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大西洋貿易體系形成的背景(新航路開辟的背景（原因、條件、動力）、經過（主要航海家、路線、到達地點）及影響.)

具有普遍的權威性。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曾較為注意借重聯合國的作用，但近年來繞開聯合國加緊推進西方價值觀念的霸氣明顯上升。1998年12月美國繞開聯合國，聯合英國對伊拉克進行打擊，試圖弱化聯合國在解決地區危機中的作用。特別是1999年3月推動北約對南聯盟進行空襲，是美國安全繞開安理會，操縱北約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進了另一常任理事國的傳統勢力范圍。美國甚至聲稱要重新考慮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運作和決策程序。美國對聯合國用則取、不用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嚴重削弱了聯合國的權威，在國際社會創下了非常惡劣的先例。

在美國歷史上，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大變動而對全球戰略進行較大調整多是在戰爭結束后進行的，冷戰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頓政府加速進行的全球戰略調整則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新舊國際戰略格局過渡期將經歷較長的時間，中間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指導原則及政策構想也不斷發生變化。總的來看，這次調整，涉及面廣、幅度大、影響深遠，是一次全面的、整體性的調整，在戰后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時期是從冷戰轉向冷戰后的大轉變階段，國際局勢風云際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新舊格局激烈沖撞，雖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但該戰略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大國關系深入調整，國際戰略格局輪廓初現，美國全球戰略逐步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后型”的轉軌，并確立了面向新世紀的全球戰略的基本架構。這個轉變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擴展戰略”和1994年的“參與和擴展戰略”為起點，結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應—準備”三位一體新戰略構想。面向新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略，成為克林頓政府留給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遺產，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戰略將在這項遺產的基礎上發展下去。

新航路開辟的背景（原因、條件、動力）、經過（主要航海家、路線、到達地點）及影響.

一、新航路開辟的社會背景

1．新航路開辟的原因

（1）對香料、黃金的追求成為新航路開辟的社會根源。《馬可•波羅游記》的渲染帶來歐洲人的“尋金熱”。

亞洲一直是歐洲許多貴重商品的主要來源地。來自亞洲的許多商品是歐洲不能生產或無法與之競爭的。

（2）商路不暢是新航路開辟的又一重要原因。

歐洲人渴望東方的珍品奇物，但歐洲對東方的貿易一直是轉口貿易，西歐的貴族和商人渴望另開辟一條抵達東方的途徑，發財致富。

（3）擺脫動亂的需要。

當時的歐洲正處于嚴重的動亂之中。各國君主依仗武力，強化王權，積極擴張。

（4）傳播基督教是重要推動力。

基督教會為了傳教，不惜使用武力進行“圣戰”，這也成為歐洲人向海外擴張的一個重要推動力。

2．新航路開辟的條件

（1）客觀條件：①羅盤針的普遍使用。12世紀末13世紀初，中國人發明的羅盤針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并得到改進。羅盤以及從阿拉伯傳入的用于計算緯度的星盤廣泛應用于航海。②繪圖技術的進步。增加了經度和緯度做繪圖坐標，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畫面。③具有較強抗風力的海船的建造，不僅可以順風行駛，而且也能逆風行進。

（2）主觀條件：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扶持。

二、過程：

1、葡萄牙：1487年迪亞士抵達非洲南端好望角；1497年達.伽馬繞非洲到達印度——開辟出東線；

2、西班牙：1492年哥倫布抵達美洲；1519年麥哲倫船隊歷時三年環球航行——開辟出西線。

四、歷史影響：

1、對世界：人類開始從分散孤立走向整體世界；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市場和經濟體系開始形成。

2、對歐洲：促進了歐洲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殖民擴張與掠奪獲得資本積累，引發商業革命，歐洲商貿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東岸；西歐工商業經營方式發生變化，股份公司等新的商業組織、證券支票等新的財金信用方式產生；促進了歐洲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進步。

4、對亞非美洲：西歐殖民者長期的殖民統治與掠奪，給非洲和美洲的傳統社會帶來深重災難，亞洲遭受侵略的同時大量白銀流入，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發展。

兩國集團的背景

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出爐的背后有深刻的國際體系和中美雙邊關系背景,同時也與美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大有關系。從國際體系層次看,當今國際經濟秩序和政治格局正經歷深刻變革,最重要的表現是新興經濟體崛起和全球“權力東移”。進入21 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繼續深入發展、全球產業結構的加快調整轉型, 許多發展中國家進入經濟增長“快車道”,涌現出以“金磚四國”為首,包括“展望五國”和“新鉆十一國”在內的一大批新興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 2007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率為8% ,大大高于發達經濟體2. 7%的增長率。新興經濟體2007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5%。

