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寧波邁際貿易有限公司(寧波企業家的創業故事)

岸線將連接成有機的整體，這對推進寧波―舟山港口一體化進程，建設國際貿易中轉儲運基地有根本性的積極意義。

對此，甬舟雙方早已有明確共識。舟山市發改委副主任周之翔認為，甬舟高速開通以后，有利于把舟山的潛在優勢發揮出來。舟山的優勢就是港、景、漁，港口放在首位。原來港口以水水中轉為主，隨著大橋貫通，港口集疏運條件大為改善。兩地將站在更高戰略層面，將寧波―舟山港作為世界級港口來謀劃打造。

寧波―舟山港金塘港區大浦口集裝箱碼頭工程項目就是兩港一體化的產物，建設規模為5個7萬至10萬噸級集裝箱泊位，設計年吞吐能力為250萬標箱。目前，4臺橋吊、4臺軌道式龍門吊等配套設備已到位并完成調試。其中，橋吊設備起升高度42米、額定起重量吊具下65噸、外伸距達66米，是目前寧波―舟山港起重量最大、外伸距最長、起身速度最快的集裝箱橋吊。此外，衢黃港項目、涼潭武鋼碼頭項目等也將成為主要港區。

今年，寧波―舟山港集裝箱吞吐量已是連續第二年超過1000萬標準箱。按照《寧波―舟山港口總體規劃》預測，2020年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將達8.9億噸，集裝箱3000萬標箱。

甬企群舞“藍色沖動”

上個月月初，中國(舟山)船用商品交易市場二期開業，第二屆船用商品產、供、需信息交流會同時舉行，國內300多家船用商品制造商、經銷商及船廠參展。火爆的場面讓總經理王永國連稱“出乎意料”。在奔赴藍色大海到舟山投資創業的寧波企業家中，王永國算是先行者之一。該市場一期早在2003年7月就已開業，目前可為船公司提供一站式采購服務。

更直接的是，舟山跨海 大橋的開通將大幅降低運輸費用。寧波聯合集團在舟山投資的浙江友寧鋼制品有限公司就是得益者之一。“大橋開通后，我們再不用擔心因輪渡受天氣影響而耽誤產品出口，從寧波采購原輔料、零配件也將更加便捷。”公司負責物流業務的袁小姐說。

舟山的新旅游項目，大多由寧波企業開發。如民營企業家蘇景姣在嵊泗投資的四星級賓館已建成開業，寧波三林投資公司的“峰景灣國際商務休閑島”開發項目一期工程已建成。寧波華東物資城市建設開發公司、南苑股份有限公司等投資開發的桃花島已成為省著名旅游景點。

寧波企業“上島”的足跡還有很多。以寧波江東蔬菜批發有限公司為主建設的舟山西碼頭水產批發市場，總投資2000萬元以上，將成為舟山海鮮進入寧波的主要來源之一。寧海投資者劉永智在舟山六橫島投資2000余萬元開發建設的可納樂食品有限公司，年產農副產品及水產品罐頭價值數千萬元。

隨著甬舟高速公路的通車，相信寧波企業邁向大海的“藍色沖動”仍將延續和擴大。

鋪就區域合作“康莊”大道

――訪浙東經濟合作區市長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王光龍

杭州灣跨海 大橋、甬臺溫鐵路、舟山跨海 大橋等相繼建成通車，縮短了浙東甬紹舟臺嘉五市的時空距離。在浙東經濟合作區市長聯席會議辦公室主任王光龍看來，“交通改善之日，即為大發展之時”，交通格局的完善，為浙東經濟合作區各市實現“同城效應”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據了解，浙東經濟合作區以占浙江省三分之一的面積和人口，創造了全省經濟的“半壁江山”，有長三角“金南翼”之稱。

“杭州灣跨海 大橋和舟山跨海 大橋的先后建成通車，浙東經濟合作區邁入了大橋時代。”王光龍說，在這一背景下，合作區應順應大橋時代經濟發展的新要求，抓住交通一體化帶來的“同城效應”新機遇，發揮、整合、積聚合作區沿海城市的優勢，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不斷提升浙東地區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創造力、對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推動力。

港口物流是浙東經濟區合作建設的重要基礎。王光龍認為，大橋時代，五市仍要以港口開發為重點，按照省港口聯盟和各市間的港口合作協議要求，促進寧波、嘉興兩港從乍浦港區擴展至海鹽港區的合作，加速寧波與舟山合資開發建設的金塘大浦口集裝箱項目，建立以保稅物流中心為節點的保稅物流網絡，完善港口合資合作模式。

比之于港口物流，基礎設施則是五市合作的前提。“在鐵路網提升、公路網完善、水運網改造、航空港建設等方面，五市還大有文章可做。”王光龍說，客運專線、城際軌道交通、紹嘉大橋、內河航運網、空港物流等將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而隨著合作的縱深發展，旅游合作、文化交流、臨港產業優勢互補、現代化市場體系建設、民生保障一體化等都將成為五市合作的必然議題。

