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朝城鄉貿易發展的特點(列舉宋唐元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表現)

（三）、政治中心、經濟重心的南移：

南移經過：從夏商到秦漢，我國經濟重心一直在北方；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就已開始南移，唐朝中期后南移加快，兩宋時南方已成為全國經濟重心。

南移原因：北方少數民族南侵。

①北方人口大量南遷；

②南方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

南移表現：①南方水稻是全國產量最大的糧食作物，蘇州、杭州成為天下聞名的糧倉；②南方的手工業發達，發展了種植桑樹養蠶剿絲、紡紗織布，并占有重要地位；③南方的商業水平超過北方；④南方的賦稅收入成為國家財政的主要支柱。

（四）、兩宋時代的社會生活面貌和狀況：

兩宋時，城鄉居民的生活豐富多彩，各種文化生活方式有了較大程度的時興。

衣：兩宋時麻布是主要要布料，棉布逐慚多；著行業裝；女服樣式多；官民服不同；

食：兩宋時，北面食，南米飯；北羊肉，南豬肉、魚；普遍食用植物油；釀酒飲酒盛行；

住：兩宋時，農民住茅屋，市民住瓦房；貴族官僚往園林式建筑；

行：兩宋時，富人乘轎子、馬車，百姓乘牛車、驢車，騎馬、騾、驢；

城市生活：①東京人口過百萬，“夜市”連“曉市”，有娛樂場所“瓦子”、舞臺“勾欄”；

②臨安：人口過百萬；娛樂場所“瓦舍”多；攤點成行；茶館多，店家多。

宋代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貿易區叫什么？

草市

宋代緊臨州縣城郭發展起來的新的商業市區

草市原來是鄉村定期集市﹐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宋代﹐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居民點﹐個別的上升為縣﹑鎮﹔而緊臨州縣城郭的草市﹐則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市區

這類市區﹐居民稠密﹐商鋪店肆林立﹐交易繁盛﹐與城郭以內的原有市區﹐并無區別

有的地方﹐甚至遠遠超過了城郭內的舊市區

到宋朝，逐漸發展成商業中心，如南宋年間鄂州的南草市﹐“沿江數萬家﹐廛肆甚盛﹐列肆如櫛”﹐“雖錢塘﹑建康不能過”﹐“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

這類草市﹐已經突破了原來鄉村集市的涵義﹐成為州縣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這類草市﹐宋政府并不把它作為鄉村的一部分﹐而是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

宋神宗熙寧年間﹐全國各地鄉村都編排保甲﹐按時教閱﹐而對“諸城外草市及鎮市”雖也編排保甲﹐但不把它們“附入鄉村都保”﹐亦不按時教閱﹐而是與城市坊郭戶一樣﹐受廂的管轄﹐而在沒有廂制的州縣﹐則直接受縣的管轄﹐同鄉村完全脫節

城郭草市的發展表明﹕宋代城市的商業貿易﹐不但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限制﹐而且也打破了城郭的限制﹐進一步發展到城郭以外的地區

宋代的婚嫁重利反映了什么樣的社會現象

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隨著門閥制度的全面衰落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婚姻領域的重財風氣日趨盛行，各種形式的財婚現象大量出現，不僅改變了傳統婚姻的基本形態，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有關宋代婚姻論財的一般情況及其社會影響，學術界已有不少討論。①本文試在此基礎上，側重就其中的財婚現象作一番具體考察和分析。

因財而婚：一般形態的財婚

談到宋代的財婚現象，人們往往將其與當時流行的重聘厚嫁之風混為一談。其實，這兩者雖都具有重財的特點，但彼此又是有所區別的。重聘厚嫁只是強化了婚姻締結過程中的聘禮和妝奩環節，屬于“因婚取財”，其表現形式是：“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1 ]。財婚則是以獲取資財為目的，可以說是“因財而婚”，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婚姻的既有性質和功能。正如時人所指出的：“取其妻，不顧門戶，直取資財。”[2 ]這當中，較典型的是官與民、士與商、皇室宗親與民間富室之間的婚姻交易。

