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代海外貿易路線說明了什么現象(南宋如此繁榮富裕，為何卻被生產力落后的元朝滅亡)(1)

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落后的社會意識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阻礙作用.

2、兩大基本規律的矛盾運動原理：

(1)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具有反作用.當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生產關系一定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規律,要求我們改革和調整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部分,使之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從而促進我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2)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當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狀況時,就會促進經濟基礎的鞏固和完善;反之,就會阻礙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革,這是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的規律,要求我們改革和調整上層建筑中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使之與經濟基礎狀況相適應,從而更好地為經濟基礎服務.

3、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原理：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要求我們堅持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

(二)價值觀、人生觀

4、價值觀具有導向作用(價值觀)：

價值觀對人們的行為具有重要的驅動、制約和導向作用(對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

5、作出正確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就必須堅持真理,遵循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走歷史的必由之路;自覺地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把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標準.

6、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價值觀與人生觀)：

人的價值就在于創造價值,在于對社會的責任和貢獻.(對一個人價值的評價主要看他對社會的貢獻),要求我們(1)在勞動和奉獻中創造價值,積極地投身到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去;(2)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價值,充分利用社會提供的客觀條件;(3)在砥礪自我中走向成功.①實現人生價值,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需要頑強拼搏、自強不息的精神;②實現人生價值,需要努力發展自己的才能,全面提高個人素質;③實現人生價值,需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需要正確的價值觀的指導,需要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思想和社會消極因素的沖擊.

二 : 歷史唯物主義解析論文

摘要：由于目前高三使用的《中國古代史(選修)》是在初中統編教材基礎上的“急就篇”，無論是課本還是教參都存在著“失之過簡”的弊端，這就給高中歷史教學造成了教師難以講解清楚，學生難以掌握的不少教學難點。加之，近年來歷史高考加大了對高中難點內容的考核，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突破難點，就成了高三歷史教學的當務之急。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地由低級向高級進步的過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始終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人民群眾的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對推動歷史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杰出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運用這些基本觀點，對高三歷史中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比較全面、科學的分析和評價，教學難點也就能化難變易了。本文僅以“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唯物主義原理對《中國古代史(選修)》的一些難點進行解析，供參考。

一、用“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觀點，剖析歷史現象的根源。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因而一切歷史現象產生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就在于社會經濟發展及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如原始社會末期產生的“選賢與能”的“禪讓制”，這種傳說中的部落聯盟民主推選首領的制度，其“賢與能”的標準以什么來定位?在已經出現私有財產的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到底誰最“賢能”呢?這是學習“黃帝和堯舜禹的傳說”后，學生產生的一個難以解開的歷史“扣結”。

如果從傳說中的堯舜禹時期正是我國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前夜著手，貧富開始分化、階級逐漸產生，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是誰最有威懾性的實力，誰就能迫使大家把他說成是最賢能者了。“堯的比較富有，舜有儲糧倉庫，禹的父親曾筑城保護自己的財產”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這樣一來，似乎民主公正的禪讓制，其背后就存在著以經濟實力奪位的真相。用《韓非子·說疑》的話來說，就是“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也”。正是在這種憑借實力參與爭位的禪讓制下，也就必然會出現動蕩不安的社會局面，舜逐共工奪堯位，禹放虞舜繼其位，啟殺伯益奪其位，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而王位世襲制則把這個參與爭位的范圍限制到王家子孫這一圈子內，有利于國家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因此，王位世襲制取代禪讓制，這是歷史的一個進步。而造成這個歷史性轉變的物質基礎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歷史唯物主義又認為社會意識不僅僅以如實地反映社會存在為己任，而且還具有明顯的創新功能，突出地表現為意識超越社會現實的局限而創造出新的觀念，進而又表現為在新觀念指導下實際地改變社會現實，創造新的社會狀態，這是人類意識的能動作用的最高表現，特別是經過人民群眾的實踐之后，社會意識就能變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如東漢末年張角利用“太平道”的宗教意識，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號召，有準備、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發動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基本瓦解了東漢王朝，使其名存實亡。

利用宗教意識進行斗爭，是農民政治斗爭的一個偉大創舉，為后世農民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然而宗教畢竟是麻醉人的鴉片，又有著其消極的腐蝕作用。它會束縛人民思想，削弱人民戰斗力，使農民分不清敵我。如青州黃巾軍由于曹操摧毀過寺廟，便錯誤地認為他是自己的同盟者，結果被曹操瓦解和鎮壓。

二、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觀點，解釋學生難以理解的歷史概念。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而政治結構即政治法律制度等則是建立在經濟結構之上的各階級經濟地位及其利益的體現而已。如對周滅商后為什么要實行分封制，它和井田制的關系怎樣?學生對此感到很難理解。如從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相互依存的唯物史觀來觀察，疑難就會化解。周滅商后，為了有效地統治地域廣袤的領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以周族的血緣關系為依據，逐次分封，建立起以逐級臣屬和納貢為條件的家族系統，而周天子就是這個以天下為家的家族系統的總族長。

