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代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名稱是什么(明代的稅官是如何收稅的)

所儲之糧自山東陵縣運至山西太和嶺，路遠而費用繁巨，建議令部人于大同倉輸米一石、太原倉輸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朱元璋從其議，自此始行開中法，此后各行省邊境，亦多效仿。但納米與中鹽的比例，各地不同，一般以地里遠近而定等差。開中法襖地之后，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轉運之費，邊疆糧餉也得到了保障，史稱“有明鹽法，莫善于開中。”由于開中法行效顯著，于是不僅是糧粟，凡屬國家急需物資，皆令商人納中鹽，由此而衍生出許多新的制度，如納馬中鹽，納鈔中鹽，納錢中鹽，納布中鹽等等。總之，國家需要什么，就開中什么，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納布中鹽等等。總之，國家需要什么，就開中什么，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

2�計口授鹽法。在實行開中法的同時，曾實行計口授鹽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開封等處輸米，以供軍食，官府給鹽以償其價。每戶大口給鹽一斤，小口給大口之半；輸米的多少，按地理遠近定等差。

在計口授鹽的基礎上，又衍生出“戶口食鹽納鈔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揚州府泰州灶戶，按照溫、臺、處三府則例，支官鹽折納鈔貫。即受鹽本應納米，而折鈔上納州府泰州灶戶，按照溫、臺、處三府則例，支官鹽折納鈔貫。即受鹽本應納米，而折鈔上納

3�商專賣。商專賣是鹽專商直接與灶戶進行交易。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綱法”的基礎上，又行“倉鹽折價”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灶戶收鹽，而令灶戶按引納銀，商人則直接向灶戶購鹽而不經官，此種專賣制度，即屬商專賣。自此國家將收鹽、運銷之權全部交給商人，這是食鹽產、銷制度的一大變化。

除上述三種鹽制外，在個別地區曾實行過鹽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兩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達，于是令土著商人納銀領票取鹽，到偏僻之地販賣，土著商人每百斤鹽納銀八分。此種制度不同于官專賣，而且多侵正課。

(三)鹽課弊端

明初鹽課制度尚較穩定，自武宗正德以后，吏治日益敗壞，鹽法亦漸趨紊亂。鹽法的破壞，主要原因在于官吏的貪賄。正德時，權幸之徒，開以殘鹽(即堆放多年，經內雨銷蝕而殘留之鹽)為名，夾帶好鹽。權幸以低價購買上等好鹽，侵礙鹽課，也壞亂了鹽法，以后又有零鹽(即開中未盡的剩鹽)、所鹽(灶戶交售余鹽，稱量后有余部分，及批驗所檢斤時沒收的超量引鹽，堆放在批驗所內)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鹽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許多弊病，如不按時開中，致使米價騰貴，鹽價增長十倍，而灶戶工本不及鹽價的十分之一，致使私鹽盛行等等，都使鹽法遭到破壞。

二、茶稅與茶專賣

明茶課制度起源于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于產茶之地買茶，納錢清引，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文，不夠一引者，稱畸零，給由貼。以后，又定每引茶一道，輸錢千文，可販茶一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文，可販茶六十斤；以后又改令每引一道納鈔一貫，憑引可販茶一百斤。俟建明以后，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一)所謂官茶，即官府對茶的生產者課征的實物(茶)。洪武初，規定：“芽茶、葉茶各驗直納課，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規定陜西漢中諸縣茶樹，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課之茶，以易番馬。有時所課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見。

以茶易馬，即實行茶馬法。茶馬法始行于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肅、巖州等地設茶馬司，茶馬司以茶向少數民族商人換取馬匹，以助邊政。以茶易馬的比例，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有茶馬司的地方，上等馬一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馬一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馬一匹易茶二十斤。

實行茶馬法的意義在于充實邊疆馬匹，減省百姓養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謂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納實物(或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憑引向茶戶買的茶。明朝商茶一律實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時因地不同，運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資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納米中茶法。此法行于洪武末。當時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設置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陜西發生饑荒，也曾實行納米中茶之法，以備賑濟。又有運茶支鹽法：即令商人運茶于甘州、西寧，然以以淮、浙的鹽支付運費。此法行于宣德中。

(三)貢茶

貢茶，即地方直接上項給中央朝廷的茶。貢茶制度始于宋。明朝初年，天下貢額不固定。宜興貢茶，宣德時，增至二十九萬余斤。后來規定為四千斤。

三、坑冶課

明朝坑冶課主要包括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顏料)等。明初，不主張開礦，輕坑冶政策一直持續到仁宗。到萬歷時，礦政漸趨紊亂。

明朝金銀之課，一般采用包稅制，即規定某場一年應納稅額，責民交納。明朝初年，金銀之課甚輕。福建各銀場稅課僅二千六百七十余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余兩。永樂以后，銀譚稍增，福建銀課歲額三萬二千八百余兩。萬歷以后，由于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對金銀的追求越來越迫切，于是以開銀礦的名義，大肆掠奪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濫，并成為擾民的淵藪越來越迫切，于是以開銀礦的名義，大肆掠奪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濫，并成為擾民的淵藪

明鐵冶較宋元發達。洪武末，令民自由開采，國家抽課，三十分取二分，以后禁民私販，私販鐵者如私鹽法。

至于銅、汞、朱砂、青綠等礦，開采甚少，納課甚微。

四、灑醋課

明初實行禁酒政策，直到后期，酒的生產也沒有多大發展。由于酒的生產沒有發展起來，所以灑課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稅不上繳中央，令收貯于州縣，以備其用，實質是一種地方稅。酒稅稅額一般以酒貢為計算單位，每十塊酒曲，收稅鈔、牙錢稅、塌房鈔各三進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屬禁榷之物，征稅亦甚輕。

