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如何訂閱經濟學人紙質版(《經濟學人》：老報紙迎來新總裁_經濟學人官網)

第三，有人認為，“人是懷舊的動物”，總會有人因懷舊而堅持使用紙質媒體，所以，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仍會存在。這是一種感情干擾理性的判斷。所謂“感情”從來就沒有在媒體的商業決策中占有過任何位置，閱聽者也不會純粹因為某種感情而持續選擇使用某種媒介。而且，我們對紙張的戀舊也許是因為我們恰好是跨越紙媒和電子媒體的一代人。試問，90后對“前互聯網時代”基本沒有記憶，他們會對之有所留戀嗎？當我們這些跨界一代全都老去，我們的后代們會對紙張時代有所懷念嗎？答案顯然是“不會”。

第四，有人認為，中國目前還有很多剛會識字的人群，“而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從來沒有訂閱甚至閱讀過報紙。假如僅僅做到讓中國每個家庭至少訂閱過一年報紙，對報業就意味著翻幾番的發行潛力”。其言下之意是，紙質報紙還可以高枕無憂幾十年。該觀點似乎很有說服力，但體現了一種媒介使用習慣的線性發展觀，即認為人們總是先使用紙質報紙，然后使用電視、互聯網等。然而，在當前多樣的媒介選擇前，新識字群體完全有可能跨越報紙而徑直使用門檻更低、口語特征明顯的電子媒體。只要看看當今流動人口使用手機和互聯網的多還是紙質媒體的多，結果就很清楚了。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區分“紙張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和“紙張作為大眾媒體介質的存在”，并且區分“個體層面上人對紙張的感情”和“大眾媒體組織的理性商業決策”的話，我們就不難得出“紙質大眾媒介最終將消亡”的結論。

對紙質媒介的憂慮是與新媒體的發展共生的。在以數字為基礎，以網絡為載體進行信息傳播的所謂新媒體廣泛出現后，不少人認為紙質媒介前景不妙。有人預測：50年后紙質文獻將在主要國家退出歷史舞臺。100年后，人們將只能在博物館中見到紙質文獻了。[1](69)還有人斷言：由互聯網和手機結合而成的網絡文化確實具有一“網”打盡的超強能力。盡管網絡文化“通吃”所有文化形態的情況目前尚未啟幕，但卻是一種客觀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2](150)這些觀點，與西方一些專家關于媒介發展的推想不謀而合。紙質媒介真的要壽終正寢了嗎？在網絡傳播來勢兇猛的當下和不斷發展的未來，紙質媒介到底還有沒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因為，它關系到我們的文化建設。

一

自從東晉時期紙基本上取代了簡牘到上個世紀后期新媒體的出現，紙質媒介一直是傳播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載體。在這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紙質媒介早已超越了媒介最基本的傳播功能，而是以其載體的特殊性建構著人的精神情操、審美情趣，影響著人的生存和生命，與人類產生了緊密的聯系。

讀書人最喜歡自己的書齋，無論怎樣布置，書是少不了的。那一架架一柜柜的書，就是書齋主人的貼身伴侶，精神性命。“如果沒有什么事擾亂心神，人應該經常獨坐于書齋之中，或對日吟誦，或秉燭夜讀，于書齋里享受一份清福，從學問中得到一份快樂。”[3](136)這里說的似乎有些古人的味道，其實現代人也是如此。現在，人的生活條件改善了，好多人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書房。就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商賈們，也要辟出一個空間，里邊擺上裝幀精美價格昂貴的書。為了閱讀也好，附庸風雅也罷。

書本固然可以傳遞知識，擺脫了現實功利目的的讀書卻不單純為了獲得知識，而是出于習慣，看重讀書這一行為本身蘊含的樂趣。花前樹下，湖邊草地，都是讀書的好場所。“或在一個雪夜，一個人坐在爐邊，爐子上的鍋子絲絲地響著。身旁放著一袋好煙草，一個人拿了十來本哲學、經濟學、詩集、傳記，把它們堆放在榻上，于是閑適地拿幾本來翻翻，于是平靜地拿了當時引起他的興趣的一本來看。”[4](107)這是林語堂筆下的讀書之樂；余光中則興致盎然地談到了他對書的藝術形式的喜好：“大多數的書呆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么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版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資深的書呆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并不一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并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一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5](133)