這樣，政權族權合一，各個在血緣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的家族，同時就是國家政治結構中的不同環節，西周的國家結構就是姬姓家族的擴大。這種以血緣關系為紐結的家長家庭公社關系的國家化，是西周社會的重要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一整套宗法制度。與這套宗法制度相適應的就是當時的井田制這一經濟制度。用生產關系三要素來分析，井田制的“土地國有”(即為周天子所有)是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奴隸主(諸侯臣下)強迫奴隸集體從事勞動是人們在生產中所處的地位，而奴隸主(貴族階層)完全剝奪奴隸的勞動成果則是產品的分配方式。這三點就是井田制的本質。至于“耕地阡陌縱橫，像井字形狀”只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而已。由于分封制的政治結構適應了井田制的經濟結構，西周的農作物品種增多，手工業門類更細(號稱“百工”)，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成為地域廣大的奴隸制國家，使我國的奴隸社會進入鼎盛時期。又如宋與漢唐相比，統一沒有完成，社會矛盾從建立初期就甚為尖銳，統治者也較為腐朽，為什么商品經濟卻得以繁榮?如果從生產力發展迫使生產關系作了一定的調整來解析，問題也就能迎刃而解。

其一是北宋雖未統一全國，但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有利于生產的發展;其二，“杯酒釋兵權”的交換條件是“多擇良田美宅”，使北宋土地兼并甚于前代，造成政府財政困難，因此大力鼓勵發展工商業，城鎮出現，都市繁華，交子使用，使商品經濟得以繁榮，這樣工商業增加的稅收就彌補了財政收入的不足。而南宋統治者雖占半壁河山，但隨著經濟中心南移局面的最后完成，臨安商業的發展又大大超過了北宋的東京，其對工商業收入的依賴程度更大;其三，城鎮商品市場的擴大和作為流通手段貨幣的發展，加之造船技術的進步，又為海外貿易的興盛提供了條件，使得宋代統治者從海外貿易的收入中獲得了巨利;其四，漢唐以來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兩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矗再如資本主義萌芽，14、15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稀疏地出現，與此同時中國明朝的中后期也有相同情況發生。

這就是說，當時中國的發展水平絕不低于西歐國家。但在此以后，為什么中國沒有步入資本主義社會呢?固步自封，閉關自守，放棄海外活動良機，固守傳統的農業經濟，阻礙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腐朽的封建制度對新生的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扼殺了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由此，歐洲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了對農業經濟國家的決定性優勢。這一對比優勢不僅表現在經濟上，而且也反映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仗著這種優勢進行擴張，采用“艦炮政策”打開經濟落后國家的門戶，使其日益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就在世界歷史上出現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局面。其中的歷史教訓不僅極其深刻，而且又具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觀點，闡述重大的歷史事變。

唯物史觀揭示，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是生產力，而生產力只有通過作為經濟基礎的生產關系才能對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起決定作用。一句話，一切歷史事變的結局只有遵循了這一基本規律才會成效顯著。

如商秧變法為什么會取得成功?“廢井田開阡陌”，動搖了奴隸制的經濟基礎;“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建立縣制”摧毀了奴隸制的上層建筑，建立起了適應封建生產關系發展需要的封建制的上層建筑。商秧變法順應了當時的歷史發展的潮流，體現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協調互動的力量對社會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

又如漢武帝在軍事行動、役使百姓和加強思想控制等方面“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為什么“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禍”呢?如果能從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來剖析，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秦始皇北擊匈奴是在剛剛統一六國之后進行，連年征戰使本已遭受嚴重破壞的生產力又雪上加霜，役使百姓，民不堪命，埋下了秦朝覆亡的種子;而漢武帝是在休養生息60多年后國力強盛的情況下反擊匈奴，有利于北部邊疆的安定和生產力的發展。公務員之家

秦始皇役使百姓主要是為一己之私利修宮室和建陵墓，使大批農民離開土地，田地荒蕪，社會生產力又受到很大摧殘;而漢武帝征發農民服役是用以興修水利，治理黃河，對發展社會經濟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至于加強思想控制，秦始皇采勸焚書坑儒”的殘暴手段，對知識分子進行野蠻的鎮壓，造成了鉗制思想摧殘文化的惡果;而漢武帝則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通過思想上的統一來鞏固政治上的大一統局面。簡言之，上層建筑只有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其興才勃也;否則，其亡也忽焉!這一點表現在元清兩朝的統治上，也甚為分明。

二者同為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元朝僅存在了90年，清朝統治卻長達268年，何以會形成如此差異?從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來解析，一是元朝君位繼承不穩定，在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鐵穆耳之后，爭奪皇位和權利的斗爭持續不斷，僅從1308年到1333年的25年間就先后更換了八位皇帝，這種奪權斗爭往往把整個統治集團的成員都裹脅進去，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動蕩不安;而清朝之初就以“父傳子，家天下”的君主專制奠定了穩固的統治基礎;二是元代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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