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代海外貿易繁榮的原因有哪些論文(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征)

從1308年到1333年的25年間就先后更換了八位皇帝，這種奪權斗爭往往把整個統治集團的成員都裹脅進去，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動蕩不安;而清朝之初就以“父傳子，家天下”的君主專制奠定了穩固的統治基礎;二是元代的黑暗統治，使漢族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特別低下。相傳元代社會把人分為十等，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說。淪為平民的文人學士因廢科舉而缺乏正常的入仕之途，只有寫作雜劇、小說以維生了;而清于入關第二年的1645年就開科取士，為漢族知識分子廣開仕進之門，吸引他們加入維護清朝統治的營壘。

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寫道：“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探討歷史的時候，他決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里，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我們的高中歷史教材，雖然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編寫的，但如何結合各種歷史問題用歷史唯物主義給以解析，這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活的靈魂”就要靠我們自己來掌握了。否則，抱著唯物史觀編寫的歷史教材，重復著費爾巴哈的失誤，不能指導學生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答好高考歷史試題。這難道還不發人深省嗎?當然，正如列寧所說：“歷史唯物主義也從來沒有企求說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學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的話)說明歷史的方法。”

作為教師來說，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歷史方法論，面對現實歷史的具體教學，不斷地由唯物史觀的科學抽象上升到對具體歷史問題的思維，高中歷史教學才能呈現出活生生的局面。因為，運用歷史唯物觀來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是對社會的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的邏輯展開，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唯物辯證本性的揭示，乃是最能體現出歷史學科特色的能力的。所以，這也應是高中歷史課能力培養的核心。

明清時期的時代特征

明代的歷史特點及其經驗教訓

     

       明朝長達2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朝代。弄清其歷史特點， 不僅對深入研究明史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整體把握中國歷史的發展特點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明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變局，其發展特點如何，不僅直接關系著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直接影響著中國此后的發展道路，其間蘊涵的深刻教訓和啟示，需要認真總結和汲取。

        明朝歷史的發展特點，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突出表現。

       1.制度建設空前完備。明朝制度建設具有明顯的全面整合前朝制度并開創新制的特點。僅以政治制度為例，如經朱元璋大刀闊斧的改革，廢除了丞相制和行省制，形成了皇權之下中央以“五府”、“大九卿”為主體，地方以各省“三司”為主體的官制結構；永樂后，又形成輔佐皇帝處理政事的內閣、司禮監體制；還逐漸形成了旨在統一事權以加強對地方控制的督撫制度。相比元朝，其官制體系既大大簡化，又體現出明顯的相互制衡的特點，皇權及統治效能皆空前加強。中葉后又形成凡高級官員人選、各部門重大決策等，首先經有關衙門提出建議或會官“廷議”，再由內閣“票擬”處理意見，最后上請皇帝裁決的制度，從而，在保證皇權獨斷的前提下，使決策程序具有了“集思廣益”的特點。又如，在空前完備的科舉和官辦教育體系基礎上，永樂后，科舉和學校功名逐漸成為決定士人仕途和朝廷任官的最主要依據，從而把選官的公平原則貫徹到當時社會所能達到的最高限度，不僅普遍提高了文官的文化素養，而且大大擴展了統治基礎，增強了社會各階層對朝廷的凝聚力。另外，明朝在經濟、法律、軍事等方面的制度建設也都高度完備、獨具特色并占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2.商品經濟空前發展。總體說來，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但相比前代有了巨大發展，主要表現在隨著糧食品種的增多特別是玉米、番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以及植桑、種棉等經濟作物的普及推廣，農業生產力有了明顯提高。在此基礎上，商品經濟和手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業產品和經濟原料作物產區，涌現出一大批因工商業而興起的著名市鎮；廣大農村的集市貿易也空前普及和繁盛，地區間商品流通十分活躍；私人海外貿易發展強勁；以徽商、晉商等為代表的地方商人集團崛起，在經濟乃至社會生活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東南發達地區的若干手工業部門中較多地采用了雇傭關系，也即人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萌芽。

        3.階級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流動加快。宋代以后，世族地主已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非貴族地主成為地主階級的主體。而至明代，非貴族地主的數量及其在地主階級中所占比重都空前提高；除作為主體的縉紳地主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出現了少量的經營地主。市民階層也伴隨著工商業和城市的空前繁榮而興起；與此同時，普通平民的身份地位也比前代進一步提高。社會流動速度空前加快，學校和科舉幾乎成為非貴族地主乃至平民獲得政治身份并進入官紳階層的唯一途徑，尤其是以科舉考試博取身份特權，再以身份特權謀取經濟利益，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方式。

        4.中后期社會風氣丕變，思想文化異彩紛呈。首先，出現了普遍重商、“競相逐利”和追求享樂的風氣，“人必有私”觀念和拜金主義流行。其次，程朱理學衰微，王氏心學風行，天下之士由謹守“朱子矩矱”、“格物致知”到普遍“貴疑”、“自得”、“厭常喜新”乃至追求個性解放。其三，文學界提倡“獨抒性靈”，以小說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兩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價值觀念及生活面貌。其四，學風經歷了由樸實到空疏，再到求真、求實的變化。史學中野史尤其是私修當代史空前繁榮，標志著史家對現實的高度關注和對經世致用的不懈追求；以《農政全書》、《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為代表的實用科技的發達標志著中國科技發展的新水平；明后期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已敏銳察覺到中國科技文化在某些方面的落后與不足，而積極向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學習，于是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并出現一大批文化交流的成果。

