、通脫、善變，但也每顯迷亂、淫麗、狂放，有鬼巫氣和浪子氣，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價值上的穩定感和重心感。”[11]筆者以為這樣的論述基本上是準確的，有助于我們更加到位地把握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其人其文的神髓。這三大地域板塊造就了風格迥異的三大鄉土文學作家，反過來，各具地域色彩的文學文本又證明了鄉土文學其文化構成的豐富性與多元性，這使它與都市敘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經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并成為鄉土文學大放光芒的重要魅力源泉。

[參考文獻]

[1] 周作人.談龍集[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2] 呂廷文.試論陜北古代文化的特點[J].延安教育學院學報，1997(1)：1-4.

[3] 楊蕤.試述陜北文化的形成[J].華夏文化，1998(2)：25-27.

[4] 應光耀.愛情描寫中母性愛的文化心理思考[J].當代文藝探索，1987(5)：65-70.

[5] 賀智利.路遙小說中愛情描寫的文化心理透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3(9)：88-91.

[6] 費秉勛.賈平凹論[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7] 李建軍.寧靜的豐收——陳忠實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65.

[8] 賈平凹.賈平凹文集：第12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183.

很赞哦!（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