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大西洋貿易的歷史小論文(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論文)

一只船到達塞內加爾河，于次年又駛至岡比亞河。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遠航，發現了西印度群島，也就是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Vos買粉絲 da Gama, 1460—1524年)3次東航，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欽(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繞過南美并橫渡太平洋，環世界航行并確定大地為一圓形球體，成了第一個從東向西橫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歐洲人的大航海比鄭和晚近一個世紀。當時，世界的命運部分地取決于海上的活動。

鄭和下西洋是真實的歷史事件，不僅中國的非專業的史學家們都知道這一切，而且許多歷史地圖集和百科全書性著作也都作過記述。鄭和下西洋的許多事實，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紀地理大發現的情節，更容易證實得多。因為鄭和下西洋的證據有明代的官方報告(《明史》與《明實錄》)、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馬歡、費信和鞏珍)、在中國和錫蘭發現的石刻資料、第二手的地圖、演義小說等。有一部也門的編年史，也證實了中國船隊曾于這個時代到達過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隊卻缺乏如此豐富的旁證材料，只有當事人的孤證。但在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問題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隊的問題上一樣，仍有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時間、地點和參加人，尚有許多考證工作，有待于學術界去作。

法國漢學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國》中指出：“中國人從來沒有海上的愛好”(14)。但是，中國人可能很早就越過了非洲并發現美洲。中國人于歐洲人之前發現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國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經常來往于東南亞的島嶼之間，從蘇門答臘經爪哇和婆羅洲而到達菲律賓群島。中國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馬魯古群島)和帝汶島(Timor)。帝汶島位于澳洲北部的梅爾維爾群島(Melville)，距達爾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數鏈(encablure，每鏈約合200米)的航程。有許多跡象表明，中國人曾訪問過澳洲大島的海岸，當然不一定是鄭和船隊的人。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曾認為，中國人很早就曾經到達過美洲大陸。事實證明，中國有一種非常顯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國的這種航海早熟性或其先進性表現在許多方面，在工藝技術方面涉及到了從造船術到航行技術諸多領域。中國人在羅盤、軸心舵、三角帆、水密艙、浮錨、槳櫓、拆卸舵與折疊帆等方面，都遠遠走在前列。這種先進性是中國經濟中心南移的長期發展結果。中國的“南方”應該主要是指其以長江為中心的中東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國的經濟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經南移了，雖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國沒有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包括在內)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那種地中海地區的航海熔爐。但西方也沒有中國那些與印度、印尼、南洋群島、波斯、阿拉伯世界和東非很早就聯系起來的南方海岸。中國的這種人口、物質和技術優勢的古老結合，只會促進他們航海技術的發明、發展與多樣化。這正如歐洲的南北接觸、大西洋與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術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隊正是兩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與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會促進航海業的發展。

總之，中國很早就曾認真地面對海上冒險，并為此作過各方面的準備。這是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需求。

到了明永樂時代(1403—1425年)，中華帝國又逐漸開始恢復宋元時代開通的與海外的關系。正是從這個時代起，中國的對外關系，才逐漸向現代意義上的“外交關系”轉化。外國或番邦的使節、官吏和國王，不斷地涌向南京和北京。雖然瘸子帖木兒(Tamerlan)曾囚禁過中國皇帝的使節，并且在撒馬爾罕當著卡斯蒂利亞人使節克拉維約(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國使節在其他地方卻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鮮。明王朝還派出了許多使節出使外國及其番部——烏思藏、女真、蒙古、吐魯番、哈密等。日本的統治者也向明朝進表稱臣，而日本本來是一個唯恐失去其主權獨立的傲慢國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請求對黎朝冊封。許多非常遙遠的地區，諸如印度、馬拉巴爾海岸古里(Calicut)、科羅曼德爾群島海岸上的“西洋瑣里”(Chola)等，都遣使恭賀朱棣登基，繼承大統。曾被伯希和考證為“瑣里國王”的“西洋”國王，早在洪武年間(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禮，成祖曾頒即位詔于西洋瑣里。永樂元年(1403年)，成祖遣聞良輔和寧善使西洋瑣里，他們同時還于1403年出使爪哇國，于1404年出使蘇門答刺。在1403年，成祖復命中官馬彬往使，西洋瑣里國王亦遣使南京作答。東南亞所有這些國家(爪哇、蘇門答刺、西洋瑣里和古里)的使節，都是乘中國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當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歸國時，便攜當地國王的兒子同行。明王朝還曾向暹羅遣使。1403年，滿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個使團與琉球的一個使團到達中國。1405年，由忽魯謨廝的“鎖魯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馬拉子出使中國。這一切都使永樂皇帝名揚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羅洲)國王而圓滿結束了這些外交使團的努力，而洪武帝卻從未能最終說服該國王向明王朝納貢。浡泥王決定放棄滿者伯夷并不再向該國納貢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華朝天子的外國國王。盡管浡泥王為一小邦王子，在中國卻受到極其熱烈的接待。當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國暴卒時，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鄭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國人走出國門，也有不少外國人進入中國。這應該是鄭和遠航的必要條件和歷史背景。

由鄭和率領的中國船隊下西洋，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險。在近30年間(1405—1433年)，共有近3萬軍人，乘長達100多米的大帆船，他們先后到達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東非海岸。

