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大宗貿易資金穿透(如何看待2017年的經濟形勢)

積極、主動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

當今世界曾出現一種反經濟全球化的傾向，其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新的盤剝。國內也有相應的反經濟全球化的言論。可是縱觀日本、韓國等以出口導向為基礎而迅速壯大的國家的經驗來看，只有敢于面對經濟全球化，一個國家才能不斷強大。中印兩國剛開始現代化時，貧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兩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極為相近。但自此后，印度被中國遠遠地拋在后面。阿馬提亞•森（印度經濟學家）認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在經濟上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對外開放政策，趨利避害，與全球化潮流齊頭并進。歷史昭示未來，中國過去的和平崛起得益于經濟全球化，中國只有繼續融入全球化，才能不斷前進。

2、實施雙向開放，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相結合

就“引進來” 戰略而言，我國要繼續合理、有效地引進外資，使我國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外資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獲得了我國的資源和某些控制權，如果國家政策對某些外來投資不加限制，外來投資就很容易形成壟斷，影響甚至威脅國家經濟安全。政策及稅收優惠是吸引外資的必要條件，而過度的優惠政策將導致明顯的市場扭曲和尋租，不利于內外資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我國已經加入了WTO，雖然經過幾年的大幅度調整，但是外資政策仍然存在某些問題和缺陷，一些外資政策仍然與WTO規則不相符，特別是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嚴重影響了對外資的引進。因此，我國應該按照自由化原則繼續加速國內外資立法的修改，消除仍然存在的黑箱操作，確保外資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透明度。同時，我國還應加強對外資活動的監管，完善稅收政策，加強對外資企業納稅的管理，防止稅收流失。

就“走出去” 戰略而言，政府部門要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優質服務，盡量簡化審批手續，繼續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降低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風險和成本。國內企業應該進一步樹立全球化經營的理念。目前中國的經濟，放在世界范圍內定位，還是一個“制造大國，品牌小國”。所以，企業要不斷提高品牌意識，提高中國產品的知名度。國內企業還應該申請國際認證及貿易對象國的認證，取得通往國際市場的通行證，以規避技術性貿易壁壘，在競爭中加強收集和研究各國和國際組織的技術法規、標準、檢驗與認證制度，把與企業出口商品相關的內容加以吸收，并制定到自己的產品標準中去，嚴格按標準組織生產。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產品具有了穿透對方技術壁壘的能力。

3、我國政府應該大幅度增加對教育科研的投資，加大實施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引進、培養的優惠政策，搭建人才發展平臺，給企業一個良好的環境

企業自身也應該不斷地改善內部工資、獎金、福利等物質待遇，以公正合理的薪金，完善優厚的福利留住關鍵人才，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著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業文化氛圍，造就能令人心情舒暢的、有助于激發和釋放創新能力的寬松環境，增強企業人員對企業的情感、歸屬和成就寄托以及團隊的合作精神，加強對跨國人才的培養，重視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為跨國經營打基礎。除了加強對人員的培訓外，企業還應致力于開發和完善獨特的人才培養機制，形成終身學習、永恒成長的能力提高機制。跨國企業更應該利用國外當地的人才資源，實行人員本地化這一西方國家已普遍采用的戰略措施，以不斷增強自身實力。

4、我國應有步驟地開放證券市場，積極地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加大對短期國際游資的監管，對快速進出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游資征收懲罰性稅收，鼓勵長期的投資，強化對商業銀行放貸的責任制約束，擴大內需，培育國內市場；鼓勵銀行實行混業經營，進一步降低金融風險；加強貨幣的區域合作，增強共同應對大規模金融危機的能力。

5、經濟全球化要求政府不斷轉變職能，提高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

政府要朝廉潔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改進。中央地方各級政府要積極推進政府改革與創新，改進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改變施政理念和施政風格，進一步削減行政審批權，建立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等。政府還必須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電子政府和實現網上辦公，進一步推動政務公開。

如何看待2017年的經濟形勢

綜合內外需變化和經濟運行內外部條件,如果能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2017年我國經濟有條件實現6.5%左右的增長。

經過長達六年多的適應和調整,我國經濟增速已進入由降轉穩的關鍵階段,只要能夠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改革開放,充分調動各方的積極性,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和潛力依然很大。

在增速持續下行調整6年之后,2016年經濟運行呈現出四個具有中長期指示意義的特征。一是經濟增速降中趨穩。2016年GDP增速為6.7%,較上一年下降0.2個百分點。同時,發電量、粗鋼產量、集成電路產量、汽車和房地產銷售等重要的實物量增速較2015年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二是新技術、新模式和新服務業不斷涌現。大數據、云計算、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移動支付等新興產業迅速成長,量子通訊、虛擬現實、衛星遙感等一批具有廣闊應用前景的新技術不斷涌現,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新模式蓬勃發展。三是PPI和企業效益同比由負轉正。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同比連續54個月下降之后,于2016年9月首次轉正回升,特別是上游產品價格回升幅度更為明顯。受產品和服務價格回升的提振,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8.5%,增幅較去年同期增加10.8個百分點。四是失業率不升反降。盡管受去產能影響,煤炭、鋼鐵等上游原材料行業大量勞動力需要轉崗,但就業總體保持平穩。調查失業率顯示,九月份以來失業率水平持續低于5%,而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崗位1067萬,提前完成全年任務。

