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朝海外貿易興盛的原因小論文(歷史小論文 宋代“海上絲綢之路”)

貿易很繁榮。

元朝：都市以大都、杭州和泉州最為著名；大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國際性的商業大都會；杭州是南方最大的商業和手工業中心。

明清：商品經濟空前活躍，大量農產品、手工業產品投放市場；區域間的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較快，北京和南京是全國性的商貿城市；全國出現了數十座城市；商品經濟向農村延伸，市鎮如雨后春筍蓬勃興起。

認識：商業貿易的發展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農業生產的發展分工是城市發展的根本動力；隋唐以前，我國的城市基本上是政治和經濟中心的統一，隋唐以后，出現了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分離，如揚州和成都；明代以后商業貿易已經接近人民的日常生活，商品經濟開始侵蝕自然經濟，農民和市場的聯系開始逐漸密切起來。但由于歷代統治者都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品經濟的發展步履維艱。

（2）對外貿易：

漢代：開辟了著名的絲綢之路，中國的絲和絲織品運到安息，再從安息運到歐洲的大秦；漢朝與朝鮮、日本和越南有頻繁的貿易聯系；漢武帝以后還開辟了海上絲綢之路，最遠抵達印度半島，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各國的往來。

隋唐時期：對外交通發達，海上和陸路“絲綢之路”并進，與西亞、南亞、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有密切的交往，并與歐洲和非洲國家有貿易聯系；唐朝政府實行開放的外交政策，鼓勵外商到中國貿易，長安、洛陽是當時的國際大都會。

明朝：鄭和下西洋，與亞非30多個國家直接貿易，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

清朝：實行閉關政策，禁止海外貿易。

認識：國家安定、統一、強盛是對外貿易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統治者的外交政策對對外貿易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對外貿易隨著隨著封建社會的興起而興起，強盛而強盛，衰落而衰落；對外貿易先以陸上絲綢之路為主，隋唐時期水陸并進，南宋時以海路貿易為主，元朝時海陸并進，明朝中后期起，對外政策由開放趨向閉關政策；對外貿易伴隨經濟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外經濟文化的就和發展；而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實行的閉關政策，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發展的產物，是中國自然經濟發展的產物，它阻礙了正常的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發展，阻礙了中國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是近代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根源之一。

總之，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主要是指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下的小商品經濟，它既不等于資本主義經濟，又與自然經濟在本質上相互對立，在自然經濟下，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受到封建專制統治的限制，另一方面導致資本主義萌芽，不斷地瓦解自然經濟，促使封建社會解體

4、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產生和緩慢發展

（1）產生：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經濟空前活躍，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絲織業發達的城市如蘇州，在絲織行業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

（2）緩慢發展：清朝時有了緩慢發展，范圍擴大，部門增多，手工工場的規模擴大。

（3）局限性：它始終在萌芽狀態中徘徊，整個生產始終未能進入工場手工業階段，其力量遠不足以分解封建生產方式，在全國范圍內，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

（4）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不利因素：

市場因素：農民的貧困，購買力低；閉關政策很難形成海外市場；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和頑固性造成國內市場狹窄。

資金因素：重農抑工商的政策，使得地主商人把賺來的錢往往大量買房置地，嚴重影響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

政策因素：重農抑工商的政策，對商品征收重稅，并嚴格限制手工業生產規模，對外推行閉關政策，這都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觀念因素：傳統的觀念和習俗。

認識：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說明在中國封建社會產生了新的生產關系，是中國封建社會衰落的重要表現，對明清政府政治經濟的發展，對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產生都有重要的意義。但落后的封建生產關系嚴重阻礙著它的發展、成長，說明封建生產關系不能容納新的生產關系。

專題復習目標

了解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基本特點，歷代重要的經濟政策和“農本”思想及其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

注意掌握各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把握其發展線索，并認識它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

了解古代土地制度的發展變化，正確認識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變化實質和影響；

掌握賦稅制度發展變化的情況、特點和走向，了解它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了解歷代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情況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分析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緩慢發展的表現及其原因，深刻理解“重農抑商”和“閉關政策”產生的原因和影響。

唐宋轉折論析——從唐宋科技之變說起

【 唐宋轉折論析——從唐宋科技之變說起 】

一、唐宋轉折論

依據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劃分歷史階段是歷史學科的一項重要任務。“歷史的最大特性就是‘變 ’，研究歷史就是要明了它的變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說明其變化真相。歷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幫助我們找出歷史的變點，進一步觀察它的質變和量變，從而了解各時代的特性。”（臺灣《中國通史論文選》）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所謂變，有同質之變，有異質之變。同質之變是性質統一下的內部顯著改變；異質之變體現了根本性的變化。

“簡單地說，唐宋之間，是由大領主制向地主制轉化的時期，其變化之巨，并不亞于春秋戰國之際的轉變”（張其凡《關于“唐宋變革期”學說的介紹與思考》）。其巨大轉變大致可以從五大方面進行概括：

“政治上，由貴族政治轉變為獨裁政治，法上大夫，禮下庶人；經濟上，由國有土地制度轉變為地主私有的土地制度，部曲制變為佃戶制，“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文化上，由貴族文化向庶民文化轉變，詞、曲等“下里巴人”的東西相繼登上大雅之堂，成為時尚，小說的地位也隨之提高；思想上，追求理想、講究仁義的孔孟儒學，演變為講究實際、崇尚道德的理學；在社會風俗上，等級界限被突破，求新、求變成為社會潮流。這一切，不僅構成了宋代社會的全新風貌，而且奠定了其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習俗基礎 。”