作者根據南京劉家港和福建海岸發現的兩通天妃宮石刻，而詳細列舉了鄭和7次下西洋的時間、所到地點和成果。作者對于鄭和和寶船的大小、人員、編組方式作了詳細研究。他認為鄭和船隊與當時和稍后的歐洲船隊，沒有任何可比之處，要先進得多。葡萄牙人的遠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駁船，與吉爾·埃亞內斯(Gil Eanes)于1434年為繞過博哈多爾角而乘的船屬于同一類型。葡船不及30噸的登記噸位，擁有雙桅，區區20—30米長。其帆一般為三角形，由于鼓風的原因而被稱為“圓帆”。其甲板也僅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護商品不受海水損壞而已。那些固定在船頭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護20多名船組人員。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槳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備任何槳手座。駛過博哈多爾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駁船(barca)成了葡國官方史學家蘇拉拉(Zurara)經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輕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廣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槳的，肯定比小駁船稍微先進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進，并在可能的情況下進入河灣，以對河流沿岸進行考察。其噸位不超過50噸。鄭和的船應該比這些葡船更先進許多，盡管其時代更早。

對于鄭和下西洋是為尋找建文帝一說，作者認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隱匿下來了，中國也沒有必要派遣如此龐大的船隊，以如此之多的人馬，航行如此之遠的路程，訪問如此之多的國家。根據中國當時的實力，完全有能力從事秘密調查、派遣間諜或請求當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統治者給予協助。明王朝的特務機構很發達，當時已初具朝貢網絡系統。因為鄭和這樣大規模的行動，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間的話，也只會隱匿得更嚴密，逃亡得更遙遠。所以，派遣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種借口，而不是一種真正的原因。

反擊倭寇，也不是鄭和海上遠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樂初年非常猖狂，不斷對中國沿海發動襲擊，但以寶船在海上遠征，是不適宜完成抗倭使命的。況且，中國沿海有專門設備和防御工事來抗倭，根本用不著派寶船出洋抗倭。

至于發動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絕不是鄭和船隊的目的。鄭和寶船中確有騎兵、火藥、弓弩和當時最“現代化”的甲胄，但鄭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極少數情況下，才會動用武力，他從不動用這一切以強行占地奪產。

鄭和遠航也根本談不到傳播中國的意識形態或傳播宗教的問題。因為中國當時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種宗教的歸化，或者是接受某種哲學的支配。鄭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釋道信徒們陪同他。船隊中的官吏們，大多數都是受儒教培育出來的。鄭和出訪的是伊斯蘭教和佛教國家，但他所宣揚的應為儒家文化。

所以，鄭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歸化，更不是劫財奪寶，奪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貿易，鄭和船隊所從事的是國家的統制貿易，當時中國的私人海外貿易始終是受禁的，至少也是嚴加管制的。永樂所開創的不是一個貿易時代，而是一個對外交和貿易嚴加控制的時代。他基本上繼承了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外國人不信任的態度。外國人受中國官府的嚴密監視，而且中國商人也接受對其貨物和人員的仔細清查。永樂還嚴禁中國人乘船私自出海。但這些條例從未被嚴格執行過。朝廷對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種交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國家壟斷了整個貿易的權力，同樣也壟斷了某些重點出口商品，如鹽巴、茶葉、瓷器、絲綢和金屬。國家同樣也壟斷了馬匹和明顯的戰略物質的進口。這些壟斷的寬松程度，根據不同時代而各有所異。中國政府介入了從生產經過運輸而到分配的整個過程。總而言之，鄭和遠航具有除了貿易之外的另一種目的——加強朝貢貿易制度。

對于鄭和遠航中的朝貢與外交的關系，作者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中華帝國的天子自認為身居大地中央。中國中心論的思想與皇帝對大地的統治權之間，存在著意味深長的關系。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只有中華帝國和其他胡人或蠻夷人、藩部和遙遠的朝貢國。中國歷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糧倉和產業)的吸引，不斷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遼闊領土。但中國中原王朝仍以其統一國家和以定居民為主體的政權來對抗胡人的侵邊，以谷物和稻米食物來對抗奶肉食品，以社會等級穩定的制度來對抗動亂與戰爭。所謂“藩部”，即中國周邊的漢文化近鄰——安南、日本、朝鮮。這些國家均飽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開放、與中國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國變成了東亞的一種文化標識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臘和羅馬在西方的地位一樣。明王朝對這些國家基本上執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們向天朝定期納貢，取消了這些國家商品進入中國的關稅。總而言之，區區一點國際貿易，與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中國采取了另外一種辦法：一部分外國向它納貢，它又作為禮物而賞賜其他國家。明初在一段時間內，又回歸到了古代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認為國際貿易行為是滋生動亂的策源因素，商人與經商是動搖祖宗業績的禍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許多使團，去向亞洲國宣布他開國登基的喜訊。雖然也有許多外使到達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來了。永樂發動了新的外交攻勢，但仍將朝貢政策作為國際交流的基本框架。永樂依照中國一種具有古老傳統的哲學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負責維持社會的和諧。中國對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義務：維持所有人之間的“太平”。中國皇帝讓那些小國躋身于文明國家大家庭之列，提高這些國王們于其國內的威望，使他們能真正接觸中國文化，從而為他們打開了與中華帝國從事貿易的大門。由于這些原因，遙遠的古里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國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這種“藩屬”地位，他們不用中國發出要求便會非常樂意地向中國皇帝納貢，甚至還會催促

很赞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