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大華物資貿易公司(蘇汰馀的創辦企業)

，由于資金不足，這次實行了賒買的辦法，由張松樵出面向安利英洋行賒買紗機一萬錠，商定的付款辦法是以這一萬紗錠開車后的盈余分斯償還，兩次較大規模的增加設備，使裕華廠在不太長偽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紗錠4萬只，布機504臺及全部配套設備，并且不欠外債的棉紡織企業。大興廠的設備增加速度也很快。該廠1922年6月建成投產時，擁有紗錠25000只，到1924年就增設了布廠，添置了布機300臺，1926年又添布機100臺，1941年增加布帆 100臺，1942年再次增加紗錠5000錠。除紗錠布機外，該廠還在1928年增設毯廠，置毯機8臺，在設廠后的幾年間，裕華、大興紗、布機設備的增加速度高于同期全國華商紗廠紗、布機的增長速度。如，192i年全國華商紗廠紗錠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16.19，而同期裕華，大興廠紗錠的增加指數卻是131.74；1924年全國華商紗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22年的148.11，而同期裕華，大興廠布機增加指數是199.90，由于不斷地增加設備，擴大生產能力，為裕大華的發展奠定了扎實的物資基礎。

二、注重對企業的技術改造。“裕大華”資本家投資并控制利華煤礦后不久，即著手對該礦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架設空中運輸索道。利華煤礦位于黃荊山背長江的一側，距江邊8里，所產煤炭耍繞山路以人力運至江邊上船，因運輸成本高，經營中虧損嚴重，裕大華投資該礦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后，即著手解決煤礦運輸問題。他們根據礦山地勢特點，決定引進德國勃來息脫復式空中運輸索道。1933年8月開始建設，1934年7月全線竣工，索道全線長4.350公尺。空中運輸索道從根本上改變了該礦的面貌：提高了運輸效率，每日運行20小時，運煤能力達1200噸，大大減少了運煤工人數量，索道兩端日夜兩班總共只需32人即可，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包括折舊費在內，每噸煤只需二角四分；擴大了該礦出煤能力，使該礦原煤年總產量在1935年上升到138.045噸，1936年進一步增到187.720噸。達只是其重視技術改造的一例，其它還有很多。

三，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確保企業的產品質量。裕大華的主要經營者十分重視產品的質量，他們清楚地知道，質量是鞏固和擴大產品市場、增加盈利，使企業立于不敗的根本。裕華生產的棉布在大革命前后的一段時期，以十三磅布居多，這種布除暢銷湖北省外，還遠銷江蘇、山東，湖南等省。這種布的生產中嚴格用料，以21支紗為經、23支紗為緯，經紗密度緊，捻度大，緯度松，捻度小，組織嚴密。由于嚴格用料，保證了棉布的質量，使“所出紗布，大受社會歡迎，賣價常高出他廠出品數兩以上。”[7]至于名牌產品“萬年青”紗，布的用料則更為講究，該廠對于生產這種牌號的原棉必嚴格篩選，凡次色棉，黃色棉，油污棉等均要一一加以剔除。整個生產過程執行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如“掐紗”一道工序就配有二名監督人員和一名記帳員。他們手中持著小秤，隨時對棉花進行稱量并督促。按照規定和質量要求做好接頭、扎絞，補絞及用剪等各項工作。在產品的包裝方面，該廠對出廠產品的包裝至為嚴格，十分考究，尤其是打小包，必使其甚為美觀而后可，小包頭尾異常整齊，紗路平行且少縐痘，深受用戶歡迎。有資料說，“該公司三萬錠之出產，除供給布廠320臺布機之經緯紗外(通開夜32)，僅余紗五六十包耳，10部打小包機猶戚不足。”[8]可見該廠打包工序之精細。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在保證該廠的產品質量上起了重要作用。

四，抓緊進行資本積累。“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纜，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9]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不可能正常發展，但達并不排斥某些民族資本企業進行有限的資本積累。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另一方面，“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只能靠累進的積累”。[10]一個民族資本的企業家，為了在與外資企業，外國進口商品以及同行業資本家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站住腳，使自己處于有利地位，就必須進行資本積累。裕大華資本家徐榮廷等人，在內在追逐剩余價值、外在競爭的驅使下，從經營實踐中不斷悟到企業進行資本積累的重要。1923年冬，石家莊發生金丹案，造戊通街閉市，買賣絕跡，使石家莊大興廠的存紗數千包無法推銷。幸公司資本稍裕，從武漢運款發放大興廠職工工資，避免了停產。總經理徐榮廷為此戚慨萬端，并樹立了“公司之發達，地點與人力固屬重要，尤以鞏固資本為先”的思想。為了鞏固資本，擴大積累規模，裕大華實行如下措施：

