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孤注一擲海外版時長(歷史上的晉商票號為什么沒有持續輝煌？)

得身股之前，不得歸，毫厘有差立擯之，他號亦不錄用……”［16］陳其田認為“這種辦法甚善，與近代西洋工業所推行的分潤制度相似。清代票莊如此發達，分紅制度是個很重要的因素。”［17］實大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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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參見《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經濟出版社、597頁。

15、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彭信咸《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頁。

16、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徐珂《清稗類鈔》第十七冊、農商類、70－71頁。

17、轉引至《山西票號史料》（增訂本）。原文載：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84－85頁。

2、票號股份管理的問題

秘密社團，通常比常規的社會團體更加等級森嚴和賞罰分明。一份協成乾票號光緒32年的工資單顯示，該票號從最底層的沒工資的學徒到最頂層的分號掌柜，訂立了36個等級的工薪，儼然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封建金融科層體系。在這樣的科層體系中，剛入行的成員需要從頭做起，處處謹小慎微，嚴格遵守票號規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連家人。這種管理方式與近現代企業管理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卻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形同神似。

“頂身股”是山西票號最為人所稱道的創舉。光緒32年，協成乾有工資的職工中，約三分之一的職工擁有頂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強激勵因素很高。實際上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小覷：票號開始總是“銀股”（貨幣資本）比“身股”（人力資本）多，身股大約只相當于銀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隨著時間的推移，票號成員身股的數量已遠超銀股。1906年，協成乾票號身股的數量，達到銀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員工所占股份已超越東家。這種股份比例在當代有限責任公司中并不是嚴重的問題，但在晉商票號“股東一股獨大”的環境下卻是個非常現實的管理問題問題。

3、票號掌柜與東家的畸形關系

票號的“東（家）－掌（柜）”關系，是晉商另一個為人所普遍稱道的地方。這種關系卻是畸形發展的：由于從不過問和干涉票號的經營，票號的資金支配者也就是東家，在面對執掌票號經營大權的大掌柜時，形同面對“專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為約定了東家“不理朝政”，每個票號內的職業成員都會借著保密其知識與意圖的手法，進一步擴大其原有的優勢地位。

限于其運作方式，票號東家只能依賴其大掌柜提供資訊。如果這些大掌柜控制了東家與伙計的經濟資源，并將它們結合于自己的麾下進而造成“行業壟斷”，以對抗東家甚至更高級別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話，無疑將形成一種嚴重的威脅。因此，雖然東家高高在上，可以決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個掌柜，歷史上卻出現過票號東家給大掌柜下跪求饒的怪現狀［18］。

可見類同于“秘密社團”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見影，卓見成效。這樣的成效實質上卻是有效果沒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晉商票號高效、集權、統一的領導模式，導致大掌柜一句話就可以否決部屬的正確提議，乃至于使東家膽寒懼怕。可見，票號東家不過問業務而全權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號管理中時所公認的優點和長處，反倒是掌柜專權以營私利的問題所在。一個不尊重股東權益惟經理人是重的機構，是不具備長久生命力的。這是企業管理的“天條”，違反這個“天條”肯定要付出慘重代價。

三、制度缺陷：晉商票號衰敗的致命原因

有學者認為，中國沒有產生過類似西方近代工業化的“功利性組織”（現代企業），而以“維持生存性組織”（傳統商號）為特征。考察晉商票號在微觀層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邏輯，基本可以斷定它的“技術理性”從未上升到商業金融管理的“制度層面”。這固然受制于彼所處環境的影響，但也說明票號貌似先進管理的背后，實質上依靠“長治久安”、“豐衣足食’等信念支撐［19］。資本積累和利潤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輸助餉、購置田宅、修路筑橋、祠廟義學等類內容為主［20］。

1、傳統文化對晉商行為的影響

傳統觀念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涉及技術理性、功能理性之類的內容是不可能有生存發展空間的。中國歷史上重農抑商的傾向非常嚴重，因此無論是技術理性還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層面所允許的范圍內有限存在或變相存在。晉商與其說成功于自身所具備的商業經營智慧，不如說成功于對中華管理傳統的領悟與熟練運用。最終，也失敗于這種傳統的既定法則。