首先來看官民之間的婚姻交易。有宋一代，在經商風氣異常活躍的環境下，許多官員不僅積極參與商業活動，而且將婚姻視為“待價而沽”的商品，大肆向民間富室賣婚。宋仁宗時，吏部侍郎孫祖德“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3 ]。南宋理學大家朱熹雖大談“存天理，滅人欲”的性命之學，其家族卻是“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妝奩之多”[4 ]。更有甚者，有的官員為了獲取資財而賣婚，已到了完全不顧身份、地位而恬不知恥的地步。宋神宗元豐（1078—1085）年間，屯田郎中劉宗古“規孀婦李財產，與同居”[5 ]。宋哲宗時，常州江陰縣一個寡婦，“家富于財，不止巨萬”，知秀州王蘧貪其家產，不惜“屈身為贅婿”[6 ]。宋寧宗時，官至興化軍司法參軍的趙希哲原已娶董宗安之女為妻，因利欲熏心，“妄以他事離其妻，再娶富室周氏，大獲妝奩”[7 ]。與之相似，福建提舉茶司干官葉嗣“更娶海鹽蔡家寡婦常氏，席卷其家財”[8 ]。官員賣婚的目的是為了錢財，而富民買婚則是為了獲取權勢。南宋中期，因經營海外貿易而發了大財的泉州商人王元懋，通過與宰相留正等官僚家族聯姻，換取從義郎的頭銜，雖系低級武階官，卻由此獲得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特權。可以說，官與民之間的財婚，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變相的錢權交易。

次看士商之間的婚姻交易。宋代科舉發達，許多貧寒士人經由科舉而躋身權貴行列。但要想在腐敗成風的官場站穩腳跟，必須依靠雄厚的資產，打通人脈，建立關系。于是，不少士人便打起賣婚的主意。另一方面，發達的商品經濟，造就了龐大的富商群體，他們雖家貲萬貫，卻缺少相應的政治地位，只能通過與官僚聯姻，或者向士人買婚，以改變身份。這兩方面的結合，便形成了獨特而畸形的“榜下擇婿”風氣。每至開科取士年份，富商大賈紛紛與進京趕考的士子預訂婚姻，提供錢財，稱“系捉錢”；而士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至科考發榜，新科進士競相明碼標價，公開賣婚。一方買，一方賣，婚姻如同市場中的商品買賣。時人朱彧感嘆地說，本朝富豪人家往往不惜花費巨資選擇新科進士為婿，完全不問他們的陰陽吉兇及家世門第。特別是那些“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厚捉錢以餌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緡”[9 ]。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間，大臣丁騭在《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的奏疏中憤怒地指出：“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于此。”將非常嚴肅的婚姻大事，當作了買賣，可謂世風日下，民心不古。他認為，“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為污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請求朝廷責成“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人，以典法從事”。[10 ]然而，宋廷的禁令并沒有產生實際效果，相反，“榜下擇婿”之風越來越盛，到南宋時期，人們已是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后，高價賣婚，獲“奩具五百萬”[11 ]，不僅未受到指責，反而引來不少人的贊嘆。

再來看皇室宗親與民間富室之間的婚姻交易。宋王朝建立后，對皇室宗親實行優待政策，按照親疏關系給予相應的政治和物質待遇。但隨著皇室宗親人口的不斷增多，加上政府財政困難問題的日益突出，宋廷不得不一再裁減對皇室宗親的經濟補助，導致部分宗室家庭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以至時人有“宗姓多貧”之說。[12 ]如南宋初年，居住于泉州等地的“南班宗室請給至薄，貧窶者眾”[13 ]；都城臨安和陪都紹興等地的“孤遺宗子、宗女、宗婦等，所請錢米微薄，不可贍養”[14 ]。不過，雖然生活困難，但宗室的貴族身份和政治特權卻始終得以保留。按照宋廷的規定，凡娶宗室女者，不僅可以獲得貴族身份，而且還能授予一定官銜。“宗室袒免婿，與三班奉職”[15 ]；“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并白身授殿直”[16 ]。對于許多富商來說，這種待遇顯然很有吸引力。于是，宗室紛紛加入到賣婚行列，通過嫁女以求錢財，甚至公開標價售婚，富商則是“爭市婚為官戶”，雙方你賣我買，“僅同貿易”[17 ]。北宋中期，都城開封的宗室競相標價嫁女，其中有縣主銜的宗女標價為五千貫。依靠經營帽子生意而致富的田氏家族先后買婚“家凡十縣主”[18 ]，另一家富商“大桶張家”更是“有三十余縣主”[19 ]。