唐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動時期，從古至今、從中到外，這在史學界已經成為不爭的共識。經過歷來研究，這種“變”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可謂面廣、量多且尤為顯著。所以，有著諸如“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日本）、“新傳統時期”（英國經濟史家R.H Tawney）、“新局面”（陳寅恪）、“較之前代莫不有變”（錢穆）、“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王國維）、“決定性變化”（劉子健）、“劃時代之一段”（金毓黻）、“重要的轉折時期”（葉坦）、“歷史時代的轉折”（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新階段”（張邦煒）等在各個維度進行考量、推理、評證的結果。

雖然在史學素材或方法的運用上各有側重，但總體認同趨向都是唐宋之大變動，達到了某種或某類的“轉折”或“變革”（根本性改變）的程度。但這一大變到底是“轉折”還是“變革”，或者究竟是“同質”還是“異質”？這就是分歧所在。

二、唐宋科技之變

可惜的是，歷來唐宋研究多關注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而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研究卻得不到史學家的足夠重視。

自內藤湖南及其弟子“唐宋變革說”提出的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從多個維度掀起唐宋歷史研究熱潮，討論唐宋間的巨大變化，有的甚至將此期與歐洲文藝復興相提并論。

但是文藝復興讓西歐資產階級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一個階層能否成為一股獨立的力量，其判斷標志就是他是否具備獨有的思想武器。中國古代商人無法改變社會走勢，其原因就在于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使得他不僅無法脫離舊勢力的影響，反而需要依附舊勢力，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有錢了，但腦子里想的還是舊東西。所以，地理大發現奠定了資產階級的物質基礎，而真正讓西歐資產階級脫穎而出去改造舊秩序的，就在于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大解放。

可以說，就階層與思想兩方面來說，唐宋時期都不具備“文藝復興式”的改變程度。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唐宋時期，中國的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達到了一個較高水平，英國的伊懋可和美國的郝若貝甚至稱宋代為經濟革命時期，法國學者白樂日和中國學者束世澄則把宋代視為資本主義早期。可是，唐宋時期并不存在發生質變的經濟基礎。

中華文明是一種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西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東南大海的天然地理屏障一方面使人們難以逾越、一方面造就了回旋余地較大、適合農業經濟發展的安定環境。因此，以農業為基礎的自然經濟一直是“封閉性”中國發展、衍生、統一、融合的重要基石和主導經濟。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主導經濟在唐宋時期得到長促的發展和階段性提升，離不開科技的力量。正是有了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夠促進經濟和文化的蓬勃發展，而發達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又會反過來加速科技更上一層樓。

1、照亮世界的唐宋科技之光

英國現代生物化學家、漢學家和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說，中國在公元3世紀到13世紀之間保持著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發明和發現“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世紀之前更是如此”。唐中期到兩宋，是這一時期的一個高峰，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羅盤針，就出現在這一時期，并迅速轉化為商品，帶動了社會文化經濟的全面騰飛。

傳統農業社會性質，決定了農學和與農學關系密切的天文歷法、數學、醫學等，是古代中國科技的主要方面。

唐宋時期，農業技術和水利工程得到了空前發展，涌現了傳統步犁的基本定型曲轅犁、“智慧農業”水車（“筒車”）、“育秧播種”技術、茶葉專著《茶經》、農學著作《陳甫農書》、《菊譜》等各種動植物譜系。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國歷史的模式》詳細研究了 13 世紀中國農業達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農作物的品種及引進和改良、灌溉體系、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認為宋代中國已經發生了農業革命，南方成為全國的糧倉，大運河猶如一道商業通道，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高的農業生產率。

出于農業生產和歷法制訂的需求，唐宋天文地理取得多項突破。僧一行（本名張遂）是唐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他精通佛學、歷法、數學和天文，是世界上最早準確測量子午線長度的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發現恒星位置變動的天文學家；他臨死前編成《大衍歷》的草稿，日后經張說等整理成書，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重要歷書。宋代，“水運儀象臺”是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鐘；《新儀象法要》直接影響了100年后歐洲的天文學；《數學九章》最終解決了數學高次方程有理數根和無理數根的近似計算問題、一次同余問題、三斜求積問題等，成為影響世界的數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有《括地志》、《海內華夷圖》、現存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地方總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影響巨大。

唐宋時期，有專門的醫科大學，王安石變法時設立了專門的醫學教育機構“太醫局”，醫療行政機構已經比較完善。出現了唇裂修補術，木制假眼、用汞合金來制作假牙等“黑科技”外科手術。“藥王”孫思邈將歷代歷朝的醫藥成果都總結進了《千金藥方》中，成為醫藥學傳世經典。王維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的“宋天圣針灸銅人”是北宋醫學“針灸”的重大創舉。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本系統的法醫學著作《洗冤集錄》，標志著仵作檢驗制度的建立，西方第一本法醫學著作《醫生的報告》在300年之后才出版。

此外，沈括所撰寫的《夢溪筆談》絕對稱得上是宋朝科技的集大成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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