上述過程中所衍生出的傳統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氣質，在近現代仍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晉商票號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據了主體精神的位置，自身便無法形成規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應框架。教化本身所營造出的現實生存環境，必定要扼殺個性和創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極為不利的后果。某種意義上，帶有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晉商票號、缺乏流動性的長期經營實踐，使它更強調成員的“修身”，而將技能、規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對票號成員最重要的評價標準。這些特征與政治化管理所強調的忠心、服從，以及中國傳統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標是相一致的。

2、晉商規避商業金融風險的錯誤選擇

明清商人防范商業風險的若干舉措，一是對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誠如《皇朝經世文編•鹽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護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潤的一個重要流向，晉商在“行媚權貴”上的做法可以說是比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過組成商幫、建立會館形成合力，增強抗御風險能力。明清時期遍布全國的晉商會館，多為晉商形成商幫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鄉、同業組織。晉商據此進行自組織形式的管理，通過“祀神、合樂、義舉、公約”等活動，建立起社區化的基層社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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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劉建生、劉鵬生合著《山西近代經濟史》載：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與副手之間矛盾激化，以撤銷日升昌各分號相要挾，迫使票號東家李大全裁撤對手，并給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頁。

19、參見劉建生、劉鵬生合著《山西近代經濟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長足發展及衰落、333頁。作者認為山西商人因其壟斷地位的保持及其與政權力量的結合，決定了他們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識與封建制度是相適應的，并以獲得盈利為滿足，不思進取。

20、參見《明清晉商資料選編》、294－309頁。

21、以電視連續劇《喬家大院》為例證的社會對晉商文化的總結，無非“智”、“信”、“義”三大說法，整體上還停留在傳統儒學的核心價值范圍，而與經濟金融的專業運營和管理思想無涉。這一觀點也是造成今日晉商研究無法擺脫就事論事的困惑所在。

22、劉可為在其“從山西票號的衰亡探析企業的經營與制度創新”一文中斷定，與封建政府聯系過緊，脫離了商品經濟的土壤，使山西票號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參見穆雯瑛主編•中國近現代史料學學會《晉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頁。

23、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頁。

結 論

近代的中國社會沒有經歷過類似西方工業化的歷史巨變，因此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極不發達，專業化、職業化始終處于渾沌、未開發狀態。加之歷史形成的一體化社會制度和觀念，容易把不同領域的管理過程看作是同一的過程。這種一體化管理表現為以對人的教化、訓練為起點，既沒有技術規范和職業規范也沒有理性的職能化分工體系。而在傳統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惡總是比是非對錯更重要，同樣地，穩定與協調、生存與延續，也總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晉商票號的歷史宿命。

傳統管理的得失功過可以歸結為五個基本方面：1、長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質；2、長于協調而失之于功利；3、長于穩定而失之于變革；4、長于統合而失之于具體；5、長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了晉商票號管理現代化的歷史包袱，它嚴重地障礙了票號管理思想的進步、組織的革新以及內部的體制改革。反對變革、摒棄競爭、畏懼冒險的強大心理慣性，不僅影響了票號的進一步發展，而且阻礙了中國早期金融業的技術職業化和工具理性發展，這是近現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晉商票號中沒有生長土壤的原因，也是票號管理者學習現代西方管理的一種思維障礙使然。

以環境制度層面的觀念、文化、意識形態為最高價值理念，以相應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為工具，必然形成傳統的嚴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術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價值沒有確立起來，組織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現為一種政治作用過程。這一過程的慣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當發現“效率”、“效用”一類有違或妨礙傳統經營原則和基本商業信念的時候，晉商這樣接受傳統教化的機構組織是寧可棄之不用。新制度經濟學所承認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一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在這里選擇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趨利避害本能的人，總要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換句話說，輝煌一時的晉商票號，鑒于所處時代制度缺陷的實際狀況，有某種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可能性。

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后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山西票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辟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范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于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歷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畝，折銀征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后來由于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并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后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征收銀兩和錢。17世紀后，清朝的征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于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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