         5.士大夫敢言之風盛行。明朝士大夫敢于直諫為中國歷史所罕見，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敢言之臣“不可勝數”，如洪武時茹太素、正統時劉球、嘉靖時沈練、天啟時楊漣等，皆為著名諫臣；至于正德許天錫的“尸諫”、嘉靖海瑞的“備棺而諫”、萬歷雒于仁的直斥神宗患“酒、色、財、氣”四疾等，就更富有特色。二是在遇到重大決策分歧時，群臣往往集體進諫，如正統時諫阻英宗親征、成化時勸諫憲宗合葬錢太后于裕陵、正德時諫阻武宗南巡、嘉靖初大禮議、萬歷時爭國本等，皆為顯例。其中，成化時勸諫合葬錢太后于裕陵和萬歷爭國本還取得了最終勝利。盡管他們用以諫君的信念和依據仍是傳統的儒家思想，但其試圖以群體力量限制君權的意向和不懈努力還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6.對外政策崇尚睦鄰友好，但總體保守、落后。朱元璋確立的對外政策有兩大基本原則：一是努力營造以“厚往薄來”為特征的朝貢貿易體制下的睦鄰友好關系，二是嚴禁中外商民自由貿易。永、宣時期的鄭和下西洋，雖是中國遠洋外交和人類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但本質上并未突破上述基本原則，其目的仍是通過宣揚明朝國威、建立南洋及印度洋地區的和平秩序，以吸引更多的國家前來朝貢，故終因所費不貲而被迫停止。中葉后，東南沿海居民生存壓力不斷增大，違禁甚至武裝下海者日趨增多，嘉靖時“倭寇”中的大部分實為中國沿海商民。在此壓力和朝貢貿易越來越難以維持的情況下，明廷不得不在隆慶時“準販東、西二洋”，有限度地允許東南沿海人民出海貿易。這雖在客觀上為民間海外貿易提供了一定的合法空間，但總體看來，其對外政策仍是保守、落后的。萬歷三十一年，當為開發南洋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二萬五千余華人在呂宋慘遭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殺時，明廷甚至采取了坐視不管的態度。

        綜上所述，明代是一個傳統與創新交織、保守與開放并存，表現出明顯“轉型”趨向的時代，但因其新生因素遠未達到全面突破傳統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程度，故最終隨著明朝的滅亡而宣告“轉型”的失敗。

給清史以準確的歷史定位

       

        自1911年清朝宣布遜國，以《清史稿》之編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為標志，正式揭開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歷90余年，清史研究從未間斷，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為極盛。即以清斷代史為例：先有戴逸的《簡明清史》，后有鄭天挺的《清史》、中國人大清史所與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冊）、杜家驥的《清朝簡史》、李治亭的《清史》（兩卷本）等書相繼問世， 已是前70年數倍之多！論文之多，更是以萬計。改革開放20余年來，清史研究之盛，遠遠勝過前70年的總和。

        清史研究成績斐然，但其中也存在著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簡史》為代表的歷史觀點及對清史的評價，固不足論；而“文革”前特別是“文革”中，極左思想泛濫，貶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開放時期，人們的思想大解放，價值觀念大變化，我們對中國歷史的原有認識包括對清史的評述，都已改變了許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續下來的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確解讀清史。從根本上說，就是如何正確認識清史，準確地給清史定位。例如：一說滿族為“異民族”，視清朝為“異國”；當初努爾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戰，指為“犯上作亂”；一說滿族離開其居住地，進入中原，就是對“中國”的“侵略”、“進犯”，是滿族貴族對漢人的“民族征服”；一說清朝統一全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它“代表落后的生產方式”，使中國的發展“延緩了一百年”；一說清初減輕農民的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實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減免賦稅并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所謂康熙盛世純屬子虛烏有，是“被某些學者捧出來的”！

        至于近代時期，清朝更是一無是處，幾乎沒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內反清朝統治，外反西方與日本列強侵華的仁人志士及死難烈士，幾乎沒有一個好人！

        學術之爭，本屬學術研究過程中正常現象；持不同觀點，無可厚非。但我們認真分析上述諸多觀點時，便不難發現，在這些觀點的背后，卻是隱藏著如前已指出的某種民族偏見或陳舊的史學觀念，給清史做出了不恰當的評價。

        那么，我們應當怎樣認識清史，給它一個正確的歷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壞，評價一個人的是是非非，總是比較而言的，即相互比較而后知。這就是比較的方法，再簡單不過。這同樣適用于對清朝的認識。一方面，從中國歷史的發展進行比較：以清朝與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歷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達到或超過其發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無古人”之事，同樣，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與當代中國相比，它給我們留下了哪些有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

很赞哦!（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