上述積極變化表明,通過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適度擴大總需求,我國經濟供求失衡的態勢正在緩解,經濟增長顯現出質量和效益逐步改善的趨勢。同時也意味著,經濟轉型可能進入了下半場,即經濟增速快落的風險下降,L型增長正在從原來的“豎”過渡到“橫”,轉型從降速逐步轉向提質。

展望2017年,經濟運行將呈現內需增速回調和出口跌幅收窄的特征,GDP增速預計小幅回落,L型增長仍在筑底過程當中。從外部條件看,全球經濟有望延續緩慢復蘇的態勢。一是主要經濟體經濟共振回升。過去5年全球經濟和貿易持續低增長,但從2016年下半年以來,主要經濟體指標均有所改善。其中,G20制造業PMI持續位于擴張區域,而且指數值高于去年同期。二是美元升值對新興市場的沖擊減弱。2016年新興經濟體經濟基本面大體企穩,國際貿易低位回穩,大宗商品價格反彈,表明美元升值可能已經進入后半程,進一步升值的空間有限,而且與美元升值相對應的美元流動性收緊,對新興市場的實質性沖擊將不及前半程。三是特朗普當政之后可能推出的基建和減稅計劃將提升全球總需求,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亦有提振作用。目前,主要國際機構都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增速會小幅回升。不過,特朗普新政帶有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色彩,而且2017年法國和德國的大選也充滿變數,全球經濟和貿易復蘇依然充滿挑戰。

內需總體增速延續回落態勢,但下降空間不大。一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小幅回落。其中,受購房限制條件放寬和信貸放量的影響,2016年房地產投資增速沖高至6.9%,但同時新房銷售面積也超過13億平方米,基本達到根據居住條件、城鎮化進程和購買力增長測算的歷史需求峰值,之后會逐步回歸到長期趨勢附近,房地產投資全年預計增長2%左右。基礎設施仍有較大空間,特別是在城鎮化和民生相關領域的軟硬短板都很突出。而2016年制造業投資在年中一度出現負增長,之后有所反彈。但參考其他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經驗,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制造業產能擴張的速度大體上就保持在每年5%左右。二是汽車購置稅優惠政策調整、房地產銷售放緩等因素會對消費造成一定沖擊。不過,隨著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新的消費模式和方式不斷涌現,消費增速預計有所回落,但幅度并不明顯。三是企業補充庫存的意愿上升。我國庫存周期一般持續三年到三年半,上一輪庫存周期是從2012年四季度到2016年三季度。從2016年四季度開始,規模以上企業庫存水平開始回升。庫存回補有利于對沖投資和消費下滑對經濟增速的沖擊。綜合上述內外需變化和今年經濟運行內外部條件,如果能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2017年有條件實現6.5%左右的增長。

從國際比較經驗、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耦合關系以及新舊動能的轉換進度看,2017年如果能夠實現6.5%左右的增長,將為中高速增長階段爭取一個良好的開端。當然,經濟增速是否能夠持續穩定在6.5%左右的中高水平,還將取決于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制造業和民間投資逐步回穩。制造業和民間投資月度同比在2016年6月份一度為負,之后雖逐步回升,但企業是否有條件和有積極性擴張產能目前看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二是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資產質量逐步改善。2016年四季度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74%,仍然處在2011年以來的高位,隨著兼并重組、債轉股、不良資產證券化等逐步推進,加之企業效益改善,銀行資產質量惡化的態勢有望緩解；三是國企、土地、社保、行政體制和對外開放等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穩步推進,為持續的中高速增長打開空間。

此外,經濟運行還存在五個方面的不確定性,需要妥善應對。一是外部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英國硬脫歐、特朗普政府政策取向不明朗、法國和德國大選結果不確定,沖擊效應在2017年可能體現得更為明顯,并可能拖累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二是流動性沖擊的不確定性。國內債市、股市和匯市相繼大幅波動,說明金融風險仍在不斷聚集,不排除去杠桿可能造成局部的流動性壓力。三是美聯儲加息的不確定性。美元融資成本上升的影響正在顯現,前期低利率、低增長、高債務的平衡出現調整跡象,人民幣貶值和資本跨境流出潛在壓力較大。四是房地產價格反彈的不確定性。在加大房地產調控力度之后,熱點城市住房銷售有所回調,但在通脹預期回升、實際存款利率為負的背景下,房價上漲壓力仍然突出。五是部分區域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一些比較依賴重化工業和資源型行業、產業升級步伐滯后的地區,營商環境和企業活力亟待改善,人口尤其人才持續凈流出,財政收支缺口和維護社會穩定壓力突出。

2017年,上述不確定性可能對經濟運行造成一定的下行壓力。實現可持續的中高速增長,關鍵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做好自己的事情,優化政策組合,完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打好“宏觀調控+深化改革+防風險”組合拳,有效釋放風險,進一步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一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積極財政政策要在調結構上加力,繼續實施地方政府債務置換,落實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適當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加大對東北和部分困難省份養老保險的支持,積極推進全國基礎養老金統籌。著力盤活用好存量資金,加快清償政府欠款。加快清理各級政府收費項目,大幅度減少企業非稅負擔。

二是實施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綜合運用法定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常備和中期借貸便利等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市場流動性和實際利率在合適水平,引導金融機構加強流動性和資產負債管理。此外,美元升值很可能進入下半場,應該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

三是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和金融監管框架。擴大宏觀審慎評估范圍,全面排查金融風險隱患,強化對順周期、跨行業、跨市場、跨境風險及風險傳染的監測和處置。提高金融監管的協調性、穿透性和專業性,加強對債市、影子銀行、地方債務、房地產等潛在風險點的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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