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代海外貿易的表現及商船蹤跡(七年級下冊歷史知識點總結)

人也認為說“自（鄭和）王景弘到文萊后，華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鄭和下西洋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增強了華人移民的發展能力。永樂初年，中國的糧食、棉花、布匹供給充裕，手工業興旺發達，造船、冶金等產業發展比較成熟，與當時仍然比較落后的東南亞、南亞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鄭和下西洋后，帶去了中國精美的工業制品，據《瀛涯勝攬》、《東西洋考》、《西洋番國志》等書記載：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盤碗、麝香、燒珠、樟腦、橘子、茶葉、漆器、雨傘、金、銀、鐵鼎、銅錢、湖絲、綢緞、絲錦、鐵制農具以及金屬制品等。9在按國之禮儀謁見國王后，鄭和便將帶來的商品與當地人進行交易，中國的絲綢、瓷器等深受他們的歡迎，鄭和船隊“所至皆有遺跡，鑿山開路，掘地取泉，” 10 各種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源源不斷地傳入，對東南亞的當地墾荒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來，在東南亞各國產生了“中國貨”的品牌效應，對經營著的當地華僑來說，無疑是在免費為他們打廣告，培植了當地華人的發展能力，打開了中國貨的市場空間。廣大的華人移民也通過各種途徑，直接從中國進貨，使他們所在的地區，很快就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和商業、貿易中心，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了舉足輕重作用。

第四，鄭和下西洋傳承了中華文化，增強了華人移民的民族凝結力。鄭和下西洋除了“開招、頒賞”與進行貿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諸番國，導以禮儀，變其夷習”的理念，率領船隊“周游南洋群島，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撫慰士人，”11不斷地向東南亞國家敷宣中國教化，以提高他們的文化程度，改變落后發展面貌，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廣泛愛戴，“至今英荷二屬均有三寶井留存。”12當地人也樂意中國人移居其地，共同地發展生產，華僑華人日益成為各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13而華人與當地女子成婚，開始形成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和融合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海外華人集中的地區，除了形成商業意義上的“唐人街”外，華人移民還按照祖籍地習俗，修建了宗祠、寺廟，成立各種宗鄉社團會館，設立私塾學習中文，使之成為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如“唐人街”掛著的“天涯海角飲水思源，入鄉隨俗落地生根”楹聯，就表達了海外華人 以中國為榮，入鄉隨俗落地生根的發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廣大華裔誠信經商與傳承中華文化的產物，它成了中國移民在海外活動的重要根據地，對增強華族的向心力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五， 鄭和下西洋采取 震懾、懷柔的雙重政策， 維護了華人移民 的正當權益。明朝初年，海盜為害情況已相當的嚴重，特別是一些貢使與商旅必經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盜所居，“凡有經過客人船只，便劫奪財物”，致貢使、商旅“來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鄭和下西洋的過程中，共進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鄭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領船隊返航經過舊港的時候，遭到以華人頭領陳祖義為首的海盜集團的突襲。這支海盜集團以搶劫過往的客商和貢使的財物為生，企圖“詐降邀劫”，搶奪鄭和船隊所攜帶的寶物。鄭和船隊擊潰偷襲者之后，活抓了海盜頭領陳祖義，并將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當時雖然只是個別人從事不法勾當，但已損壞了華人形象，也累及到許多的無辜。陳祖義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當地的華人社會中產生了震撼，這種“鎮憮”行動，鏟除了海盜集團的勢力，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海外華人的利益。鄭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經斯里蘭卡時，該國的王子把鄭和騙到了京城，強行勒索財物，并暗中派兵搶劫，企圖一起虜獲鄭和船隊，結果陰謀沒有得逞反而被抓獲了，鄭和就將他們帶回北京獻給明成祖。但明成祖實行了寬大政策，將斯里蘭卡國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國，不僅對海外國家起到震懾和懷柔的雙重效應，也維護了海外華人的正當權益，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鄭和下西洋的借鑒意義

鄭和下西洋的朝貢貿易及其促進民間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效應，激發了中國沿海地區人們向外追求財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們對移民收益的預期，有利于華人移民和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為中國走向世界、發展自己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時至今日，鄭和下西洋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其次，鼓勵華僑自愿地融入當地社會，積極地參政議政。移民的問題十分復雜，其中居住國因素具有決定性作用。加強海外華僑華人的科技力量、經濟實力和人才資源的有效整合，對加速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實現中華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也是我們爭取海外“僑心”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發達國家將加大引進移民力度，通過不斷地調整移民政策，避免外來人口對社會系統造成的沖擊。據有關的資料估計，在今后的20、30年間，如果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移民數量，來自祖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移居發達國家的新移民可能達到2000—3000萬人，在數量上直逼現有的華僑華人規模。如果考慮到再移民，以及兩岸關系可能導致的移民影響，估計發達國家的華僑華人規模還會更大。因此，要密切關注住在國的局勢變化，加強與住在國政府的溝通和友好關系，認真地汲取經驗教訓，鼓勵華僑華人拋棄自我的孤立心態，在當地化的進程中，積極地融入主流社會、 參政議政，努力捍衛自己的正當的合法權益。在華社的傳承與發展上，要盡量地減少磨合期，做到取長補短，互相提攜共同地發展，在居住國與祖（籍）國發揮難以替代的橋梁作用，真正成為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

第三，實施睦鄰友好政策，為華僑華人的生存和發展服務。鄭和下西洋后，始終堅持睦鄰、善鄰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國人民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帶去了中國先進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絲綢文化，推進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動了東南亞華僑移民與商業、宗教的共同發展。時至如今，東南亞國家仍留下眾多的鄭和事跡，流傳著許多感人的傳說（法力無邊，萬物聽命），經常舉辦各種盛大的紀念活動，表明鄭和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偉人。東南亞人民把鄭和視為神明，對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寶廟”、“三寶墩”、“三寶洞”、“三寶井”頂禮膜拜，充分展示了“鄭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交流和對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國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國發展的正當權益，我國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結構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目前，發達國家新移民已占到華僑華人總數的一半以上，個別國家甚至超過 80% 。如果發達國家的移民政策沒有大的變動，那么估計在未來的 10 多年內，新移民人數將占到發達國家華僑華人總數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華僑華人的延續，他們的發展壯大，將從根本上改變華僑華人的地位，對我國的安全、富強和發展都有利。因此，我們要繼續貫徹睦鄰、安鄰、富鄰的對外友好政策，促進我國的和平崛起，積極地改善華人移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這對我們增強海外僑界的后續力量，進一步發揮僑的優勢，更好地促進我國走向世界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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