當然，除了官員、士人和皇室宗親為財而賣婚，在民間，財婚現象也相當常見，突破了地域性、群體性和民族性。如在福建地區，因財婚引發的聘資妝奩糾紛層出不窮，各州縣“日不下數人”[20 ]。在四川地區，“巴人娶婦，必責財于女氏，貧女有至老不得嫁者”[21 ]。雖然宋朝的法律明文禁止父母健在的男子出贅為婿，但實際上，各地因財而出贅的現象比比皆是。史稱：“川、陜富人多招贅婿，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即分其財，故貧人多舍親而出贅。”[22 ]“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當然。”[23 ]更有甚者，部分僧道人員全然不顧清規戒律和朝廷禁令，不僅積極參與商業活動，積累起大量財富，而且加入到以財買婚的行列。時人莊綽說：“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于僧。”[24 ]可以說，財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并融入人們的潛意識之中，形成了一種社會規范和準則，一旦有人質疑這些規則和準則，反而會被視為不合時宜而遭到排斥。 妻妾買賣：特定意義的財婚

除了賣婚和買婚，宋代還有不少特定意義的財婚，包括賣妻、雇妻、典妻以及妾的買賣等。這些形式的財婚完全拋開了聘嫁禮儀的外衣，成為赤裸裸的錢與人的交易活動，賣妻是丈夫將妻子作為商品出售給他人為妻，以牟取錢財。在宋代法律文書《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不少因賣妻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例。其中，《定奪爭婚》一案提到，有個名叫葉四的人，由于家境貧困，將妻子阿邵賣予呂元五為妻，“自寫立休書、錢領及畫手模”。后因呂元五沒有按約全額付款，兩家遂起糾紛，鬧到公堂。當地官府認為，葉四親寫休書，表明已解除與阿邵的婚姻關系；呂元五未付足買妻錢款，則屬于違約。由此，作出如下判定：“葉四、呂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斷訖，責付牙家別與召嫁。”[25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賣妻和買妻均屬合法行為，只要雙方自愿，履行一定的程序即可。只有在發生糾紛的時候，官府才會插手干預。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賣妻在當時已是普遍化、正常化的現象。

雇妻和典妻是將妻子出租或典押給他人作為臨時妻妾，以此收取雇金或質借錢物。這種現象在北宋時就已相當常見。宋哲宗時，有臣僚指出，自實行青苗法后，百姓負擔大增，各地貧困民眾“至賣田宅雇妻女”者，“不可勝數”[26 ]。事實上，對于民間的雇妻和典妻行為，宋政府并不加以禁止，而是采取默認和放任的態度。宋仁宗曾頒布詔令，規定：“民有雇鬻妻子及遺棄幼稚而為人收養者，并聽從便。”[27 ]因此，到南宋時期，雇妻和典妻更為風行，尤其是江南等地，此風尤盛。元滅南宋后，有官員上書指出，江南素有典雇妻妾的陋習，有違人倫，“敗壞風俗”，希望朝廷加以整肅。元廷采納此議，頒令禁止。《元史》卷一○三《刑法志·戶婚》載有關法令云：“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禮為妻妾者，聽。諸受錢典雇妻妾者，禁。其夫婦同雇而不相離者，聽。諸受財嫁，買妻妾，及過房弟妹者，禁。”不過，雇妻和典妻之習在江南等地已是根深蒂固，元政府的一紙禁令并沒有收到多少實際效果。

應該說，妾的買賣在歷史上由來已久，納妾和蓄妾也一直被人們視為十分正常的現象。但在古代早期，妾只是地位相對較高的婢女，用來充當男性縱欲享樂的工具。到了宋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妾在某些方面獲得了妻子的身份和地位。《宋刑統》明確規定：“娶妾仍立婚契，即驗妻妾，俱名為婚。”[31 ]這意味著，從法律角度講，納妾與娶妻一樣，均屬婚姻范疇。因此，妾的買賣具有買賣婚的性質，從而成為財婚的特定形式。

歷史透視：宋代財婚的特點與實質

應該說，財婚并不是宋代才出現的。在門第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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