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代海外貿易的機構名稱是什么(求七下的歷史期中復習提綱)

地，設征稅關卡，對“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所設的關，稱鈔關。鈔關初設時，只征鈔，后來時或征銀，所征之鈔或銀，稱鈔關稅。鈔關稅初行時，只對受雇裝貨的過往船只征稅，稅額按船的梁頭座數和船身長度計算，這種稅稱船料或船鈔。如遮陽船頭長一丈一尺，梁頭十六座，算作一百料。宣德四年規定每百料，收鈔百貫，后減為六十貫。成化時，船料錢鈔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銀繳納，每銀五厘，折鈔一貫；銀一分，折錢一文。船鈔稅一般不稅貨，只稅船，惟臨清、北新兼收貨稅，其所榷本色鈔、錢歸于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歸于太倉，以備邊儲。

3�工關稅。工關稅，系由工部派官，在蕪湖、荊州、杭州三關置抽分竹木局，設官抽分竹木，以其稅充工部船舶營繕之用，故名工關稅。后抽分局屬戶部，但仍由工部代營。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對像為客商販運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稅率因時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種不同而為等差。如柴草之屬，一般三十分取一；黃白藤等，一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一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統時三十分取四，天順時二十分取六，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一。工關稅一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后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一。工關稅一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后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

4�商稅雜斂。除上述三種主要稅目外，尚有一些雜斂，如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又有門稅，即在京城九門征收通過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于淮安征收過壩稅，即對通過淮安壩之米麥雜糧所征之稅，稅額為一石征銀一厘，以充軍餉。穆宗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運費一厘抽四五毫，叫腳抽。更從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錢一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稱斛抽。這些稅征收數額甚微，但擾民滋甚。

明商稅稅額，弘治時課鈔四千六百一十八萬余貫，折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嘉靖時，課鈔五千二百零六萬八千余貫；萬歷以后，橫征暴斂劇增，所征課鈔不可勝數。

六、市舶課

明朝市舶的含義與宋、元不同，宋、元對進行海上貿易的中外船只，均稱市舶，明朝則專指在中國近海停舶之外國商船，商舶專指中國居民載土產運往海外貿易的商船。

明朝實行貢舶制度，即海外諸國來華貿易，必須向明朝廷進貢，進貢后則準其貿易，如不進貢則不準貿易。其市舶原則，既無財政目的，又無互通貨賄的意義，唯以通好、懷柔為原則。在這種原則指導下，明朝對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不征市舶課，有時官府對海舶帶來的貨物實行抽分，但卻從優償給其值，這種抽分實是官府高價收買而已。對于貢品，國家亦高于原價給其值。至于國內商船則實行禁海政策，一般嚴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鄭和七下西洋即屬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進行貿易。只是招撫遠人。明代也設有市舶司，但只負責貢舶管理和監視，通報敵情，不負責商舶的管理和征稅。

商舶的發展是在明后期萬歷年間。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巡撫劉堯海以船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為額”。于是制定海稅禁約十七章。自此，唯不準去日本販日貨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諸國皆可。

征稅的原則，有水餉、陸餉、加增餉之分。所謂水餉，即以船的廣狹為準，餉出于商船；所謂陸餉，即以貨之多寡，計值征餉，春餉出于鋪商；所謂加增餉，即去呂宋島(在今菲律賓)的商船返回時所攜帶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餉、陸餉不多，故對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兩，稱加增餉。

商船稅課，萬歷四年為一萬兩，十一年為二萬兩，二十二年增為二萬九千余兩。

七、明后期工商稅對人民的擾害及人民反抗礦鹽、稅監的斗爭

明初的工商稅政策有利工商業的發展，但當工商業有了一定發展之后，統治者追求財富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他們不擇手段地搜刮工商業者和廣大消費者，致使工商稅制度日趨紊亂，對人民的擾害也越來越大。尤其是礦稅和商稅，更成為百姓的沉重負擔，嚴重阻滯了工商業的發展。

礦稅之弊，源于太監領礦。英宗天順時，曾派太監負責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銀礦，憲宗成化中，開湖廣金礦，“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三十五兩。”神宗成歷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開礦，太監四出，皆給關防，他們假開采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時中官多橫暴，而陳奉尤其。富家巨族則誣以資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慶以后，凡橋梁、道路、關津皆私擅商稅，罔利病民。神宗萬歷兩宮三殿災后，營建費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稅，以充其費。萬歷二十六年設立榷稅使，由太監擔任，四出征稅。“水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抽稅機構)。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當時，“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 削焉。”

太監以開礦、征稅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終于激起民變。萬歷時，民變事件各省均有，例如萬歷二十七年陳奉在荊州督稅激起民變，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動，商民萬余人將阿奉同黨五、六人拋于江中；高淮在遼東督稅，激起前衛屯軍嘩變及錦州松山軍變；潘楊在江西為稅監，激起景德鎮窯工的反抗，燒毀官窯廠房；萬歷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稅激起民變，又督閩粵礦稅，再次激起民變；楊榮在云南領礦，激起民變，民眾萬人，將楊榮投入火中；萬歷二十八年蔚州礦工暴動，潮州民變；萬歷二十七年，臨清民變，殺死馬堂的黨羽三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礦監、稅監的斗爭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參加斗爭的有手工業工人、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一些工商業者、中產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窯主也參加了這一行列。這次斗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一次斗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斗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一次斗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摘自《中國賦稅史》