這類讀書、賞書的精神、喜好，已經不僅僅是人的外在生活了，而是形成了習慣、品性，內化為人的生命。即不光是一種行為方式，更是一種藝術的生存。而一旦某種行為方式形成了習慣、癖好，與人內在的精神世界、審美情趣融為一體時，要改變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新媒體固然發展很快，也有紙媒所不具備的諸多優點，但要想讓讀書人舍棄他視為性命的書，而從網絡、從電子出版物中獲取他在紙質媒體中得到的快樂，幾乎是不可能的，起碼是難上加難。我們無法想象書齋里只有一臺電腦、一摞光盤；更無法想象一個讀書人一邊喝茶、抽煙，一邊操作著一臺現代化的閱讀器。不是這種情形不可能出現，而是人難以改變他的審美興趣、閱讀習慣。

中國文化傳統從來都講求藝術人生，西方人也主張要詩意地棲居。逛一逛書店，購一本喜歡的書，蓋一方閑章，睡前伴著燈光讀上一會兒，睡后放在枕邊榻旁，這是多么美妙安詳的境界。很難想象世上沒有紙質書刊，人的生活將會怎樣。

不少人都認為現在讀書的幾乎都是四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幾十年之后，這些人不在了，紙質媒介也就沒有了生存的空間。這種判斷有些簡單。不要說傳統、習慣這類東西不會隨著人的消亡而消亡，就拿現在的青少年來說，他們不讀紙質書嗎？盡管他們從小學甚至學前起就接觸新媒體，也還是紙質書刊的使用者，而且也受著喜歡紙媒的祖輩、父輩的影響。他們生活的是一個新老媒體共存的時代。有資料證明，法國有三分之二的圖書讀者年齡在35歲以下。這說明盡管進入了網絡時代，法國青少年仍然喜歡紙質媒體。[6]中國青少年的閱讀空間雖然被新媒體占據了一大部分，但若說他們已經與紙質媒介絕緣也是不合乎實際的。

二

新媒體作為傳播媒介的特征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靈活動態、簡捷直觀、信息豐富、傳播迅速、不受時空限制、傳受雙向互動，等等。因此，紙質媒介的維護者便往往也抬出紙媒與之相應的特點，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其實這種比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它并未涉及問題的實質。好比是駱駝和羊的童話，到頭來，還是高有高的好處，矮有矮的好處。所以，我們暫時先放開新老媒體孰優孰劣的比較，而是先看看新媒體給人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新媒體是科技高度發展的產物，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因為它是人類改造世界的又一次成功，是人的力量的體現，所以人們給予了它高度的評價。不僅認為它是文化傳播史上的一場劃時代的革命，而且認為它體現了人對偶然性的克服，能增強人的自主性和個性化，甚至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人們實現了自由和平等。這類觀點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

任何科學技術都是一柄雙刃劍，這在今天已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米蘭·昆德拉在《被詆毀的塞萬提斯的遺產》中提到了胡塞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一次著名講演中所憂慮的歐洲人類危機。胡塞爾認為危機的根不是發源于當時，而是在現代的初期就已經看到了。“它們在伽利略、笛卡兒那里，在歐洲科學的片面性那里。這些科學把世界縮小為一個簡單的技術與算數勘探的對象，而把具體的生活的世界即他所說的die lebenswelt（生活的世界）排除在他們的視線之外。”[7](251)米蘭·昆德拉除了轉述胡塞爾的觀點，自己也認為是“科學的高潮把人類推進到各專業學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學問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見整個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藩籬。”[7](251-252)

胡塞爾和昆德拉的話也許包含著更廣闊的時空，但是由此觀察新媒體與人的關系卻正合適。生活的世界是紛繁復雜的動態存在，它仿佛是一個充滿了噪音的空間，一個聚集著萬千塵埃的場。想將其條分縷析地整理清楚，一個一個地弄明白，從而為人類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生活的世界。人的幸福或者說使命就是投身其中，去思考和探索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時間的和空間的，短暫的和永恒的，從而使世界和我們自身更加豐富。這之中，體驗和詢問當是生存于世的最佳途徑。而新媒體卻將生活復制縮小到了一張屏幕上。