第一，發行公司債，吸收企業內部存款。裕華公司股本共計銀156萬兩，而截止1926年9月，所有地皮、建筑、機具等共費銀達280萬兩，兩數相較，不敷甚巨，而營運一項，尚另需流通資金百余萬兩，為了解決不足之困難，1926年該公司決定發行與股票數相等的156萬兩公司債。以公司特別公積金100萬兩和按月從盈余項下提2萬兩作為公司債基金。債票利息為月息一分，債票面額分為一萬兩、五千兩、一千兩、五百兩和一百兩五種。裕大華還大力吸收內部存款以擴大營運資本的來源，如“大興”的存款，除股東固定“存單”159萬元以外，還經常保有共它存款百萬元左右，內部存款的主要人員是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和高級職員。內部存款的利息高，通常月息在1分到1分2厘間，而且實行三個月一轉息，息上加息．因為利息高，所以公司的職員都樂于將錢存在廠里而不愿存往錢莊。裕大華吸收內部存款，為企業帶來了兩大好處：一是使企業有了較為充足的營運資本，從而較少地受外界金融行情的影響；二是大量吸收企業職工存款，增加飛職工對企業的依附性，便于加強對職工的管理和控制。

第二,設立折舊基金。舊中國的工業企業，大多規模狹小，技術低下，不提折舊準備基金。但“裕大華”卻與此不同，較為重視提取折舊基金，他們認為“紡織機器照例只有二、三十年之壽命，如果折舊過少，則公司根底不厚，將來機器朽壞，不無危險。”在原提折舊之外，每月再增提5000兩，撥入折舊月內，按月生息，以保公司根本。

第三，企業無盈利則減發股息。1932年，“大興”因為營業不振而暫時停發了股息和債息。“裕華”1934年也曾采取過類似措施，只發放債息，而將幾萬元官息劃撥存入折舊項下。裕大華這種視經營盈虧的具體情況酌發股息的作法同那種不顧企業虧損，哪怕借債也要照發股息的經營作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對于穩定企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1922年至 1937年，裕大華共計盈利1901萬元，而企業資本家通過自辦保險公司，折舊生息以及隱藏利潤、減少分配等手段盡量擴大積累，十余年間企業積累達332萬元，占盈利總額的 17.4%。[11]

第四、分莊盈余不列入分配，堅持公積金計息。裕華公司開設有重慶分莊，三十年代初，該莊年年都有盈余，但盈余均不分給股東而轉為公司積累。裕大華還堅持公積金計息， 1936年，裕華所存公積，保險，折舊金額180萬元，便以月息一分計息。

由于裕大華采取了種種措施，因而有較快的資本積累，如以1923年為100，那么1936年裕大華三大紡織公司的股本額為162.57，自有資本額為222.90，資產總值為234.56，固定資產值為181.58。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促進了該公司生產能力不斷得到提高，1922年，裕華、大興廠有紗錠54768枚，布機792臺(1924年)，股本總額330萬兩(折銀元4714300元)，連同原楚興公司轉來的部分自有資本不過5298311元，而到1936年時，裕大華已有紗錠85560枚，較1922年增加56%，布機1324臺，較開辦時增加67%，自有資本達17315331元，較1922年增加了227%。[12]以上，我們從經營管理的角度討論了裕大華資本積累的措施。但決不能誤以為經營管理是資本家資本積累的唯一途徑，相反，民族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進行殘酷的剝削，并利用一切手段和機會(如不等價交換)去占有農民、小手工業者的剩余勞動，這些才是民族資本企業資本積累的源泉。

對于民族資產階級這樣一個復雜的階級的研究，切不可簡單化、模式化、應該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針對民族資產階級近代經營實業的特點，挖掘民族資產階級從事經濟活動的經驗教訓，是一份應加以揚棄，繼承的歷史遺產，其中合理的成份還可以為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所借鑒。

注釋：

[1]陳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三輯，第279頁。

[2]《湖北實業月刊》1卷9號叢刊類1924年6月。

[3][4][5][6]《漢口商業月刊》1卷6期，第26頁、24頁、26頁、28頁．

[7][8]《湖北實業月刊》1卷1942年。

[9][10]《資本論》1卷，1975年版，635頁、637頁、649頁。

[11][12]《南開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第18頁．

其它資料見《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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