大橋之最

●金塘大橋，主跨620米，是世界上外海環境中最大跨徑的斜拉橋。

●西堠門大橋，主跨1650米，是世界上跨徑最大的鋼箱梁懸索橋。

●西堠門大橋，國內跨徑最長的特大橋梁，位列世界第二。

●西堠門大橋，世界首座分體式鋼箱梁懸索橋。

●西堠門大橋，鋼絲繩吊索直徑、強度、長度國內第一。

●西堠門大橋，索塔塔身高211.286米，國內懸索橋第一高塔。

論文：匯率變動對浙江出口企業的影響及其對策

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經濟的深遠影響及對策

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長期趨勢，總的對浙江經濟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幣升值，標志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市場化改革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著發展和改革的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一、人民幣升值的宏觀背景

1、人民幣升值是中國生產力增強的必然趨勢

改革開放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貶值到緩慢升值的倒U字型變化過程（見圖1）。從1994年開始，人民幣進入了長期緩慢升值階段。也就是在這一年前后，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的重大變化。從宏觀指標看，全社會物價指數開始下降；而從體制上看，非國有企業開始全面替代國有企業。人民幣由貶轉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長期貶值后，人民幣回歸到真實匯率，而在另一方面，則是生產力水平的持續上升支持了人民幣的持續升值。

生產力增強必然導致本幣走強。在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雙重推動下，我國經濟迅猛發展。1978年至2004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9.4%，以人民幣為單位的名義GDP累計增長了21倍。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明顯快于美國。1990—2001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6.75倍，扣除價格因素則提高了3.58倍；美國提高了1.52倍，扣除價格因素則僅提高1.29倍。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國企業積極提高產品質量和檔次，商品競爭力明顯增強，吸引了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對于中國商品的極大需求，而這又引發了中國外匯順差的持續上升。

1994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金融資本項目順差一直呈增長態勢（見圖2），形成了一種雙順差狀況。200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累計高達6368億美元。匯率是貨幣的價格，由外匯市場上本幣和外幣的供求關系來確定。如果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超過人民幣的供給，人民幣就會面臨升值壓力，反之則面臨貶值壓力。我國經濟十多年持續增長、累積額高達6000多億美元的國際收支順差，在外匯市場上形成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正是在這種需求的拉動下，人民幣升值成為一個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持續十多年的國際收支雙順差致使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額高達7110億美元，這雖然有國際炒家的因素，但誘因卻是國力增強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巨額外匯儲備遠遠超過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儲備，并由此而進一步增加了人民幣升值壓力。持有過量的外匯儲備會影響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也會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債的收益率遠遠低于外商來華投資的收益率（差額約為10%），大量利潤被外國人賺走。在這樣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幣幣值有利于克服資源配置的扭曲。

2、人民幣升值不會重蹈日本覆轍

一些人士喜歡引用日本的案例，來說明本幣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說壓本幣升值是美國人搞垮一國經濟的陰謀，其實這些都是缺乏說服力的。

應該說，日元升值并不是當前日本經濟頹勢的元兇。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轉為浮動匯率制。當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協定，日元從360日元兌換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兌換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歷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長達15年的經濟快速增長。然而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仍高達9.2%。從下圖可以直觀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續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長，卻相對穩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為21.8%，最低年份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低，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經濟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拿日本經濟來類比中國經濟，其實還忽略了中日經濟的兩個巨大差別。一是內需差別。中國是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看中的也是中國巨大的市場資源。因此人民幣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響，也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來彌補總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國，內需有限，特別是日本政府長期采取保護國內農業、中小企業主利益的政策，進一步導致總體經濟缺乏較強競爭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別。日本是典型的資源小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其國內要素價格急劇上升，最典型的如職工平均現金收入快速增長。1970年，日本職工的月平均收入為7.6萬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萬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計算，則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競爭力。雖然中國的自然礦產資源并不豐富，但勞動力價格將長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3、人民幣升值為何如此艱難

2002年底以來，人民幣就已經面臨升值的顯性壓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后，升值壓力進一步加大。其實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人民幣面臨的也主要是升值壓力。從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到開始升值，歷時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幣升值一個艱難的政策抉擇，這里主要有兩個原因。

首先是升值結果很難判斷。經濟運行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復雜過程，對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預期，很難做出具體的量化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幣升值必將“牽一發而動全局”，萬一出現不可控局面，就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因此人民幣匯率調整必須全面考慮，統籌協調，慎之又慎。尤其是現階段，國際游資大量入境豪賭人民幣升值，而國內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不成熟，金融機構抵御抗風險能力較弱。在這樣背景下，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幅度、方式等，更需謹慎選擇，稍有差錯，可能就會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

其次是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所導致的路徑依賴。人民幣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門具有價格優勢，形成了出口企業低匯率的路徑依賴。很多出口企業依靠低價格獲取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靠“跑量”贏得大量外匯，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幣升值幾乎可以肯定會給依靠低價競爭的出口企業帶來較大壓力，從而將打破利益分配格局，這就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因此，人民幣升值必須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處理好多方面關系。

二、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有利有弊。從宏觀和長遠來看，如果宏觀經濟政策處理較好，人民幣升值利大于弊。就當前而言，人民幣升值所帶的不利影響，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會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全局。

1、出口額不會大幅度銳減。

首先，匯率調整的國際經驗證明“匯率升值必定打擊出口”的觀點沒有經驗依據。日本和德國都經歷過貨幣大幅度升值，但這兩個國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見圖4、圖5）。1971年“尼克松沖擊”后，日元對美元匯率從360:1上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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