新媒體有著自己的傳播特征：網絡語言顛覆了傳統紙媒的詩性敘述方式，而采用一種新型的技術性的表述話語；網絡頁面常常充斥著簡捷直觀的圖像信息；復雜的社會歷史現實被拆解成了一個個孤立的事件；局部信息傳遞為全息式取代；傳受互動模式使批評失去了沉淀的時間，成了即時性話語。這種簡單化、平面化、模式化的傳播—生活方式被昆德拉稱為“縮減”，實施著“縮減”功能的正是與新媒體有著本質的相同的傳播媒介：“這些東西是統一地球歷史的代言人，它們把縮減的過程進行擴展和疏導；它們在全世界分配著簡單化和老一套的能被最大多數，被所有人，被整個人類所接受的那些玩意兒。”[7](262)于是，在新媒體的裹挾中，人變得懶惰、順從、平庸、不思考，對自己和人類的命運漠不關心。人的靈性被傳媒的魔掌遮蔽了。

那么紙質媒介又如何呢？

與新媒體的全息性、傳播迅速、儲存量大、傳受互動、科技含量高等特點相比較，紙質媒介確實缺乏一些現代化的優勢。然而，正是這種優勢的缺乏，使它具備了新媒體所不具備的長處。新媒體的目的在于招徠觀眾，某種程度上，說它嘩眾取寵也不過分。即使是原創性的網絡寫作，鍵盤一敲，也難以不想到網絡的另一端——即時性的互動模式決定了寫作的功利性和淺表性。而真正的紙質寫作卻不是這樣的。它是一種個人化行為，來自靈魂深處，所要揭示的是個人的也是人類的歷史、現實、思想——一種頗具本質意義的深層的東西，以及對詩性生存的守護，并使自己和他人在揭示和守護中體驗到生存的痛苦和快樂。他置身的不是一方狹小的屏幕之前，而是歷史、現實、未來三維時空；所追求的不是即時性的喧囂，而是恒久、孤獨、厚重，并把這些提供給它的受眾。一些紙質寫作者直到目前仍然本能地拒斥網絡媒體，甚至刻意使自己的寫作避開俗世的紛擾，尋一方寧靜偏僻之地，都是為了守住靈魂，守住距離，守住詩性，守住生命。

人還需不需要孤獨、寂寞、痛苦、憤怒？在當下普遍的平面化思維和淺層次生活中，這個問題很可能被視為偏激、另類，其實答案是肯定的。美籍猶太教哲學家和神學家赫舍爾說過這樣一段話：“人應當隱退、幽居，以便傾聽。獨處是對社會歇斯底里癥的侵擾和驚嚇進行必要的反抗，是治療和康復的階段。”[8](41)和當下大部分人甘愿活得平庸、平靜、隨波逐流一樣，另外一些人則不肯放棄對與之相對的一些東西的堅守，比如孤獨、痛苦、思考、冒險之類。因為它們同樣是生命的需要，同樣符合人性。這些，都不是新媒體所能提供的。新媒體的不足，為紙質媒介的未來生存提供了條件。

也許有人會說，近年讀書的人不是越來越少了嗎？是的，據有關資料反映，近年閱讀紙質媒介的人數確實在逐年下降，甚至演化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客觀一點兒說，這不是紙質媒介之為“紙”的原因，更不能說從紙媒中退出或者不讀紙媒的讀者都到網絡一邊去了。這里有紙媒自身的質量問題。多少年來，我們的創作風氣、學術風氣和出版風氣都不能說很正。寫作者追逐時尚，嘩眾取寵，編寫出來的書刊不是淺薄庸俗、空洞無物，就是艱澀難懂、不知所云。某種程度上已經深受流行媒介的影響，甚至淪為流行媒體；出版部門也充滿了銅臭。紙媒讀者的下降，正說明了讀者對流行媒體信息的不滿、抗拒。

我們不否認新媒體的優越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對紙質媒介的沖擊力，而且是巨大、持久的沖擊。但因此就斷言傳統紙媒終將為新媒體所取代，還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據。紙質媒介與人的血肉相連的關系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任務不在于使媒體之間相互取代，而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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