五、商稅

明朝初年，實行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所以商稅制度簡約。商稅的征收機構為各地課稅司局，國家對課稅司局雖規定限額，但不務求增余。朱元璋認為：“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對不完成定額的稅課司局，只核實而不問罪。課征辦法因課征對象不同而異，對行商、坐賈販賣的各類手工業品一般估算貨物的價值，從價計征；對竹木柴薪之類，實行抽分；對河泊所產，征收魚課。課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鈔、錢繳納。稅率一般為三十分之一，且免稅范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只是買賣畝宅、牲畜要納稅，契紙要納工本費(洪武二年規定每線契紙為工本費四十文)。為簡化商稅征收手續，還多次裁并稅務機構。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的稅課司局三百六十四處，其稅課由府州縣帶征。為了防止稅課官吏的侵漁。規定在征收商稅之地設置店歷(即登記冊)，登記客南姓名 人數、行止日期等內容，以備核查；同時明示征收商稅的貨物名稱，未標明需要稅的貨物，均行免稅。

明初還采取了一系列便于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當時為京師)軍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給，因城內住戶過多，無空地以供商人貯存貨物，商人皆貯貨于船倉內或城外，這樣既不便于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經紀人)要挾，于是國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筑屋，名為塌房，以貯商貨。凡至南京客商，皆貯貨于此，交易時，只準買賣雙方進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規定，在塌房貯貨的客貨，以三十分為率，須納二分官收錢，即后人所的說“塌房稅”。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錢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錢，此二者均用于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費用，而不屬于稅。永樂時，又將這種辦法實行于北京。

明朝新增商稅稅目有如下諸種：

1�市肆門攤稅。市肆門攤稅，始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當時，統治者認為鈔法不通，是因為對客商所貯之貨不征稅及售貨門市阻撓所致，于是便對兩京以販賣為主的蔬果園不論官種或私種，一律征稅，對塌房、庫房、店舍等貯貨者亦開始征稅，騾驢車雇裝載者，也征稅。這些稅收均須以鈔繳納。這種稅，稱門肆門攤稅，或稱市肆門攤課鈔。到宣德四年，市肆門攤課鈔推行于全國，稅課增加了五倍。此后，這種以流通鈔法為目的而課征的商稅，更成為經常性的稅目。

2�鈔關科。鈔關稅行于宣德四年，目的也在于通行鈔法。所鈔關稅，即在郭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沿運河和沿江要地，設征稅關卡，對“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所設的關，稱鈔關。鈔關初設時，只征鈔，后來時或征銀，所征之鈔或銀，稱鈔關稅。鈔關稅初行時，只對受雇裝貨的過往船只征稅，稅額按船的梁頭座數和船身長度計算，這種稅稱船料或船鈔。如遮陽船頭長一丈一尺，梁頭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規定每百料，收鈔百貫，后減為六十貫。成化時，船料錢鈔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銀繳納，每銀五厘，折鈔一貫；銀一分，折錢一文。船鈔稅一般不稅貨，只稅船，惟臨清、北新兼收貨稅，其所榷本色鈔、錢歸于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歸于太倉，以備邊儲。

3�工關稅。工關稅，系由工部派官，在蕪湖、荊州、杭州三關置抽分竹木局，設官抽分竹木，以其稅充工部船舶營繕之用，故名工關稅。后抽分局屬戶部，但仍由工部代營。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對像為客商販運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稅率因時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種不同而為等差。如柴草之屬，一般三十分取一；黃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統時三十分取四，天順時二十分取六，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一。工關稅一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后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一。工關稅一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后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

4�商稅雜斂。除上述三種主要稅目外，尚有一些雜斂，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又有門稅，即在京城九門征收通過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過壩稅，即對通過淮安壩之米麥雜糧所征之稅，稅額為一石征銀一厘，以充軍餉。穆宗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運費一厘抽四五毫，叫腳抽。更從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錢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稱斛抽。這些稅征收數額甚微，但擾民滋甚。

明商稅稅額，弘治時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余貫，折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嘉靖時，課鈔五千二百零六萬八千余貫；萬歷以后，橫征暴斂劇增，所征課鈔不可勝數。

六、市舶課

明朝市舶的含義與宋、元不同，宋、元對進行海上貿易的中外船只，均稱市舶，明朝則專指在中國近海停舶之外國商船，商舶專指中國居民載土產運往海外貿易的商船。

明朝實行貢舶制度，即海外諸國來華貿易，必須向明朝廷進貢，進貢后則準其貿易，如不進貢則不準貿易。其市舶原則，既無財政目的，又無互通貨賄的意義，唯以通好、懷柔為原則。在這種原則指導下，明朝對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不征市舶課，有時官府對海舶帶來的貨物實行抽分，但卻從優償給其值，這種抽分實是官府高價收買而已。對于貢品，國家亦高于原價給其值。至于國內商船則實行禁海政策，一般嚴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鄭和七下西洋即屬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進行貿易。只是招撫遠人。明代也設有市舶司，但只負責貢舶管理和監視，通報敵情，不負責商舶的管理和征稅。

商舶的發展是在明后期萬歷年間。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巡撫劉堯海以船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為額”。于是制定海稅禁約十七章。自此，唯不準去日本販日貨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諸國皆可。

征稅的原則，有水餉、陸餉、加增餉之分。所謂水餉，即以船的廣狹為準，餉出于商船；所謂陸餉，即以貨之多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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