在眾多新興經濟體中,尤以中國的強勁崛起最引人注目。過去30年,中國保持年均10%的增長率, 2006年的實際GDP是改革開放初期的13倍。中國一躍成為第二大國家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和第二大出口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權力重心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和印度洋”④,“亞洲世紀”呼之欲出⑤。美戰略界對美實力地位是否下降雖看法不一,但都承認并接受“非西方的崛起”,開始思考“后美國時代”的國際秩序, 深知單靠美一家無法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

與此同時,其他國家要求改革現行國際機制的呼聲日益高漲。于是便出現兩種改革路徑: 其一為“公平”路徑,即擴大現行國際機制的代表性,如G8 + 5、G10、G13、G16、G20等;其二為“效率”路徑,即倡導建立規模更小的國際機制以提高其有效性,如G4、G3、G2等。早在2002年初,伯格斯滕便主張建立G2機制,不過其指向的另一方是歐洲,而非中國。⑦ 2004年,伯格斯滕與時任德國財政國務秘書科赫·韋澤爾(Caio Koch - Weser)聯合發表文章,呼吁將G2作為“跨大西洋經濟關系”的理念基礎。但形勢發展表明,歐盟難堪重任。一則歐盟不能像一個民族國家那樣統一行動,二則歐盟還試圖挑戰美領導地位。所以,伯格斯滕轉而提倡中美“兩國集團”,原因之一是“中國雖然強大,但并不尋求挑戰現行秩序”。由是觀之,國際秩序的深刻變革是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出爐的深層背景。從雙邊關系層次看,中美相互依存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經濟上,兩國互補共生、密不可分。2006年中國超過墨西哥成為美第二大貿易伙伴;2007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第三大出口市場,并超過加拿大成為美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從中國方面看,美自1996年起就已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而若按美統計方法,不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排列位次,美實則早已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美雙邊貿易額2005年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到2007年已高達3021億美元。

在弗格森等人看來,中美已然形成“經濟共生體”:中國在對美貿易中獲得巨額順差,通過政府之手,貿易順差轉變成美國國債, ①美長期利率得以降低,由此刺激美國內消費,推動美金融和房地產業蓬勃發展,反過來又推動中國對美出口,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政治上,兩國互動頻繁、合作密切。冷戰后,盡管中美政治關系跌宕起伏,但合作是中美關系的主題。“接觸”———“融合”———“利益攸關方”構成冷戰后美對華戰略“三部曲”,“建設性參與”———“建設性交往”———“建設性合作”則成為中國對美外交主軸。

迄今中美兩國已建立60多個對話機制,通過多層次的對話和溝通機制,兩國政府互動密切。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的“建設性合作”已使中美關系“遠遠超出雙邊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意義”。此外,中美民間交往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美戰略界有關繼續提升中美關系以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呼聲不絕于耳,出現了中美建立“軍事同盟”、“中美共治”等思潮。這些思潮的共同特征是對中國崛起地位的正視和對中國需求和倚重的加大。2008年5月,在美參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就中國問題舉行的聽證會上,美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便指出,要想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規范“執行者”,就要讓中國首先成為規范的“起草者”。

美“對外關系委員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則建議將G8擴大為G10,讓中國和印度參與其中。可以說, 中美“兩國集團”構想是上述思潮的邏輯延伸。在中美建交3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該構想也反映了美戰略界對未來中美關系發展的深層思考。此外,金融危機對中美“兩國集團”構想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推波助瀾作用。伯格斯滕在《外交》雜志正式提出中美“兩國集團”構想之時距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僅有短短兩三個月時間。當時全球金融海嘯雖未爆發,但美次貸危機已使其金融機構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并逐漸危及實體經濟。各國政商學界都在尋找拯救世界經濟的藥方,伯格斯滕的中美“兩國集團”構想便是其中之一。“伯氏藥方”強調中美分享全球經濟領導權,“美國在處理世界經濟時,須將中國當作主要伙伴來給予真正的優先,在某種程度上以中國替代歐洲”。該觀點無疑具有很大爭議,但隨著金融海嘯爆發并波及全球、發達國家處理危機力不從心,中美“兩國集團”構想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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