宋朝的經濟、軍備、政策、文化到底去到什么程度？

分類: 教育/科學 >> 科學技術

問題描述:

我要具體的數字，詳細的，最好和其他歷代可以比較。例如：國家稅收、商業數據、海外貿易……

解析:

宋朝經濟

在許多人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是把這個 統治中國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給蓋棺定了論。的確，按中國傳統對王朝的評價 標準來看宋朝也確實挺丟人的。首先，要有強大的中央集權——這一點宋朝似乎還過得 去；其次，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域還不夠，頂好是把莫斯科也弄來——這 方面宋朝就差勁了，南宋偏安一隅就不必提了，諸如“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 州”之類的諷刺詩句大把的有，就是北宋，真正把柀∑康膰塵�頻匠こ且幌叩氖奔湟�不過是一瞬間而已，西北就更不用說；最后就是要揚國威于域外——“明犯強漢者，雖 遠必誅！”，最好是每年封一次狼居胥。天可汗算什么？要宇宙可汗才爽——這宋朝就更加糟糕了，什么長驅漠北，直搗黃龍就別提了，連自己都保不住，每年不斷的送錢， 叫叔叫伯的還老是挨揍。兩個皇帝作了俘虜，兩次在大陸上待不住要跑到海上去——這 些都堪稱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光輝事跡。 但是，如果我們改變一下自己的視角，試試按另一種標準來看待歷史，不是只看王侯將 相的“千秋功績”，而是看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也許情況就會大不相 同。 有一個數字是很引人注目的——宋朝年財政收入最高曾達到16000萬貫文，北宋中后期的 一般年份也可達8000-9000萬貫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財政收入也高達100 00萬貫文。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我們用其他的數字比較一下就知道了。明隆慶5年 （1571）國家歲入白銀250萬兩。張居正改革之后的萬歷28年（1600），歲入400萬兩（ 雖然張居正死后人亡政息，但相對在財政上的改革被破壞得較少，而且此時距張去世僅 十幾年，估計這個數目比張居正當國時期的歲入也少不到哪里去）。明末天下大亂，在 后金和農民起義的兩面夾擊下，明 *** 先后增加了擤｛A，剿餉和練餉的征收，即著名的 “三餉加派”，結果弄得民怨沸騰，烽煙四起。那么這種為時人評為“飲鴆止渴”的做 法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收入呢？大概每年1000萬兩左右。也就是說此時明朝一年的財政總入大約是1500萬兩白銀左右。如果我們認為銀錢的一般兌換率為1兩白銀=1貫銅錢的話 ，那么此時明朝的財政收入僅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盡管這已經是南宋滅亡的300多年之后，盡管明朝的國土要遠遠大于宋朝。清朝的財政狀況比明朝要好一些 ，國家初定的順治7年（1650）歲入1485萬兩。咸豐年間（1850前后），歲入約為3000- 4000萬兩。數量仍然遠遠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3儵Γ烙嫗?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直到清朝末年，國家歲入才達到了宋朝的水平。（由于兌換率折 色率等方面原因，可能會對宋朝的歲入有所高估，但即使如此，宋朝的歲入遠遠大于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依然是一個無疑的事實）

那么那龐大的財政收入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看一下下面一組數字就知道了。熙寧10年 （1077）北 嗡 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其中農業的兩稅2162萬貫，占30%，工商稅4911萬 貫（這個數字究竟有多大，我們可以比較一下，明朝著名的 潑曰實 明神宗（萬歷）以“礦稅”的名目，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壓榨工商業者，8年間總共搜刮到了200萬兩白銀， 不足宋朝的一個零頭），占70%。這個數字說明，構成國家財政收入主體的，已經不再是 農業，而是工商業了，農業社會已經在開始向工業社會 那 邁進了。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并不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而是國民經濟飛速發展，工商業極度繁榮，生產力 水平提高的結果。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對大量小自耕農直接征收農業稅一向是國 家統治的基礎，像宋朝這樣的情況實在是絕無僅有，直到清朝末年，工商業收入才再一次超過了農業稅。

由于大量獨立的小自耕農不再是國家生存的根本，宋朝得以采取了與其他王朝迥然不同 的土地政策——“不抑兼并”。數千年來，中國傳統上一向將土地兼并視作國家大害， 千方百計加以抑制。以至于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朝代開國時重新分配土地，造就出 數百萬個小自耕農；經過上百年日積月累，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家喪失稅源，一 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挺而走險；大規模農民起義爆發， *** 崩潰，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 土地。這種做法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的產物，它固然可以保證大多數農民都能有一些土 地耕種，但另一方面，這種做法也限制了分工，限制了集約經濟的發展，限制了工商業的興起，將中國社會牢牢的捆在自然經濟之中。而且，這并不能完全阻止土地集中的趨勢，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新分配一次土地，而每一次對土地的重新分配幾乎都要伴隨 著大規模的戰爭與破壞。

宋朝的做法卻使它得以成功的跳出了這一循環。一方面不抑兼并，使土地能夠集約化的 經營，并騰出大量剩余勞動力（據估算，當時不足1%的人口占有了全國土地的70%，而每年進入流通市場的土地占全國總面積的20%）；另一方面成功的發展了工商業，不僅僅吸收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僅信州鉛山的一個銅鉛礦就常雇有十余萬礦工，日夜開采），更 重要的是促進了社會經濟，生產力的飛速提高。這不禁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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