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宋朝海外貿易發達的原因的史料(為什么宋代經濟這么發達)

北宋時期，自由商業一直是存在的，政府對禁榷之內的物品視具體情況予以不同程度的開放，如食品、服裝等民間日常生活用品，一般由民間資本自由經營，國家則予以宏觀管理；糧食、紡織品、藥品等，由民間資本和國家共同經營；即使是榷貨中最重要的食鹽、茶、酒曲，甚至是絕對由國家控制的海外貿易，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開放。《宋史》中記載：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經濟學家周伯棣在《中國財政史》一書中寫道：天下之茶，多由政府壟斷(行公賣法)，惟于川、陜、廣南，聽其自由賣買，這便是自由貿易制。

利弊并存的禁榷制度

禁榷制度是一個歷史產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對北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宋朝加強禁榷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宋史專家汪圣鐸認為：宋朝禁榷收入在財政中居于與兩稅并駕齊驅的地位。

某種程度上，禁榷制度為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制定了一定的規范。這些禁榷的商品大多是不便由私人經營的大宗貨物，如對外貿易，由于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且海路兇險，風險過大，私人很難經營；或者是與國計民生及國家財政有著重大關系的物資，如食鹽、酒、茶、糧食、銅、鐵等，如前所述，這類物資若交由私人資本經營，則很難形成規模，而且對國家安全也將構成威脅。

宋朝與少數民族的邊界貿易，也加快了民族之間的融合，有助于宋朝和西夏等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而茶馬貿易則是榷茶的重要內容。宋代與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通過茶馬互市貿易促進了雙方經濟的繁榮。首先，擴大了茶和馬的市場，推動了畜牧業和茶業的發展；其次，帶動了其他商品的交換，高寒草原地區的牛、羊、獸皮、藥材和其他農副土特產大量流入漢族地區，而漢族地區的絹、布、陶瓷、食鹽及其他手工業品和農副土特產也大量進入少數民族地區，不僅促進了當地手工業等產業的發展，同時頻繁的經貿活動，也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的交流，對推動邊疆地區的開發和社會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代茶馬貿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統一。吐蕃驅馬來買茶，少則幾百人，多則幾千人，既有官員，也有百姓，與漢族各階層人士進行廣泛的聯系和接觸，這就有利于促進雙方的溝通，增進理解與友誼。西部地區的吐蕃就是通過茶馬貿易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統治的，邊疆地區也比較安寧。西夏與宋對峙時，茶無來源，引起了西夏人民的不滿，迫使西夏與宋議和，購進茶葉。在宋孝宗時，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曾因為宋朝一度中斷茶馬貿易而聚眾擾邊，要求恢復互市。因此，茶馬貿易對增強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對宋王朝的鞏固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雖然禁榷制度為宋代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禁榷制度最大的害處就在于它嚴重阻礙了中國封建自由商品經濟的發展。宋史專家姜錫東認為：禁榷制度排斥、限制私人經營，壟斷產銷經營之利，憑借政權力量對商品流通(有時包括生產)進行壟斷，通過壟斷價格，攫取高額壟斷利潤。這種制度對民間商業資本的阻礙作用是非常大的。北宋時期，一些地區的部分行業里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先進生產方式，然而，由于政府壟斷，民間商業資本始終無法同商業生產直接聯系起來，這樣，民間商業資本就無法自由地轉化為產業資本以擴大商業再生產，所以宋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無法發展壯大。另外，宋代通過禁榷制度與民爭利，嚴重壓縮了中小商人的利潤空間。由于利薄甚至無利可圖，無法刺激商業生產者擴大商業生產，嚴重降低了民間商業資本投資商業的熱情。

禁榷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許多人為原因導致了種種偏離，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的政府固然是為了維持中央財政的需要強化禁榷制度，然而若由財政需要走向極端，就會成為不擇手段的搜刮。例如，北宋時期為了保證禁榷收入，對官員實行立額之例，以定額的完成情況作為對官員賞罰的標準。地方官員出于自身仕途的考慮，往往將定額強行攤派給百姓。而官造產品常常質量差，百姓不想買也得買，受其殘害至深。蔡京為了增加茶鹽之利而屢變茶鹽之法，導致許多商人破產。榷利太大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王小波起義的直接導火索就是北宋政府對四川地區實行榷茶，王小波、李順都因販茶失職。

由于政府的榷法過于嚴厲，北宋的私販鹽商屢禁不絕，這些武裝起來的私鹽販子經常成群結伙活動，給社會治安造成了嚴重威脅。在河北、山東地區，由于政府的過分壓榨，流民問題也很嚴重，許多人甘愿冒著被政府捉拿的危險成為盜寇。這些都給社會穩定構成了威脅。由此，許多士大夫認為政府應該減輕禁榷的程度，不與民爭利。歐陽修、蘇軾明確反對過度剝削商人。

總之，禁榷制度在宋代發展得更為復雜，也較先前更為嚴厲。雖然在某些方面，它確實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榷利過大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而且比起它所帶來的積極影響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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